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雪

引子

1959年，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就在那一年秋天，我的父亲母亲，离开南黄海边的江苏省如东县，去到遥远的新疆呼图壁县，成为如东支边人。2024年，是支援新疆建设65周年，我踏上如东老家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乡村公路，回到我魂牵梦绕的老家孙家坝，我在心里悄悄地呼喊：亲人们，我回来了！

村里的同志知我是新疆著名宣讲师，邀请我为老家人做一场宣讲，宣讲中，我没有图解国家的政策，也没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向家人们讲述了如东人在新疆奋斗的故事。在如东支边的人群中，有的由农家孩子成长为新疆地方干部，把一腔热血洒在新疆的土地上，洒在呼图壁河畔；有的在大漠风沙中，成长为新疆建设兵团战士和石油工人，手上的老茧比新疆的戈壁石还要硬；还有的在天山脚下种了一辈子地，死后下葬时的要求很简单，坟头要朝着老家的方向……他们让“如东人”这三个字，深深扎根于千里之外的西北土地，他们都没有给家乡人丢脸。

讲着讲着，我忍不住回头看向村头的那棵老银杏——65年前，就是在那棵树下，我爸妈跟如东的1500多位青壮年一起，背着铺盖卷，踏上向西的路。爸妈把7岁的我留在老家。如今，他们大多故去，葬在离老家数千公里的西部边陲，由我带着他们对故乡的深情，回来探亲；由我带一揣故乡的泥土回去，放在他们的坟头。

我至今记得1959年的冬天，跟爷爷奶奶生活的那段时光，特别是那一年又冷又多的雪，它对我的人生是一次历练，成为一种永远砥砺我前行的力量。

一

1959年的秋风比往常来早，先是在江海平原上绕着芦苇荡打着旋。成片的芦苇秆从深绿渐渐褪成苍黄，穗子耷拉着，风一吹就掉絮，白花花的苇絮飘在田埂上、屋檐上，苇絮飘着，像是给整个村子盖了层薄绒。村头的老银杏也开始落叶，扇面一样的叶片黄得透亮，踩在脚下“沙沙”地响，我蹲在树下捡银杏叶，捡起来送给奶奶烧火——那银杏叶不经烧，火舌只是舔了一下就成了灰。

银杏树上挂着一只大喇叭，每天早中晚，大喇叭里准时传来一阵激昂的声音：“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新疆建设，凭力气吃饭！”一开始，爸爸只是坐在门槛上抽水烟，烟袋嘴咬在嘴里，眼睛盯着地面，不吭声。听着听着，他托烟袋的手顿了顿，烟丝掉在裤腿上也没察觉——我从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像黑夜里点了盏煤油灯，亮闪闪的。

那天夜里，灶膛里的柴火快灭了，只剩下几点火星子忽明忽暗，映着爸爸和妈妈的脸。他俩蹲在灶台边，声音压得低低的，看样子是怕里屋的爷爷奶奶听见。“我想去新疆。”爸爸的声音有点发紧，却透着股压不住的劲儿，“那边没人知道咱是富农，没人提成分，凭力气挣工分，总能吃口公平饭。”妈妈先是愣了一下，眼里闪过一丝诧异，可很快就懂了——这些年，就因为“富农”这两个字，爸爸处处遭到压制。爸爸读过完小，在生产队算个“知识分子”，可他在生产队当一个普通社员还要低人一头。在地里干活比别人多下三成力，却只拿七八成工分。就连我去学堂，也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爸爸说话时候，我正趴在妈妈的腿上，妈妈的手摸着我的头，我清楚感觉到她的手在抖。“可小东才7岁，新疆那么远，坐轮船、火车、汽车，要好多天，这一路颠沛，他扛不住。还有你爸妈，年纪也不小了……”妈妈的声音里裹着哭腔。爸爸没有接话，转头看我，眼神里裹着愧疚，像针扎似的。过了好半天，听爸爸深深叹了口气，声音沉沉地说：“先把他留老家，爸妈身子还硬朗，家里可以请你弟给帮衬帮衬。等咱在新疆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他——到时候盖两间土坯房，让他在那边上学，不再有人欺负他。”妈妈咬着嘴唇点头，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我头发上，凉丝丝的，我伸手去抹，却被妈妈攥住了手——她的手又糙又暖，攥得我指节发疼。

