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婿当家

任君来信已有几天了，我还在犹豫着该不该答应他的邀请。我跟妻子商量，她也没有主意，那时候她一切唯我是听，我们的爱还没有降温。那时我们还没有孩子，她不想过早地被孩子拖累，觉得我和她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完美。实际上，最初几年，我和她都把对方当作了宝贝。

说起我和任君，我们原是中学最要好的朋友。那时候，他长得清瘦单薄，白白净净，腮上有淡淡的高原红，很单纯的样子。全班四十个同学，我俩能相向而行走得很近，不是偶然的；就是说，我们都属于那种极简单的人，双方有好感，容易相处。我跟他去过他家，作为最好的同学，他说我俩的关系就相当于父辈们常说的“拜识”（干弟兄），他希望他的父母也能见一见我；当然，后来我也邀他来过我家不止一次。

在一个偏僻的山梁上，散落着几十户人家，自成一村，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毛桃树，女人眉毛似的狹长的叶片，深红色的树杆，满树毛茸茸的小桃子，那就是他们村。山上严重缺水，他们吃水很困难，要用驴驮，两个宽扁的铁皮大桶用板条连在一起，架在驴背上，到很深的沟底，从方井里取水灌满，再驮上来，倒进水缸里，水缸立在屋脚，缸沿上挂着黄铜马勺。赶着驴子经过那一条陡斜多折的坡道去驮一趟水，紧凑点也得一个小时；架桶，吆喝驴子，装水，上坡，没有多余的动作。

村民用水十分节省，惜水如油。有外人来，宁肯摘一捧毛桃给你也不舍得赏一口水喝。那个遥远的山梁小村，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干。从灰白的山石上，从轻风抛起黄尘的小径上，从缺乏光泽的树叶上，从老人们的皱纹脸上，从女人们发皴的手背上，无不显示这里有多干。去过他家，我才明白了任君为什么常年把炒豆子带来学校当干粮。

和多数山里人一样，任君的父母正如我的父母那么朴实、憨厚，对我一点儿也不见外，好像老早就认识我似的。不到十分钟，我就像他们家的一个儿子一样自在了，我在那里玩得很开心；毛桃开始绵熟，我可以随便摘着吃；跟任君赶着驴子下沟底驮了两趟水之后，我便抄起马勺舀水“咕啦、咕啦”地喝，也心安理得了。只有一点儿让我难过，那就是他奶奶脖子上突起的一个大肿块，比拳头还大，我简直不敢直视那位善良的老婆婆；她的病据说跟体内长期缺水有关，已经得上很多年了，村医想尽法子，怎么治也治不好，他们说老人得把那个疽块带进棺材里去。——半年后第二次去他家就没有再见老奶奶，她果然去了。

那次临走，他们送我一件礼物——一对小白兔，大耳朵，红眼睛，洁白如玉，大出我的意料。我用一个红柳筐，里面放着苜蓿，上面篷着衬衫，小心翼翼把兔儿提回家，差点儿没把我弟弟给乐疯。

高考失利对任君的打击实在不小。听说他试图补习，试图把自己回炉从高一开始复读，又试图转校读初三再考小中专，但碍于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最后，他决定报名参加冬季征兵，却在那年秋后害了一场大病，胸膜炎，在炕上躺了半个多月，当兵的事也被耽搁了。病愈后，他想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因为找不到硬关系，挤不进去。村里有人劝他：“认命吧，农民子弟唯一的出路就是种地。”可他却偏不甘心，也许是念书让他开了一些眼界，就像给他后脑勺安了一根反骨，他不愿自己的一生也和父兄那般在山坡旱地上刨挖一辈子，满足于老婆孩子暖窑热炕，他想走出去，摆脱命运的羁绊。他咬咬牙向父母要了200元，下山，在桃花镇上摆摊儿做起了小生意。他卖防寒服，卖人造革皮鞋，卖迷彩服夹克衫。他从这笔生意赚了点儿，又在下一笔生意赔进去，两年后依然口袋瘪瘪。唯一的收获就是把自个脸堂晒得紫红，皮肤晒得油黑，身体也变结实了。就这么混到第三个年头，噌噌噌往上冒的年龄让他产生了危机感，他害怕自己不幸沦落为光棍汉，就像村里那些个老光棍一样，一生没沾过女人，死了只好捏个“面老婆”放进棺里做陪葬，丢人败兴，辱没祖宗。于是，他下决心拾掇摊子，只身走出陕北的山沟沟，南下打工，唯一的目的就是：找一户缺少男丁的人家上门，给人家出力下苦传宗接代。当时，他自认为这是他剩下的唯一资本，也是他能选择的唯一出路。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目标指向又太强，就容易迷茫，容易低估了自己。果然，他在渭北平原某县城找到一份临时工，很快就和一个在工地上做饭的女子好上了。那女子长相一般且不说，还害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跛。这年春节，他就把她领回老家跟父母见了面，准备年后就去镇上办手续。

