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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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1年春节来临，单位伙食团安排职工团年。我刚工作一个月，正好赶上。我第一次参加单位的团年宴，十来张大圆桌摆在大会议室里，每桌堆满了好吃的菜。大伙吃喝得正高兴，我们这桌的老周冷不防冒出一句玩笑话：“今天吃的都是‘㞎㞎’钱。”话音刚落，几个中年女同事劈头盖脸地给他一阵臭骂，然后又抓住他，灌了一碗白酒才算解气。
“㞎㞎”是人的排泄物，又称粪便。十多天前，县城小河那边蔬菜队的队长来到单位，我亲眼见他交给老周五百块钱——买我们单位厕所当年的粪肥钱。老周是我们人秘股的内勤，负责这事。以后每年一月份的十来号，我都见队长准时送钱来。
二
“倒、尿、罐——”“倒、尿、罐——”……
每天蒙蒙亮，我家住的那条巷子里准会响起一阵吆喝，在清晨的宁静中格外清脆，总有一种睡意被打扰的感觉。
“吱呀！”“叽嘎！”……不一会儿，接二连三的木板门声响起，走出一个个头发蓬松的女人，或者睡眼惺忪的小女孩，也可能是个蹒跚的小脚婆婆，清一色的女人。提着、端着一只只尿罐，朝吆喝人旁边的木粪桶走去……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川江边小县城的一幅市井画面。
那时候一家大小挤在平房里，即便是少有的两三层楼房中，也一样没有卫生间。夜晚要方便，家家户户备有陶制尿罐、夜壶。我家倒尿罐的活落在了大妹妹身上。她生得漂亮，从小喜欢打扮，讨厌又脏又臭的尿罐。每次倒了尿灌清洗的时候，要么用开水想烫去臭气，要么气呼呼地拿竹刷把狠狠戳，捣坏了几个，没少挨母亲的骂。
重庆城的人爱面子，下午的时候，上班上学的都不在家，街上行人又少，收粪人这才上门。一般也不直呼“倒尿罐”，喊的是“倒罐子啰！”“倒桶！倒桶！”市里成立有一个相关的领导小组，也避其“粪”字，称“城肥”，取名“城市肥料领导小组”，副市长兼任组长。而具体的管理、执行单位直接以“肥料”命名——肥料管理处(所、站)及公司，1951年就成立了，属差额补助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我们巷子波儿的奶奶年轻时住在重庆城里，她给我们讲，民国时重庆城挑粪的粪夫要穿号衣，大白天不准上街挑粪，粪桶不能装得太满，免得荡出来了，还要盖个木盖子。
小县城沿街收粪人都是郊区的农民。我们巷子那个收粪人姓向，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脸瘦削，光头上一年出头都裹着白布帕子，冬天暖和，夏天揩汗。老向住在江对岸七八百米高的水磨梁子上，生产队派他来城里收粪，每天鸡叫第三遍出门，过最早一班轮渡到县城。收满一挑粪后往回挑，过了渡，一直爬坡，到家不超过早晨八点，正赶上队里出工，又忙农活去了。这么辛苦，就为一挑粪。他说：“城里的粪便肥，回去还要兑猪粪和水，再才淋庄稼。”
生产队按月给每家每户付了粪肥钱的，老向还是时不时带点季节性的新鲜蔬菜，或自己编的刷把、蒸隔子等小篾器送给我们，以示友善。
一天清晨，巷子里新来了一位收粪人，大家认为是给老向打替的，也没多问。早晨的时间紧，倒了尿罐纷纷回屋去忙。不一会儿老向来了，比平时稍晚了点，哪知粪已被人冒收，心痛得几乎要哭了。