过了几天，县里开欢送大会。妈妈居然也收到了通知。那些年，咱孙家在村里抬不起头，别说开这样的大会，就连大队平时开会也没有我家的份儿。妈妈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想下来跑，她却死死抱着，胳膊勒得我腰都酸了。会场设在县里的大礼堂里。好大的会场呀，好多的人呀，好热闹的场面呀。会场上飘着好多红标语，我不认识字，只看着那红彤彤的纸，听着周围人喊口号，也知道是为爸爸妈妈这些要去新疆的人喊的。爸爸站在会场前面，跟几个汉子站在一起，咧着嘴笑——他平时很少笑，脸总是紧绷着，可那天，他笑得眼角都翘起来，平时胡子拉碴的脸今天没光光的，很有精神。爸爸身上穿着刚发下来的新衣服，身子挺笔直，一条红带子斜斜披在他的肩上，胸口还挂着一朵大红花，红花红得发亮，比我见过的任何花都好看。我伸手想去摸，妈妈按住我的手，小声说：“别碰，你看那花多红。”妈妈也穿一身新衣服，比往日年轻许多。那天，我跟着爸爸，也“光荣”了一回——有人拍着爸爸的肩膀说“好样的”，也有人朝我笑，那笑容里没有指点，没有嫌弃，暖得我心里发慌。

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家里的煤油灯比往日点得亮，把屋里照得暖烘烘的，墙上的影子忽大忽小。妈妈坐在炕沿上，把我那件蓝布褂子摊在腿上——那是去年过年时做的，现在短了一大截，袖口磨破了边，衣角也起了毛。她手里捏着针线，一针一针缝着磨破的地方，连袖口上一个小小的破洞，她都没放过，缝完还绣了个小小的布疙瘩，指尖戳了戳我的脸：“这样好看，也耐穿，能多穿些日子。”

缝完褂子，妈妈从柜子里翻出个铁皮盒——那是爸爸从哪里带回来的一个空点心盒，很好看，现在洗得干干净净，盒盖上“上海”两个字还亮着。下午，妈妈在灶台上炒了一锅芝麻，金黄色的颗粒在灯底下闪着光，香得我直咽口水。妈妈捏了一点点放进嘴里，嚼了嚼，笑着说：“不糊，香得很。”然后她把芝麻一点点往盒子里装，装得满满的，用手掌压实了，再把盒盖盖紧，用布条缠了一圈又一圈，塞到我手里：“留着慢慢吃，每天吃几粒。想妈妈了就闻闻，这是妈妈亲手炒的。”我攥着铁皮盒，盒身凉凉的，心里却暖烘烘的——这是妈妈给我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了。那天晚上，我胸口戴着爸爸的那朵大红花，睡觉都没肯摘下来，花瓣蹭着脖子，软乎乎的。

爸爸平时话少，总忙着下地、喂猪，跟我说话不超过三句。可那晚，他蹲下来，脸贴着我的脸，我看见爸爸的眼角已经有了皱纹，他才不到三十岁呢。我能闻到爸爸手上的泥土味和烟袋锅子味。爸爸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我的头，一下一下，把我的头发都摸乱了。“小东乖，”他的声音很沉，却软乎乎的，“等爸妈在新疆站住脚，就回来接你。到时候咱在新疆的地里，也种上如东的麦子，让你看看，跟咱家的一样好。”我点点头，把脸埋在他的手心里，那味道让我踏实——是爸爸的味道，是能扛住风雨的味道。

天还没亮，东边的天刚泛出点鱼肚白，村口就传来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把整个村子都吵醒了。爸妈没让叫醒我，他们轻轻地拿起行李（新发的被子）跟爷爷奶奶告别，走出门去。其实我早醒了。爷爷也跟着爸爸他们一起走，我悄悄爬起来，轻手轻脚跟出门去。我手里攥着那个铁皮盒，芝麻粒硌得手心发麻。