听说我从学校放假回来了，任君专程来我家看我，吞吞吐吐提起他的婚事。

我问：“你咋不带女朋友一块儿来转转？”

“太丢人了，拿不出手，”他竟然说，“怕你笑话。”

“那，你父母是什么态度？”我又问。

“他们不想干涉我的事，将来好歹都不怪他们。”

明显看出他很消沉，很泄气，他简直就像在卖掉一头猪或是一只羊那么随随便便地处置自己的生活；他仿佛已经是过来人的模样，对什么也不在乎了，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了，整个人都变得粗疏而麻木；曾经我们一起向往的爱情啦、理想啦，他连提也不提了，好像那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过眼烟云。我推测他是在以自我惩罚的方式来发泄对命运的不满，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在赌气，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眼前的他，哪里像一个正在恋爱的青年，又哪里像一个即将走进婚姻殿堂的人？我真为他的前途担忧，他正在给自己酿造苦酒呢。

那个漫漫长夜，在我家边窑的火炕上，我俩各自趴在棉被底下，下巴支在荞麦皮枕头上，胳膊肘裸露在被子外边。我们一面学着抽烟，把地上的炭盆当做烟灰缸，一面沉重地想着心事。他和我一样，都没有学会吞云吐雾，我们呛得直咳嗽，呛得眼泪婆娑；但是我们胸中的块垒，好像只有烟熏着才能稍稍缓解一下。常言道：女人伤心哭鼻子，男人愁苦卷旱烟。那阵子，我刚读过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感觉任君就像高加林一样正处在人生的岔路口，选择朝哪儿走关乎他一生的命运。“关键处只有几步！关键处只有几步！……”柳青和路遥，两位先贤的声音，一个低沉，一个浑重，反复在我耳边响起。作为挚友，那晚我给他说了好多推心置腹的话，虽然我当时还未走出校门，也没有恋爱经验，我的阅历比他还浅。可是大言不惭，我似乎觉得自己比他懂得多，比他看得清，有义务拉他一把，甚至试图干预他的生活。

我毫不客气地提醒他：“你把自己给贱卖了!”我说，“虽然我们穷，但我们身体没有缺陷呀，你有文化，你比我还长得高大、帅气，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女子，为什么匆匆忙忙给自己找一个并不喜欢的人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当上门女婿，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吗？”我说，“你把一辈子的遗憾留给自己，你正在人为地给自己制造悲剧！你如此不负责任地对待自己，自个挖坑自个往进跳，又是何苦呢？……”我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说得那么动情，简直不像我一贯的风格。我甚至说，“我打心底里为你惋惜，老弟，我的心在一阵阵地为你揪痛！”那种感慨的语气，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听我这么说着，他没有生气，一声不吭，他压根儿就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意思。可以看出，他内心有多矛盾，好像满腔的委曲和难堪已经咽下了肚，差不多就要沉淀了，又被我给搅得沉渣泛起，五味杂陈，喉咙上堵得慌，却说不出口。他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烟，剧烈地咳嗽，脸上憋得通红，显得十分痛苦。

哀莫大于心死。我真担心他已经死心塌地。人生才刚刚开始呀，谁也不应该就这么认命，就这样放弃！想当初，我们下了晚自习，肚子空空的躺在高中宿舍的通铺大炕上，一边嚼着干粮，一边半宿半宿地谈理想、谈女生，满怀激情地展望未来，兴奋得下身刚硬，顶得棉被呈“富士山”久久不能平息，激动得仿佛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鼓胀、都在舞蹈。这才刚刚几年呀，恍惚还是昨天的事！

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但那晚我却不知怎的，口若悬河，竟把自己说得激动不已。是的，我们出身贫寒，我们像黄土圪垯一样卑微，没有谁会关心我们的命运。但是天地之大，难道就没有我们农家子弟生存发展的空间？人海茫茫，难道就没有我们农村孩子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不禁握住他的手，举起我们肌肉结实的胳膊，我说，看看我们的体魄，想想我们的真诚、勤劳和善良，哪一点比别人差？我们的生命和所有城市干部子弟一样高贵，我们没有理由怠慢自己，更没有理由自轻自贱，我们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应该理智地面对生活，勇敢地追求幸福，耐心地发现自己之所爱，理直气壮地寻找最好的生活伴侣，而不是随随便便找个女人结婚生子，凑凑合合过完这一辈子……就在这个夜晚，就在我家边窑里发黄的白炽灯泡下，我突然觉得我和任君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同学和朋友，我们的感情已然升华，就像一对异姓兄弟。