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大年三十的重庆城某街巷，天已经黑了，飘着绵绵细雨，地上湿漉漉的，很冷，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快步往家里赶。当他路过离家不远的一个公厕时，看见那里蜷缩着一个守粪农民，双眼直盯粪池，麻木的神情似乎忘记了这是除夕。年轻人顿时一震，各种复杂的心情一一袭来……后来，他创作了一幅《守粪农民》的油画草稿，几易其稿后定名《父亲》。这个年轻人名叫罗中立，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守粪农民”触发他的灵感，创作出了中国当代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以前，川江沿岸城镇公厕的粪肥，按计划分配给近郊农村生产队，重点是蔬菜队。队上一般安排年老体弱或“五保户”社员照守，以防别的生产队社员“偷粪”。也有些城镇的公厕则由各生产队轮流挑粪，以十天或半月为限。城里厂矿单位的厕所，要有熟人介绍才挑得到粪。我上小学的学校有两个厕所，安排给了学生“学农”的公社用肥。
我们巷子有个下乡知青叫“豌豆”。小时候，他衣服口袋里总装着炒豌豆当零食，吃后“砰砰砰”放屁，大家给他取了这个诨名。豌豆临下乡时，通过父亲的关系，把单位的一座厕所包给自己落户的生产队挑粪，算立了大功，当上责任重大、活路轻松的生产队保管员——一般只有根红的老农民才能胜任其职。其他知青好生羡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有段时间严重缺肥，不属重庆城供肥范围的远郊铜梁、广安等县，近百个公社的社员跑到城里来“抢粪”。他们自己上公厕捞取、挑运，每天进进出出五六千人次，不分白天夜晚，粪车粪桶随处可见，粪便四处泼洒，导致街巷里污秽不堪，臭气熏天。重庆城立即采取措施，实行城肥“供应证”“准运单”办法，才遏制了“抢粪”。
四
清代，老百姓喊厕所为“茅司”，公厕称“官茅司”。巴县知县聘用专人，负责重庆城官茅司的粪便清运。民国重庆设市后，官茅司先由市公安局管理(很快改名警察局)，后由其配合市卫生局管理官茅司以及街道卫生。当时市民捡了死老鼠也交到各警察所，每只可得五分钱的奖励。
抗战期间，重庆城有两类茅司——官茅司和保甲茅司(私厕)。当时内迁人口激增，很多公厕又被日机炸毁，市民入厕难。重庆市政府传令镇长、保长，发动民间力量建保甲茅司，允许他们收费，每人每次两分钱，兼搭还可以卖揩屁股的草纸。江北城外三洞桥一带躲难的市民多，他们在荒山、陡坎下搭建竹木棚居住，便在土里挖个坑，埋只大瓦缸，周围用茅草围起，就成了保甲茅司。最多的时候，重庆城有二百多座保甲茅司，粪便清运由粪商雇人承担，官茅司则一直由“五花帮”挑运，最终都卖到近郊的农村当肥料。由此，粪商、粪头、粪霸纷纷出现。
“五花帮”专司运粪、卖粪业务，每挑二至四角钱不等，又另向居民收取倒罐费，两头赚钱。这个行帮老板姓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经营粪肥生意，是经当局批准、备了案的。“五花”之意是人吃五谷杂粮的排泄物。人虽都是吃五谷杂粮，但他们把粪却分了等级。官员、富人住的公馆(即豪宅)及名、老商号的伙食开得好，说他们屙的粪便质量高，为上等，其他的则为次级，售粪价因此高低不同。
据说，当局一般都怕去招惹粪商、粪帮的人，免得自找麻烦。有一年，兵役局误抓了五花帮一名挑粪工为壮丁，而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工人不抽壮，挑粪工属工人。这下惹到了他们，集体罢工，一时间，全城茅司粪水满坑、外溢，臭不可挡。兵役局只好乖乖放人。说是还有一次，因物价飞涨，市民不缴除粪费，再次引发挑粪工罢工。警察局只好派员挨家挨户去说好话，催促缴费，才平息了事端。
五