刚下过雨的田埂上的泥还是软的，踩上去黏糊糊的，沾了满脚泥。走到村口，我看到拖拉机已经停在那里了，后斗里站了好几个人，都背着铺盖卷儿，脸上有点紧张，也有点期待。爸爸已经把自己的铺盖卷搬上去了，蓝布包着，边角上用红漆写着“如东支边”四个字，红得鲜亮，在灰蒙蒙的清晨里，扎得人眼睛疼。

妈妈回过头来，在人群中看到了我，又走了过来一把抱起我，又立即放下，她帮我把衣服紧了紧，脸贴了贴我的脸，声音发颤：“在家听爷爷奶奶的话，别乱跑，妈妈很快就来接你。”我点点头，想说“妈妈你早点回来”，可话到喉咙口，怎么也说不出来，堵得慌。爸爸跟爷爷面对面站着，最后说了句“你们多费心了”，就爬上车。

拖拉机发动起来，震得地面都在抖，村头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炮仗声。车轮碾过田埂，溅起的泥点落在我裤脚上，凉乎乎的。我攥着爷爷的手，看着拖拉机上的爸妈——妈妈扒着后斗的栏杆，朝我挥手，眼泪在脸上淌着，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爸爸没挥手，就那么盯着我，眼神紧紧的，像是要把我的样子刻在心里。我听到送别的人群里是一阵阵唏嘘声，啜泣声。

拖拉机越走越远，后斗里的人越来越小，铺盖卷上的“如东支边”也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田埂尽头的一个小点，被成片的芦苇荡吞了进去。风又吹过来了，带着海里的咸腥气，吹在我脸上，凉飕飕的。我摸了摸胸口的大红花，花瓣还是软的，却没了之前的鲜亮。鼻子突然一酸，眼泪直想掉下来，可我不敢哭出声——爷爷站在旁边，爷爷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抓住了我的手，攥得很紧，紧得我能感觉到他手心里的老茧，也能感觉到他手心里的颤抖。

我把头埋在爷爷的胳膊上，看着拖拉机消失的方向，手里攥着那朵花，心里一遍一遍念着爸爸的话：“等我们在新疆站住脚，就来接你……”风卷着芦苇絮飘过来，落在我的脸上，像妈妈的手，轻轻的，却又凉得让人心疼。

二

学校要开学了。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娃都背着书包上学了，爷爷死活不同意我上学，烟袋朝桌子上狠狠一顿：“等他到新疆去以后再说！”奶奶坚持着给我报了名。

晚上，奶奶就着煤油灯，拆了件洗得发灰的旧蓝粗布衫，一针一线给我缝书包。她手糙，针脚歪歪扭扭，却特意缝了条宽宽的背带，缝完捏着带子在我肩上比了比：“这样背着，不勒肩。”

开学那天早上，我把爸爸当年戴过的大红花塞进书包——那花已褪成淡粉色，边角起了毛，却是我能摸到的、最像爸爸的东西。跟着同村几个娃往村小走。他们走得快，吵吵嚷嚷抢着踩地上的树叶，树叶干得脆，踩上去“咔嚓咔嚓”响，没有人回头等我。我攥着书包带，粗布磨得手心发紧，看着前面蹦蹦跳跳的背影，脚像灌了铅似的挪不动——爷爷的话又在耳朵里响：“咱家是富农，别惹人家。”原来他们躲着我，就是因为这个。

村小在村子西头，借一间旧祠堂。门框上还贴着半截门神画，左边是秦叔宝，右边是尉迟恭，这些我中爸爸讲过。画儿卷着边，颜色掉得快没了，秦叔宝的铠甲只剩点淡红印子，尉迟恭的脸褪成了浅褐色，就手里的兵器还能看出点黑亮。推开门，“吱呀”一声怪响，屋里是坑坑洼洼的泥地，摆着十几张高矮不齐的木桌，有几张桌腿不齐整，底下垫着半截砖头；黑板是土墙上刷的黑漆，裂着好几道深缝，风从窗棂的破洞里钻进来，卷着灰尘扑在脸上，落在人的头发上、衣服上，白花花一层，一摸一手灰。

