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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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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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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鱼的夙愿

腊八节前夕一次朋友相聚,重庆华岩寺博物馆的小黄带了些拓片送大家,是他在渝东南做佛教文物调查时拓的。在座各位都领到了一份,最后一张是在老院子的柱础石上拓的“鱼化龙”,归了我。真是大喜过望。鱼化龙为中国传统寓意纹样——得鱼化龙,青云直上。

今年是龙年,我生命中重要的一个本命年,六十花甲;而鱼,又是我几十年来一直唯一喜欢的动物,从七八岁开始,至今都当宠物在喂养。

这幅拓片构图完美,底部滚滚的水波纹中有一条翻腾的鲤鱼,升出一股仙气,空中一条祥龙在如意云纹里飞舞……当即,我把拓片送去装裱店,新年到来前挂上了客厅的墙壁。图个好兆头。

公元763年,即唐广德元年,“涪州大旱,长江水枯。”这是《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记载的内容,后面括号里有一句注解:“于城北长江的白鹤梁首次石刻记载。”《涪陵市志》中介绍白鹤梁:“系长江中一天然大石梁……当水位极枯时,整个石梁长1600余米,宽10余米至30余米……古称巴子梁。相传唐代尔朱仙与白石鱼(渔)人曾于石梁上修炼后乘白鹤飞升,白鹤梁因此得名。”涪州、涪陵市皆指今重庆市涪陵区。

上述“白鹤梁首次石刻”为两条石鱼,不知何人在唐广德元年凿刻于白鹤梁上,后人称“唐鱼”或“广德鱼刻”。之后,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又刻有多条石鱼于梁上,圆雕、浮雕、线刻手法都有,共计十四尾。最大的一尾石鱼长二点八米,宽一米多一点,清嘉庆十八年(1813),涪州太守张师范用圆雕手法在一整块凸出的石头上凿刻,重约三吨半。这么大一条鲤鱼,算是很夸张。我觉得最乖巧的要数涪州知州董维其的浮雕石鱼,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长四十七厘米,宽十四厘米,鱼身圆肥,扇动着两只也肥大的胸鳍,它嘴巴闭合上翘,像嘟着嘴,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让人喜爱。

估计“唐鱼”刻痕较浅,长年经江流冲刷而模糊不清。好在梁上有石刻记载,北宋皇祐元年(1049),转运使尚书主客郎中刘忠顺“留题涪州石鱼诗一章”,前两句曰:“七十二鳞波底镌,一衔蓂草一衔莲。”其意是两条鱼刻于水中,共七十二片鳞甲,一条口含蓂草,一条口含莲。蓂草,传说中的一种瑞草。

九百多年后,到了清代初期,“唐鱼”更为模糊,几乎不见其影。康熙二十四年(1685),涪州知州萧星拱命石匠重新凿刻两条鲤鱼替代,并题记:“……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遂命石工刻而新之……”重刻的两条鲤鱼应在“唐鱼”处,因两鱼之间,右边一条的尾巴下方隐约可见一个鱼头,很可能就是“唐鱼”遗痕。紧挨右鱼尾部上方还有“石鱼”二字,“石”在其尾脊处,“鱼”字虽被鱼尾覆盖但可辨。萧星拱重刻石鱼精细,每条各有鳞甲三十六片(一说三十七片),一前一后作溯江漫游状,栩栩如生。前鱼长一百厘米,高二十八厘米,口衔莲花;后鱼长一百零五厘米,高二十七厘米,口衔蓂草。

白鹤梁上除石刻鱼外,另有二幅观音像和一只白鹤图,但最多的是文字题刻,共一万二千余字,作者达五百三十多人。甚至有元朝时的蒙古八思巴文一处,涪陵区博物馆馆长黄海先生译读,大意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誉。文字题刻以诗、记、铭等文体记事、写景、状物、言情,多者二三百言,少则几个字,篆、隶、楷、草、行各体有之,虞、褚、颜、柳、欧等流派异彩纷呈。

白鹤梁上鱼及图、文石刻共计一百七十九段,其中有九十五段非常珍贵的水情记录,留下了一千二百多年间六十五个年份的川江枯水水文资料,为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史料数据。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萧星拱重刻石鱼”的眼睛海拔高程为137.91米,与当地零点水位线几乎一致。“当地零点水位线”以当地多年最枯水位平均值确定,主要用于航道整治及水文分析。这对三峡工程库区175米蓄水方案的最终确定,也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白鹤梁因此被誉为长江上古老的水文站。

川江极枯水位时,古人为何要在江中石梁上刻鱼凿文呢?北宋刘忠顺留题在白鹤梁的“石鱼诗”中有这样两句:“出来非共贪芳饵,奏去因同报稔年。”意为两条“唐鱼”出来不是贪图美食的,而是共同奏报丰年喜讯。据民间传说,当年冬月至来年春季,川江枯水期水位越低,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的希望越大。于是,古人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每遇低水位年份时,便在江中裸露的岩石上一次次凿刻文字,再一次次期待石鱼、石刻显露。距离“唐鱼”年代最近的北宋开宝四年(971)石刻《谢昌瑜状申题记》,其中便含有此意:“……问古老咸云: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

