襁褓里的分家单

《襁褓里的分家单》

樟木箱最底层的宣纸边角泛着焦褐色，那是1998年夏天漏雨时被潮气洇染的痕迹。父亲总说这张1974年的分家单比我的年龄大七个月——我是那年三月初三卯时落地的，脐带刚剪断，爷爷就用新采的槐叶煮水给我擦身，说京畿地界的男娃娃要沾点老槐树的硬气。

深秋的煤油灯把土炕照得暖黄，我被裹在蓝粗布襁褓里，鼻尖还留着槐花饼的甜香。外屋八仙桌上，时年24岁的父亲田国祯正与小他三岁的叔叔田国良对着灯影抽烟，烟袋锅的火星子明灭间，能看见父亲袖口还沾着春播时的草屑——他在公社良种站负责盐碱地改良，裤脚的白霜是上午在试验田踩出来的。叔叔棉袄上补着半块供销社的化肥袋，手指因为常年握犁把，关节处鼓着发亮的老茧，21岁的他刚添了第二个儿子，裤腰上还别着半块给娃娃擦嘴的旧毛巾。

村小学的刘先生握着笔沉吟："老大家添了小子，正是费粮的时候，老二你看..."叔叔打断他的话，烟袋重重磕在铜烟嘴上："别绕弯子，咱爹跟着我过。"父亲把搪瓷缸往桌上一蹾，缸里的玉米面糊晃出一圈圈涟漪："你家虎娃才满周岁，西厢房新糊了报纸，爹住着不挤。"爷爷坐在炕沿扒旱烟，鞋底的泥灰簌簌落在我襁褓边："别争了，我这把老骨头，跟着谁不是吃口热乎饭？"

刘先生突然笑出声，笔尖在砚台里荡开墨花："三月初三生的小子带福气，就让大爷跟着老大家先住，等开了春再挪窝。"他舔了舔笔尖，在宣纸第二行写下"每月初一辰时交接"，墨迹落在"交"字上时，特意描了个麦穗边，"农忙时去老二家搭手，冬闲回老大家暖炕，两家都不误。"——父亲是长子，按规矩本应承担主要赡养，但叔叔执意要分担，最终定了轮值的法子。

最清楚的是宣纸上第三段，小楷字比我的指甲盖还小："国祯每月出细粮三斗，国良出粗粮五斗；逢单月国良家送棉柴一车，双月国祯家供煤油半瓶；若大爷染病，两家轮流守夜，国祯抓药，国良熬汤..."写到这里刘先生突然停笔："大爷的旱烟呢？"父亲从裤兜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他在良种站偷偷育的黄花烟种："我跟农技员学了育苗，开春能移栽半垄。"叔叔从怀里掏出个铁皮盒，里面是晒干的红薯叶："我这还有去年藏的碎烟丝，够爹抽到腊月。"

墨迹未干时，爷爷突然从裤腰摘下那杆黄铜烟袋，烟嘴处被岁月磨得发亮——这是太爷爷闯关东时带回来的，铜胎上的牡丹纹早已模糊，却被爷爷擦得锃亮。"老大收烟嘴，老二收烟杆，"爷爷粗糙的拇指划过冰凉的铜件，"我留个烟锅子，凑合能抽。"叔叔猛地站起来，木椅在砖地上划出刺耳的响："爹这烟袋跟了您三十年，哪能拆了分！"父亲别过脸去，盯着窗台上给我蒸槐花饼的竹屉——那是家里唯一的细粮，奶奶说要给哺乳期的母亲补身子，父亲却偷偷掰了半块塞进我嘴里。

后来这张分家单被郑重地贴在我家东厢房的土墙上（父亲作为长子住东屋），每月初一辰时，叔叔总会准时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有时扛着半袋新磨的玉米面，有时提着一捆晒干的棉柴，布鞋上永远沾着田埂的泥土。父亲则会提前把土炕烧得温热，炕头摆着母亲新纳的棉袜，袜底绣着小小的槐树叶——那是京畿土地上最朴素的祝福。爷爷坐在中间的榆木太师椅上，抽着用烟锅子临时接上竹杆的旱烟，看着两个儿子在灶台前忙碌，烟袋锅里的火光一明一暗，像极了村口老槐树上闪烁的星星。

如今75岁的父亲仍住在老宅院，每日清晨扛着锄头去侍弄门口的菜园，垄上的黄花烟长得比人还高。他那杆黄铜烟袋早已重新配了完整的烟杆，却总说不如当年用竹杆接的顺手。去年中秋全家团聚，72岁的叔叔拄着拐杖从邻村赶来，哥俩凑在玻璃相框前辨认泛黄的字迹，叔叔的小孙子指着"田国良"三个字笑："爷爷当年才二十一岁，比我现在大不了多少呢！"父亲摸着叔叔发灰的鬓角："你婶子总说你把细粮往我家扛，自己啃窝头。"叔叔啐掉烟头："你在良种站攒的烟纸，够咱爹卷一冬天的旱烟，比红薯叶强百倍。"

窗外的老槐树又添了新枝，树影透过铝合金玻璃窗落在分家单上，把"田国祯""田国良"两个名字衬得格外清晰。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抚过泛黄的纸面，忽然说："那年月穷啊，可穷日子里的人心，比现在的商品房还实在。"叔叔望着远处的盐碱地——如今早已种满抗灾小麦——接过话茬："分家单上没写的，是你嫂子偷偷给咱爹做的棉裤，是我家虎娃子给爷爷暖脚的铜汤壶，是每月初一雷打不动的交接..."

暮色里，父亲又往烟袋锅里填了些自种的黄花烟，火光一闪一灭间，我仿佛看见1974年的深秋与2025年的黄昏在烟雾中重叠。那个在襁褓里见证分家的男娃，如今看着两位古稀老人把分家单重新收进樟木箱，箱底还躺着那截当年分家用的黄铜烟嘴——它不再是分割的信物，而是串起岁月的纽扣，让兄弟俩的肩膀，在四十年前那个飘着槐花香的夜晚，就已牢牢担起了京畿土地上最本真的孝道：不是财物的分配，而是人心的称量，是粗瓷碗里的热汤，是土炕上的暖意，是永远在初一清晨准时响起的，叩门声里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