老师是个二十来岁的女同志，穿件蓝印花布上衣，袖口卷着，手里攥着本卷了边的课本。她让我们按个头排队，挨个儿报名字，要求声音洪亮。我个子矮，站在队尾，攥书包带的手紧得指节发白，手心全是汗，粗布磨得掌心生疼。轮到我时，我深吸一口气，使劲喊：“我叫孙小东”，发出来的声音却细得像蚊子叫。刚落音，队伍中突然炸出一声喊：“他家是富农！他是富农子儿！”

叫喊的是赵红亮，同村赵家的，比我大一岁，他家是贫农，这是他最抬得起头的事。他一喊，满教室的娃“唰”地全转头看我，眼神怪得很——哦，这就是“富农的孩子”。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几个娃往后缩了缩，像是怕我沾着他们似的，那眼神凉得像冬天的井水，浇得我浑身发僵。

我的脸一下子烧起来，从脸颊红到脖子根，烫得慌。不敢看任何人，头埋得低低的，下巴快碰到胸口，只能看见自己洗得发白的鞋尖——那是妈妈走前给我补的，鞋头磨破的地方缝了块黑布，现在黑布也磨得发灰了。耳朵里全是议论声：“原来他是富农的娃啊”“我妈说富农都是坏人”“别跟他玩”，这些话像小石子，一颗一颗砸在我的心上，疼得鼻子发酸，眼泪不争气地一串串掉下来。

女老师皱了皱眉，她看了眼赵红亮，又转头看我——我缩着肩膀，像只挨了打的小兔子——她轻轻叹口气，说：“哦，他是支援新疆人家的儿子呢。”女老师的话虽然不高，但让我心里不由一阵暖，我看到赵红亮一脸的不屑。安排座位时，女老师先让我跟一个女生同桌，那女生死活不愿意。老师又问了几个，最后，我跟班上另一个富农家的娃坐在靠近窗边的座位上——那扇窗的玻璃破了，风直往里面灌。

往后的日子，我就被圈在了那个角落。上课的时候，我把背挺得直直的，眼睛死死盯着黑板，不管风多冷，都不敢把窗户关严——怕一动，就引来别人的注意。下课了，走廊里闹哄哄的，冬天冷，娃们就在墙上玩挤暖的游戏：中间两个人贴墙站着，两边的人往中间挤，被挤得冒出来的人再跑到两头去……一阵嘻嘻哈哈，十分热闹。我趴在窗台上看，脚刚挪了挪，赵红亮就叉着腰瞪我：“别过来！富农的娃不干净，会弄脏我们！”其他人跟着起哄，我脚僵在原地，脸又烧起来，赶紧退回去。我又把书包里的爸爸在欢送会上戴的红花拿出来，多想用红花镇住他们。但红花已经褪色，成了粉白色，粉白色的花已经失去了威力，我不敢把它拿出来。

领课本了。新课本的封面上印着“语文”两个黑字，旁边画着个戴红领巾的娃，举着红旗，笑得亮堂堂的。老师让前排的娃往后传，每人一本。传到我时，前排是玲玲——队长家的女儿，她把课本“啪”地往我桌子上一摔，声音大得整个教室都听得见。她皱着鼻子，一脸嫌弃：“轻点拿！别碰脏了别人的书。”

我赶紧伸手去捡，指尖碰到书脊，硬邦邦的，又凉又涩，像摸到了冰。我把课本抱在怀里，小心翼翼擦封面——其实根本没脏，可我就是想擦。低头看着封面上戴红领巾的娃，突然觉得他的笑离我好远，远得像天上的星星，够不着。我们班子其他孩子都戴上红领巾了，只有我跟我的同桌两个人没有，因为我的爷爷和他的爷爷都是“老富农”。

今年的冬天好像来得比往年早，刚进十一月，就下了一场雪。雪下得又细又密，像筛子筛下来的面粉，悄无声息落了一晚上，把祠堂的屋顶、操场、田埂都盖了层薄白，窗棂上结了霜花，亮晶晶的，好看得很。