听着我的话，他哭了，这个大男人，他在被窝里像头牛一般喘着粗气，哭得涕泗滂沱。直到凌晨两点，我们才想起应该眯一会儿。早晨穿衣服时，他有点儿惋惜地告诉我：“我妈把压在箱底三十多年的两块银元给了那个女子作为见面礼，叫她打一对手镯，要是……”不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那算个屁，比起你一生的幸福，那就是两根干草！”我说，“权当你们交往一场你给她的一个纪念吧。”知道他已经回心转意，我为他感到高兴。他却沉沉地叹息了一声，我们没再说什么。

大学毕业分配到秦北煤矿子弟学校教书，已经两年多了，我没有任君的消息。随着环境的变换，我在不断更新朋友圈儿，跟不少中小学同学都失联了。听一位同学说，任君与当初订婚的那个女子解除了关系，在打工期间经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女子，已经在人家上门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他的宿命。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非得走这一步，因为他害怕自己万一落在老家的干山上过一辈子；他的根就在那里，那里时时召唤着他，无形地牵制着他，他却极力想挣脱它。上门入赘，对于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后生，也许是改变生存环境的唯一选择；身体和力气，还有活跃在体内健康的种子，就是一个穷人家孩子的所有本钱。

但是，收到他的来信，我还是多少有些意外。这么多年没有联系，原来他竟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生活着，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却一点儿也不晓得。我自然想去看看他，看看他的媳妇和孩子，看看他的生活还好吗。但是，去他家合不合适？人家父母欢不欢迎？毕竟他的家庭有点特殊，不像他原来那个山上的家，我想象着他是否在寄人篱下。一切，他能做主吗？

带着满腹疑虑，带着一种思念与好奇的复杂心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空气轻轻流动着，我和妻子经过两次转车，终于到任君所在的新家去了。这注定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我们按信上的地址，在一个当地有名的工业小镇找到了任君的家。那是街道边上一处狭窄的小院，一进三间平房，倒座一排瓦棚，中间是一个长条型的墁砖院子。任君跑到门口来迎接我，他给了我一个农村人不大习惯的拥抱，脸贴着脸，嘴唇甚至挨到了我的耳朵上，我感觉到了他热辣辣的气息。短短几年，他变得粗糙多了，身板也厚实多了，略微松弛的腰胯证明他经常干体力活；满脸的胡茬，眼角的皱纹，憨厚的笑，黝黑而发皴的手背，缠着胶布的手指，几乎完全看不出曾经那个高中生的模样了。他就像换了一个人，我怀疑我俩在街上觌面碰见，我能不能立刻认出他来。见到我们，他高兴得手足无措，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满口称呼着“哥”、“嫂子”，仿佛不经大脑地重复着类似“好久不见”“太意外了”“像做梦一样”的话。站在他身旁比他矮一头的微黑略胖的女子，虽然说不上漂亮，但眼睛特别有神，饱满的圆脸蛋上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一眼看去就给人一种特别有福的感觉。她有点腼腆，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们微笑，不大吭声。院子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位老人，都黑而瘦，但精神不错。他们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我不大听懂他们的欢迎词，但可以看出他们高兴见到我们，他们也是朴实好客的老人。

刚把我们迎回家，任君的媳妇就开始忙乎了，她一出手干活儿就像变了一个人，专注，沉着，自信，让你立刻见识到什么叫做麻利，什么叫做能干。她到院子里弯腰压水，挽起袖子洗菜，洗好一遍，换水再涮一遍；她和面、切肉、剁馅儿、煮粉、炒菜，然后擀面皮、包饺子，动作是那么娴熟，那么简捷，那么有条不紊，仿佛每一项活儿都在她心里打好了谱，排好了序。我观察她同时做几样活儿，时间分配得严丝合缝，互不干扰。比如，她先洗好韭菜，趁韭菜控水的工夫，开始切肉；她先和好面，趁醒面的工夫，拌饺子馅儿。她做活儿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毫不拖泥带水，处处暗合科学统筹法，虽然据说她只有小学文化。

