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一儿童节”

今天原本准备下河垂钓的。一起床，就听到窗外哗哗啦啦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以为是风吹杨树叶呢，就到阳台上去查看。打开门，一股湿气扑面而来，密密麻麻的雨丝接天连地，哗哗作响，我一下兴奋起来，禁不住喊道：“下雨了！下雨了！”

老伴不经意的说：“下雨了，你钓不成鱼了，还高兴？”

“当然高兴啊！一冬三个月没下一场大雪，开春几个月了，没下一场透墒雨。洋芋、苞谷都出不了苗，地里都干透了，河里也快干涸了，再不下雨，想去钓鱼都没地方了！”我回答道。

“那你干啥？”老伴问道。“写点东西。”我随口回答着就走进书房打开电脑，准备先看看朋友圈。结果屏幕一打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彩色图片就轮番播放。看到一幅幅精彩夺目的图片，不由得回忆起了我的“六一儿童节”。

在我的记忆中，只过了一次“六一儿童节”，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孙老师亲手为我们十几个孩子带上了红领巾，让我们举手宣誓，随后就宣布我们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了。我激动了好一阵子，每天把红领巾戴在胸前，很骄傲的在学校里走来走去，不时还抬手摸摸红领巾。不过这种骄傲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就烟消云散了。因为我上小学四年级了，离开了杨泗小学，再也没过“六一儿童节”了！

我不停的翻看着一张张精美绝伦的“六一儿童节”图片，记忆尤如潮水般汹涌，童年往事也一股脑的涌现。

我上小学那会儿，很不正规，既要上课还要参加各种劳动，还要完成勤工俭学任务。我第一次去学校，大约四五岁。大人（父母和二姐）都去生产队劳动，没人管我，只能跟着小姐一块去学校混日子。小姐也就十来岁，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哪有能力照顾我呢？我记得学校就在大姑家河对面，一间茅草屋。左边挨着一户姓丁的人家，右前方距离两丈许，靠河住着一户朱姓人家。教室里没有课桌，是用砖坯垒两个土墩，上面搭块一尺多宽的木板当课桌。凳子是一尺多高的圆木墩子，也有孩子从家里拿来小木凳，小方桌，条件极为简陋寒酸。

老师姓啥我早就忘了。大约只有十来个孩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老师带着这些孩子在河里捡雪白的鹅卵石，运到朱姓人家房后的半坡上，清理出一条长约二十余米，宽约十米的坡地，用锄子挖一尺来深的一条又条壕沟，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直到用白色的鹅卵石摆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标语，我才明白过来。不过我没有参入。老师不准我跟着他们上山，怕出了事他要担责任。而我就只能在朱家院坝边一株抱粗的梨子树下自己玩，树杆上匆匆来去的蚂蚁就是我的伙伴。

我在这里混了大约不到半年就迫不得已回家了。原因是从我家到学校要过两道河，那时候河面很宽，水很大，有的地方搭有木桥，有的地方要过跳石，跳石间的距离有远有近，我经常跳进河里，有一次差点被水冲走。我每次掉进河里，小姐就会被母亲狂揍一顿。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让二姐不去生产队干活，在家管我和喂猪养鸡。我第一次上学就这样夭折了，自然也没有过“六一儿童节”了。

第二次上学是在杨泗庙小学。离家五里地，每天天不亮，隔壁邻舍的孩子们就打着火把，沿途吆喝着往学校跑，很热闹。

我的启蒙老师姓曹，是个弓腰驼背的小老头，模样记不得了。曹老师上课总是板着脸，也没有课本，教我们学习古诗词。他用粉笔极为工整的把诗词写在黑板上，让我们抄在本子上，再给我们讲解，并要求我们背诵下来。他经常教导我们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曹老师的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也因为这句话，我在不经意间就会想起他。

曹老师教我的时间很短，大概不到一年。随着春季开学改为秋季开学，我就上二年级了。学校的四五六七年级撤掉了（六七年级是初中），我的班主任就换成了孙老师。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曹老师。

孙老师像一位慈祥又严厉的母亲。在学习上对我们很严苛，在生活上对我们像慈母一样关爱。四五六七年级撤掉后，只剩下一二三年级，都是十岁上下的小孩子，害怕我们起早贪黑在路上跑着不安全，就让我们住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贩子很猖獗，我们大队就有十几个孩子和少女、少妇被拐卖了，1983年严打开公审大会，我才知道了真相。）

