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化沿革中的两晋南北朝

浅议文化沿革中的两晋南北朝

-----------读 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之《总论》 有感

      购得吕思勉先生著《两晋南北朝史》，喜不自胜，闲暇之余拿来品味，感慨良多。此文为读先生之书第一章《总论》有感而发。

“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吕思勉语），诚然也，自魏晋上溯至秦汉，中国四海一统，华夏日趋繁盛，德威并举，四夷宾服。独漠北有恙，秦汉之际，匈奴袭扰，边民生灵涂炭，前有始皇帝筑长城，后有汉高祖见围于白登。雁门代郡之地，百姓莫不闻匈奴之强悍而丧胆，文景二帝，忍辱负重，罢弃兵甲，修养烝民，遣使说匈奴单于，以通婚姻，明示永结和平之心。孝武皇帝雄才伟略，仰赖祖父之遗德，昭雪高祖白登被围之耻辱，建名堂，修制度，兴兵甲，殷府库，穷尽民之力以御外侮。当是时也，盖因武帝一朝内有贤人谋士，外合将帅良才，驱逐匈奴，安民靖边，后世虽多诟病汉武穷兵黩武，然亦必因之幸甚。匈奴侵边，为祸数年之久，终以其制度文化亚于中原之农耕文明而致分崩离析，遂成颓败之势，北匈奴西迁而去，南匈奴则归附汉朝。凡武帝一朝，大小战役数十次，期间，名将辈出，前有李广，卫青，后继霍去病者，将士同德，以绝后患。

越二百余年，东汉桓灵之朝，制度不修，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环伺宇内，前有陇西颍川董卓擅权自重，后有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幽州涿郡人刘玄德兴居益州之地，曾三顾草庐之间，问政于诸葛孔明，兴蜀汉霸业，孙氏据江东，称霸东南一隅，九州遂成三足鼎立之势。当是时也，漠北诸胡渐成乱势。后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华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曹孟德兴霸业，南征北讨，蜀汉东吴合谋，联兵抗曹，曹孟德志在澄清宇内，一统华夏，然蜀汉，东吴皆不乏贤臣良将，诸葛武侯，智谋过人，胆略超群，素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辅佐蜀汉昭烈帝，周公瑾性度恢廓，兼具“王佐之资”，是以，三足鼎立之势遂不能破。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昭烈帝薨，刘禅继统，史称后主。盖因后主懦弱，实非中兴之主，武侯纵有北伐之志亦不足以挽蜀汉于即倒，亮虽谋略有方，无奈北伐崎岖，终因劳累过甚而致病情日笃，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殁于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

曹丕篡汉，传檄讨蜀，遣将军邓艾为先锋掠蜀汉之地，成都不日而下，蜀汉宫室具废，自后主及嫔妃，大臣而下悉数被掳北上，蜀汉皇室及诸大臣皆拘于洛邑。某日，司马仲达子昭宴饮诸宾客，后主及蜀汉旧臣在座，席间，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靡靡之音令人陶醉，后昭招歌伎数人献故蜀技以助兴，蜀汉旧臣皆感怆，莫不泪涕俱下，昭睥睨后主，笑而问曰：“安乐公，思蜀否？”后主正襟危坐，对曰：“此间乐，不思蜀矣。”此言一出，后主旧臣俱惊叹，相顾而视，面面相觑。“乐不思蜀”遂成笑柄。上文皆系族内相煎，实为一统天下计耳。

     乱世之间，族群角力，两族相遇，必有文化之冲突。文化之兴替可决两族之胜负，吕思勉先生所言，诚如是也。籍载华夏，凡五千年之文明，有文字记录者，历三千余载，中国民族之于异族，皆不因兵器之优劣，争战之不竞见其劣，而终能以文化同化异族方能见其优矣。所谓乱世之争，中国民族见于劣势者，皆为一时非一世也，中国民族尝见侮于异族，盖因执掌权柄之昏愦之君，奸佞之臣之所为也，或曰，中国之见侮于异族，乃由执治理之权者之劣弱。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后汉自安帝刘祜（hu）永初以降（永初元年即公元107年，岁在丁未），政权皆由外戚，宦官专擅，至灵帝刘宏中平六年（中平六年即公元189年，岁在己巳）董卓入洛，凡历八十余载，纲纪废弛，奸臣弄权，朝纲紊乱，可以想见。

两晋南北朝乃中国之大乱世。乱世之间，所谓胸怀天下者实为好名嗜利之徒耳，好名嗜利之辈皆心怀叵测，曹魏短命，皆由阴谋相争之故也，阴谋相争终致人亡政息之恶果。大争之世，社稷积弊日久，人心相竞猜忌，进则思徼利，退则谋自全。司马宣王（宣王者，司马懿是也）为人善谋，或曰多疑，其惟计是图，纵然曹爽有志亦不得焉，“高平陵之变”皆由宣王设计而生，曹爽之辈因阴谋之争落败而见杀，幼帝曹芳遂为司马氏之傀儡。宣王之后，景王（司马师），文王（司马昭）莫不如是也。

吕思勉先生尝言：“夫国之所恃为桢干者，固非一二臣卫，而为士大夫之群。”，奈何魏晋之际士大夫之学异于两汉，其文辞歌赋亦迥于斯时也。两汉之际，士大夫拜谒先师圣人之庙，崇尚五经之学，而两晋之时五经皆束之于高阁，士大夫独研习《易》而已，士大夫弁髦 （bian mao，鄙视，瞧不起）名、法、儒、墨，纵横而专于道也。当是时也，士大夫之流推玄学，尚清谈，文辞歌赋注重华丽，责其实也，或谓兔角龟毛（指无用之物），穷其两晋之际，士大夫终莫能振起以兴社稷。

两晋之际，汉族与异族互通婚姻，杂居而兴，河洛之间汉族南迁甚众，江汉流域山民杂居期间，山民渐次为汉族所同化，南方诸族逐渐开化，文明渐次盛行。籍有载曰，自轩辕黄帝迨至秦汉，华夏文明之中心遍布陇西汾渭之间，崤山河洛之域，秦汉以降，中原一统，天子奖励耕桑，膏腴之地，农畜兴旺，汉族之农耕文明优于夷狄之游牧文明，所谓五胡乱华，盖因异族思攀附汉文明之高贵，欲效法其制度，遵习其文化而已。诚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试观五胡造作史实，绝无自夸其种族，只有自夸其种姓可知”。南北朝之后汉刘渊便可为佐证，刘渊实为匈奴之后裔，或曰刘渊以刘为姓氏盖因其欲师承汉高祖之遗风，行号召之能事而已，诚实为攀附汉文明之高贵也，五胡贵胄徒以为羡慕汉族之文化耳，五胡受中原汉文化涵育之深，可见一斑。

    纵览两晋南北朝之故事，可悟其文化，制度，民事，军事之融合之情势，然大争之世，族群影响之深，王朝更迭之繁甚是繁琐，吕思勉先生之《两晋南北朝史》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先生引《三国志》，《晋书》之句，加之其见解之独到，剖析两晋南北朝史实不可谓不深刻，先生治学之严谨实为吾辈学习之楷模。研习先生之书，能使人拨开历史之重重迷雾，前往彼大争之世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