白鹤梁上有很多历代“石鱼见丰年”石刻:明天顺三年(1459),重庆府阴阳学正术(官名)戴良军刻诗曰“祥鱼出水羡丰年……”;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庠士(秀才)徐上升与杨名时各题刻《预兆年丰》诗一首;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涪陵本土书法家刘镜源盼望丰收,在白鹤梁上刻联“白鹤绕梁留胜迹,石鱼出水兆丰年”……据说,清代涪州有位名叫濮源的州官,在任好几年,想看一眼白鹤梁上的那两条石鱼,直到离任也没如愿,只好带着遗憾离开。

我知道欧洲的一些河流中也有枯水石刻,最早时间是1417年。不同的是,他们不认为是丰年征兆,反而称之“饥饿石”。这名字是船工取的,因为河水极枯,不能行船,没有了收入,就会挨饿。德国沃尔姆斯附近的莱茵河有一处石刻,文字简洁:“1947年是饥饿之年。”2022年8月,欧洲经历了五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捷克易北河水域一处1616年的石刻又露了出来,上面写着“如果你看到我,那就哭泣吧”。

在德国小城布莱克德边的易北河有一块饥饿石,上面刻有这样一句话:“当这块石头沉没时,生活将再次变得丰富多彩。”

白鹤梁上石鱼现,真的会是丰年吗?

清光绪元年(1875),川东兵备道姚觐元在白鹤梁上题记:“光绪乙亥冬,鱼出,岁其大稔乎?喜而记之。”这句话的标点符号虽由笔者所加,但其“乎”字是助词和叹词,表示疑问或反结以及叹语气。姚道员用在此处,并不肯定,也许是一种希望、企盼,因为上一年涪州大旱。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载:“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涪州三年屡旱,收获仅十之二三。州境饥民逃荒到贵州、遵义、铜仁等地数千家。”也就是说,1874年至1876年,包括石鱼出的1875年,涪州连续三年大旱,收成只有以往的十分之二三,几千家饥民逃荒到了邻省。

1937年,白鹤梁上的两条石鱼又露出水面,这年石刻较多,共八段,其中涪陵当地诗书名家题诗:“双鱼石出兆丰穰,弟后兄先叙雁行。”而《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记载这年的灾情却长达一千八百字,算是较详尽记录的年份之一:“继全川上年遭天灾,先之以春荒,续之以夏旱,自秋冬至当年春夏连月不雨亢阳,无法播种竟至饮水亦成问题,饥殍载道,灾情之惨、灾区之广为近百年所仅见……涪陵清明节后,水稻无水播种。入夏后赤日肆虐,农作物枯萎,引火可燃,玉米无收,红苕不能栽种……”《涪陵市志·大事记》也载:“……每日到南沱黄金梁采观音土者不下1000人。据省民政厅调查,全县灾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观音土色白而黏、糯,荒年时灾民用以充饥,食后不消化,解便困难,多食则凝结肠内,能致人于死。

在1937年的石刻中,有何耀萱《白鹤梁记》曰:“……相传水涸鱼出,出则岁丰……命舟渡梁眺览。□周果见鱼出。窃思涪陵亢旱六载,于兹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今天显仁爱,示兆于石,斯亦吾民之大幸也。”这位先生述,涪陵旱灾已经六年,老百姓无以为生,到处都是痛苦呻吟之哀嚎。今天石鱼显示仁爱而出,是老百姓的幸事。从《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查得,1932年至1937年,涪陵连续六年大早,灾情十分严重。何先生是心善之人,怜悯百姓,面对如此严重的旱灾,仍寄希望于来日。

白鹤梁的“石鱼”属民间吉祥文化范畴,是一种夙愿。而欧洲的“饥饿石”直接表达出忧患意识与警觉性。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属性,各自存在。是与否、对和错,读者自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峡库区蓄水后,白鹤梁及石鱼再也不现。但可以经常去见了。

2001年三峡库区蓄水在即,白鹤梁将永存江底。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无压容器”保护方案,即在白鹤梁外修建一个钢筋混凝土“罩体”,内充满过滤后的长江水,使之与长江水隔离,并基本处于水压平衡状态。这样可防止长江水长年对石刻的冲刷损坏。罩体内沿白鹤梁建筑一条耐压金属材质的参观廊道,廊道壁上开设二十三个玻璃观察窗。2003年,罩体开始实施,2009年建成。

盛夏的一天,我随九十米长的自动扶梯缓缓抵达川江四十多米深处——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题刻原址参观区。行走在廊道里,透过玻璃窗,在灯光照射下,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萧星拱重刻石鱼”,它俩在水中游弋、追逐。

其实,在踏进博物馆地面大厅时,我还一眼见到了涪州太守张师范那尾最大的石鱼。2006年在“罩体”建设中,发现它已与石梁剥落,文物管理部门采取异地保护措施,搬迁存放在涪陵区博物馆内。2012年移至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摆放在最显眼处,供游客驻足观赏。

腊八节那天,我得到的“鱼化龙”拓片也算是“石鱼”,它来自柱础石上的雕刻图案。现在,我的书橱里又摆放着一块真正的“石鱼”。前不久参观重庆某区博物馆时,见他们文创店有古生物鱼化石卖。鱼长不到七厘米,连带石块也只有巴掌大,但我仍赶紧买下一块。不为预兆,也不仅是寓意,纯粹喜欢。

好友余诗人看了这块鱼化石,诗兴大发:

一条鱼活生生地游进石头里

永远保持自由的姿势

这个过程多么漫长

完全无视外界的诱饵

亦如人世间的我

在无限的安静中充满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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