宿舍离学校大约二百多米，是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原本是杨泗庙的庙产，如今成了我们十几个离家远的孩子的宿舍。学校与宿舍之间隔着周家院子。只有走过周家院子，才能看到宿舍。宿舍进门右手住着五六个女孩子，左手边就是我们十二三个男孩子。孙老师既要教我们读书，还要给我们做饭，每晚半夜三更还要到宿舍为我们盖好被子，如今回忆起来依然似冬天的太阳晒在身上。

回想我们那个年代上学，只学语文数学，就两本书，考试大多数都是满分，很轻松。难的是下地干活，最难的是勤工俭学。种地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虽然难，但也能干好。大人从小就教孩子如何播种、间苗、除草，样样农活信手掂来，只不过力气小，做起来艰难罢了。

最让我们痛苦和煎熬的是勤工俭学。那时候挣钱很难，难于上青天。我们都是小孩儿，去哪挣钱？孙老师四处奔波，最后联系上供销社，让我们制作烤烟杆、搬运门框料、烧炭。

制作烤烟杆的活还轻松些。自己力气有多大就砍多少竹子，全凭自己掌握，用不着出蛮劲。学校柴山距离学校也就两三里地。我记得每次进山也就砍二三十根五分硬币粗细的竹子，剃掉枝叶，仅留竹稍上的二三个枝叶便于打捆和拖行，也就二三十斤。打好捆后，竹稍一头扛在肩上，竹兜一头拖在地上，拖着竹子就走。一路听着竹子敲打地面的“哗哗”声，很轻松就回学校了。把竹子仍在操场上，再用手锯截成两米长的竹竿，一根烤烟杆就做好了。每一百根打成一捆，每个学生要完成五百根的任务。砍一回竹子，手上全是血泡，筷子都拿不起来，不过那时候吃饭要不要筷子无所谓，每顿饭都是稀溜溜的苞谷糊汤，能照见人影，几口就能喝掉一洋瓷碗，吃过之后，几泡尿尿完，肚子又饿得咕咕叫。我们男孩子还坚强些，咬着牙巴骨用针把血泡挑破，挤掉血，痛感就减轻了，过两天脱层皮也就好了。女生就不行了，胆小怕痛，不敢下手，每次都会躲在宿舍嘤嘤啜泣。

冬天砍柴烧炭就比较难了。砍一天柴，手上的血泡磨破，鲜血染红了刀把。极寒天气，手从刀把上拿下来，都能听到撕裂的刺啦声。烧炭的过程其实很简单，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首先是把粗细均匀的树木砍倒，截成两米多长的段木，就近在坡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略带斜坡的一米左右的土坑，最底层铺上枯枝和杂草作为引火柴，把截好的段木一根根摆放进炭窑中，段木压得越紧密，烧出来的碳越好。放好段木，再盖一层杂草和树叶，然后盖上十几厘米厚的细土，土要拍严实，不能漏气，只在炭窑顶头留三个出烟孔，做完这一切，就可以点火了。火烧旺了就封住火门，大约七八天后，出烟孔不再有烟子冒出来了，就封掉出烟孔，再过四五天就可以出碳了。烧炭的事我记得只做了一个冬季，就再没做过，而我却学会了一门手艺。

运门框料是一件很重很重的体力活。原材料在山上，从山上运到储料场大约十多里崎岖不平，沟坎纵横的山路。一根木条长三米，宽十厘米，厚六厘米，重约三四十斤。我们只不过十岁左右的孩子，一个人扛不起，就两个人抬着走。沉重的木条压在我们稚嫩的肩膀上，每次肩膀都会红肿，有时候还会磨出血，我们只能咬牙硬挺着。因为完不成任务就要家里交钱，家家穷得盐都吃不上，哪有钱交啊！

孙老师看着伤痕累累的我们，也很心痛，但没办法改变。她就尽可能的为我们改善伙食，把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腊肉熬一锅肉汤，再做些火烧馍，给我们补充营养，恢复体力。每当想起当年腊肉汤泡火烧馍的时候，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嘴里的口水也不由自主的开始打转。

我们那时候上学，受尽了艰难困苦，也磨炼了坚强的意志，要不然我也不会坚持到底完成学业。我虽然没再过“六一儿童节”，但我童心未泯，今天看到一幅幅各地上传的“六一儿童节”丰富多彩的照片，我很激动，也很甜蜜，好像听到了“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中”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

2025.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