分到公厕的生产队随时要派人去挑粪，不然会溢出粪池。他们一趟趟挑到江边码头，那里岸上挖有大坑储存。坑壁用三合土敷好，不渗漏。装满之后，生产队再来船来人，把粪肥运回去。储粪坑又脏又臭，影响环境，专门设置了粪码头。万州城的粪码头在窑灰坝，远离一般的客货码头。奉节粪码头在城郊西坪，当地人称“粪栈房”，民国时期就有了，大小三十多个粪坑，按质论价卖肥，水粪一百斤约值两斤苞谷钱，干粪，俗称糍粑粪，一百斤值苞谷十至十五斤。栈房本是存放货物的地方，也是旅馆、客店的旧称。这名字喊得有意思，拟人化，久而久之成了人人皆知的地名。
从公厕到码头的储粪坑，社员挑粪穿过许多条街巷，路人老远都捂着鼻子躲开。有人还会鄙夷地吼道：“好臭！”“擦到我衣服上，要你赔！”川江沿岸城边边上的农民，坐轮渡或赶场船、揽载船进城卖菜，回去时顺便要带一挑粪。往往船头摆满了粪桶，上下旅客皱着眉头、捂着嘴鼻吵骂。挑粪的农民习以为常了，并不理会，一心只想着把粪弄回去，什么都缺的年代，粪肥是个宝。岱哥当知青时，生产队有个姓肖的地主，开批斗会时听贫下中农控诉他罪行：赶场天起得很早很早，左手提一只箢篼，右手拿一个夹夹，一路上把狗屎、牛粪捡得干干净净的，害得贫下中农在后面什么都捡不到，太贪太坏了。他对自己儿子也十分刻薄。有次去赶场卖菜，几岁的小儿子想吃粑粑(面粉蒸的)，喊老汉儿给他带一个回来。中午的时候，肖地主挑着空箩脚蔫头耷脑回来了，估计又累又饿。儿子一眼见到空箩脚里用桐树叶包着的粑粑，高兴极了，赶紧去拿，竟然是一坨粪便。肖地主自己在路上屙的，不能肥了别人的地，包了回来。
重庆城公厕的粪不用挑，肥料公司的掏粪工用胶轮木板车拉，上面用封口的扁木大桶装粪。重庆山高路不平，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但去粪码头的路是下坡。掏粪工双手用力压住板车拉扛，使车尾翘起来，与扁木桶的重量持平，然后一路大步狂奔，那步伐就像打篮球时上篮的三大步。这是利用的杠杆原理，省力、轻松。待车速飞快时，掏粪工一屁股歪坐在一侧的拉杠上，脚尖尖不时点地，控制车速和方向，一会儿就到了码头。再下面是沙滩，去不了。但有一条U形木槽架到岸边，对准它，打开扁木桶底的小盖板，粪便哗啦啦顺着木槽流到了坑里。这个拉粪板车的全过程被称为“三大步”，老一点的重庆人都晓得。说是过去市里举办企事业单位文艺演出，肥料公司表演的节目就叫“三大步”，而且还是保留节目。
生产队的拉粪船是木船，舱之间没有隔板，是一个大舱，装得多。我们巷子那个知青豌豆，他们队上的粪船从县城一回来，全队社员都出工，当天必须把粪挑下来，转到庄稼地的粪坑。不然会腐蚀船板，特别是存放久了的粪便。生产队从江边到山顶都有地，空着手走上顶都要一两个小时，再怎么努力，当天也挑不完。于是，又在河边挖几个大坑储粪，然后再慢慢转挑。
有一天遇小雨，豌豆挑着粪走在船跳板上，突然脚下一滑，掉进江里，粪桶也扣了下来。他根本不敢凫出水面，埋头钻进深水里，游了一大圈才爬上岸。结果还是一身的粪臭，旁边社员们乐得哈哈大笑。豌豆一阵心酸。尽管如此，豌豆和队上的青壮劳力还是喜欢挑粪，因为工分最高，一天十二分，值四角多钱。
挑完粪，船舱要清洗干净，才不会被腐蚀。
六
又快过年了，一天，买我们单位粪肥的那个蔬菜队队长来了。他找到老周说：“周股长，这粪，我们明年不挑了！”老周这时候已当上人秘股副股长了，一听，犯傻了，没人挑粪，坑满了咋办？当时又不兴建沼气池、化粪池之类的设施。好说歹说，不卖一分钱，请蔬菜队也要帮忙把粪挑走。念其多年的供肥关系，队长只好答应了。
很快，一年过去，蔬菜队队长又来了，说：“现在包产到户，我也派不动社员来挑粪了，他们都用化肥，又简单又干净。”老周脑子灵光，赶紧说：“那我每年给你们五百块钱，算是社员挑粪的工钱，怎么样？”队长回答：“那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不知最后商量的结果如何，第二天，我拿着工作调令离开了家乡小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