在饭桌上，我终于慢慢适应了老人的口音，大致听懂了老人急欲对我表达的意思。他说，他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任君的媳妇梅是他的四女儿。他们把前面三个女儿桂、菊、兰都嫁出去了，三个都嫁得不远，就在镇子周边农村。老人说，他们给梅找了任君这个上门女婿算是找对了，他毫不掩饰老两口对任君的喜爱，说他是成家立业的好后生、勤劳致富的好把式。他说他们四个女儿，就数小女梅的命最好。老人说他女儿多，劳力少，家底薄，任君来了以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女婿跑陕北往关中贩过洋芋，贩过红枣，贩过粉条，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好不容易攒了一点儿本钱。前年他在县城跟人家师傅干了三个月学会了生豆芽技术，回来就办起了自家的豆芽作坊，小两口起早贪黑地经营，终于找到了一条稳定的挣钱门路。短短两年，他们就把原来的破瓦房翻修成了现在的平板房，一家老小再也不愁夏天房顶漏雨没处躲了，这是老人一辈子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他说，他们的日子今非昔比了，饭桌上天天不离肉，老两口每天早上用开水冲鸡蛋和奶粉喝，身子骨结实没有毛病，一年四季很少感冒。可以看出，老人对生活和对女婿一样满意。他还告诉我，任君和梅把我们这次光临当作一件大事，两口子为了迎接客人，今天特意把豆芽便宜批发出去提前回家来。要在平时，这会儿任君还在外面奔波，淘菜、送菜、泡豆子，梅还在镇街上的阳伞底下摆摊儿卖豆芽呢；只有他们老两口待在家里照看孙子。任君的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三岁，都长得胖乎乎的，脸蛋红扑扑的，吃饭不挑食，也不哭闹，特别好养；她们就爱看电视，看着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自个乐得咯咯笑；我和妻故意逗她们玩，两个女孩只是一味儿地笑。她们长得蛮好看，既像任君也像梅，有一种农家孩子特有的皮实可爱之处。

吃过饭，我就去参观任君的豆芽作坊。简陋的作坊就在公路边上，建在他家的自留地里。因为镇子不断扩建，耕地越来越少，每人不到二分，几乎不值得种了。有些人家把耕地变成菜园，有些人家在上面栽了果树。因为土地太少留不住人，他们都去做生意、打工了。任君的那块地上也种了几畦蔬菜，栽了一些果树，只在靠近公路的地头上用混凝土硬化出一片来，上面盖了几间高低形状不一的彩钢房，一看就不成规划，是根据需要陆续搭建起来的。彩钢房旁边打了一口深井。揭起尼纶布缝制的厚门帘，闻到一股刺鼻的炭烟味，看见里面有个很大的水泥池子，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瓦缸，池子和瓦缸里正在生长着密密麻麻、长短不一的黄豆芽和绿豆芽。任君一边手脚不停地干活，一边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生豆芽的操作程序，怎么选豆，怎么泡豆，怎么掌控温度和湿度，每隔几小时浇一次水，既要让豆芽长长又要防止生出毛根；然后怎么脱皮，几天出缸，每天批发多少，零售多少，等等等等。当他告诉我，有个菜贩子每天清晨把从他这儿批发的豆芽大包大包地装上火车运往煤矿去销售，我才意外地发现，原来我经常在菜市场买的豆芽就产自这里，我享受任君的劳动果实已久矣，这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看到墙上挂着的温度表、湿度表，听到他每天夜里零点还得最后浇一遍水，我第一次惊讶地意识到，普普通通的豆芽竟需如此复杂的工序，如此精到的技艺，如此艰辛的付出！过去我只知道在市场上花5毛钱买一小袋，从不考虑它的来源。看来，多少年的豆芽菜算是白吃了。任君向我揭秘，豆芽生意其实玩的就是一泡水，你把豆芽菜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了看看，失去水分豆芽就变成了一张干皮，风一刮就没了。他说自己是水命，这辈子合该靠水生财，他是盲打冒闯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儿，幸运得很。

第二天早上，我打算跟他们一同起床去作坊帮忙，可等我醒来，他们早就不见人影了。老人微笑着告诉我，他们夫妻俩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要到作坊里给豆芽浇头遍水，要给菜贩子批发豆芽，还要趁早骑三轮车把豆芽送到市场上去，因为有不少早起的人们等着买回豆芽调凉菜做早餐呢。哦，要是他们也像我一样六点才醒来，多少事都给耽搁在梦里了，还做什么生意呢。睡懒觉对于他们，就是一种罪过！

后来两天，任君几乎没有工夫坐下来跟我好好说说话，他实在是太忙了。梅的主要任务是把丈夫用三轮车送到菜市的豆芽，用整整一上午时间卖完，然后赶回来帮着母亲做一家人的午饭。而任君却料理着作坊里所有的琐碎事务，他要保证每一缸豆芽不发热、不生病、正常生长，他要不时地骑着三轮车跑商店进料、跑市场送菜，他还要时刻操心所有的生产、销售细节，确保豆芽的正常接续、顺利出售。每次回来吃饭时，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说着话，眼皮却耷拉着竟迷迷瞪瞪打起盹来，我感觉他老是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状态，我担心他手里的饭碗随时都可能掉在地上打碎了。他明显是一个严重缺觉的人，他却什么活儿也耽搁不下！

为了跟他多聊聊，我只好骑着自行车主动跟着他，和他在作坊里，趁他干活的间隙问长问短。我这才知道，任君在无穷无尽的忙乎中也有自己难言的苦衷。他无奈地告诉我，老家他哥有赌博的毛病，欠了一屁股债，嫂子和侄子们跟着遭罪，父母愁得要命，经常来信祈祷。没办法，他只好偷偷地汇款接济他们；哥哥不争气，可他不能看着老人们发愁、侄子们受可怜。在这边，梅的三姐夫因为寻衅滋事被判刑入狱了，撂下两个孩子没人管，兰经常来娘家哭哭啼啼。他知道老人们私下里没少给兰家钱物，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都是梅在暗中周济。但是，正如梅装作不知道他给老家寄钱一样，他也装作不晓得她给三姐家资助；原来家庭的平静和谐，有时也需学会装聋作哑。唉，生活在不停地给人出难题，人在事中，谁也不可能把自己置身其外呀；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总不能铁了心袖手旁观，看着亲戚们被逼上绝路吧。几年来，他们两口子没明没黑、忙死忙活地挣钱，可在信用社的存款还不到1万元，几乎所有的资金都压在库房里那十几麻袋绿豆和黄豆上。也难怪，他们明里暗里养活了多少人，有多少亲戚在眼巴巴地指望着他们呢。不过，任君是山里长大的孩子，他不是一个悲情男子，他有大山的脾性，有担当、有气量，自视甚高，从不斤斤计较，他对发家致富信心十足。他的这些苦衷平时难得向人倾吐，今天是遇到了我他才说一说；他大概觉得跟我说说就跟自言自语是一样的；再坚强的男人也会有自我减压的冲动。我倒是看不出他和梅有什么不开心的。这一对典型的劳动夫妇，他们太忙乎了，如同两只蜜蜂忙着赶花期采蜜呢，他们哪里顾得上焦虑。

我冷眼旁观，在这个老少六口的大家庭里，只有任君是个异姓（当然，老太太除外），但家政的方向却掌握在他的手里。梅是任事都听丈夫的，她认定任君做的一切都正确，不容置疑，他就是她的主心骨；两位老人呢，也习惯了事事征求女婿的意见，就连每顿饭做什么，都先问问女婿想吃啥。——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一点点勉强或做作的成分。我暗自为我的同学骄傲，任君以他的勤劳、他的忠厚、他的实力赢得了人家的尊重，成了这一大家子无可争辩的主人！

第二天晚上，在作坊里，他一边手持水管，用大拇指挡着管口只留缝隙喷洒浇菜，一边悄悄告诉我，梅又怀孕了，已经三个月了。我听了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好家伙，你不怕累死你？”

“累又能咋？”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没有儿子是不可想象的。不管再添几个女儿，最终非得生出一个儿子不可！”他暂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眼里露出坚毅的光。

“你想想人家招我来是为什么的。我总不能将来再给自己找个上门女婿吧？”他说。

“天哪！”我取笑他，“你真把自己当成了播种机。”

第二天，我们告别了任君和梅他们一家，离开小镇返回我们在煤矿的家。在班车上，妻子依偎着我，我们各自回想着这两天的纷纷扰扰、所见所闻，想象着他们一家人忙忙碌碌的生活，也许任君这会儿又骑着三轮车奔波在了街道上，梅也正在阳伞底下守着她的小摊子，忙着在电子秤上为顾客称豆芽……思绪联翩，感慨无限，过日子真不是简单的事儿，每个人都不容易！我在心里默默祝祷：但愿这次梅肚子里怀上的是个“带把儿的”！我知道，这是我对他们最好的祝福。

妻子下巴凑近我的肩膀，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咱们也要个娃吧。”我颇感诧异，原来，这半天她跟我的思路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不是说再过两年才考虑吗？”我扭头看着她，不解地问。

“不，我改变主意了，回去就要，马上！”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