这天上课，老师换成了男的。听说女老师因为家里是富农成分，不好当老师了。

男老师比女老师年纪大一些，一脸严肃的样子。他看着门口的雪，说：“大家今天的任务是扫雪，把教室门口和操场扫干净，别滑倒。”学生都高兴地喊“好”，纷纷往墙角去拿扫帚——那些扫帚是芦苇秆和高粱苗扎的，又沉又硬，有的扫帚头都散了。老师分了工：女生扫门口，男生扫操场，近的地方雪薄，好扫。

我也跟着站起来，想去拿扫帚，刚走两步，赵红亮就喊：“小东去扫操场那边！那边雪厚，让他去！”他一喊，几个跟他好的娃也跟着起哄：“对！让他扫厚的！”“他是富农的孩子，过去欺负穷人，现在该多干活！”

没等老师说话，赵红亮和两个娃走过来，塞一把扫帚给我——那扫帚的高粱苗快掉光了，只剩几根光秃秃的棍儿，扫雪根本不管用。他们还推了我一把，把我往操场那边赶：“快去！别磨蹭！扫不完不准回教室！”

我跟那个富农家的娃一起，攥着扫帚往操场最远处走。那边挨着小河，河边的的几支芦苇在寒风中摇曳，风裹着雪往脸上刮，像无数把小刀子，割得脸颊生疼，眼睛都睁不开。雪没到脚踝，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劲。我们握着扫帚一下一下扫，扫帚头太松，雪全从缝里漏下去，扫了半天，只扫出一小块地方。

手很快就冻僵了，先是发麻，后来就没了知觉，指关节红得发紫，像冻熟的茄子。想把手揣进袖筒暖一暖，可一松手扫帚就倒，只能硬撑着扫。没过多久，指关节裂了好几道口子，渗出血珠，沾在冰冷的扫帚把上，很快冻成小小的血痂，又硬又疼，碰一下钻心地疼。

往教室那边看，赵红亮他们站在教室门口避风的地方，手里拿着扫帚，凑在一起说笑，有几个娃还戴着棉手套——是他们妈妈给做的，厚厚的棉花，看着就暖和。我盯着那些手套，心里真羡慕，可不敢想自己也能有——我是富农家的娃，“富农的娃还想戴手套”？这话要是让爷爷听见，又要骂我痴心妄想。

低下头接着扫，风更冷了，雪钻进脖子里，凉得打哆嗦。我想，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妈妈会给我做棉手套的，她会把我的手揣进她怀里暖着；要是爸爸在就好了，爸爸会抢过我手里的扫帚，让我在旁边歇着。可现在，只有我和同坐在雪地里，攥着冰冷的扫帚，扫着好像永远也扫不完的雪。他还比我强点，他爸妈没去新疆，他的手上还戴着一副手套，虽然是旧的，总归比没有强。

好不容易等到放学。我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爷爷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个竹篮——篮子边磨得光滑，篮底有个洞，用绳子网着。他把篮子往我手里一塞，没问我冷不冷，没问我累不累。爷爷冷冷地说：“挖萝卜去！”

爷爷的手上全是老茧，厚得像壳，指缝里填着烟垢，黑黢黢的，怎么洗也洗不掉——他常年抽水烟，烟袋锅子不离手。 这几年，爷爷的背驼得厉害，由于吸烟，他咳嗽得厉害，有时会咳得弯下腰来。

我攥着篮子把手，竹篾片硌得手心疼，小声说：“爷爷，我还有作业要写……老师布置了生字，要写十遍，还要背课文。”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带着点祈求——我想先把作业写完，不然明天老师要批评我。

“我叫别上学，你不听。萝卜不挖怎么行！”爷爷的声音粗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烟袋锅子往桌上一顿，“咱家用得着读书？富农的娃，再能念，将来也没人用你！不如早点学干活，割猪草、挑水、种地，以后才能混口饭吃！等我和你奶奶走了，你咋活？”

爷爷眼睛里布满红血丝，看着凶得很。见我不说话，他更火了：“你爸妈走了，这个家轮不到你耍性子！先到地里挖萝卜去，看这天会有几天的雪，不挖满一篮子萝卜，不准回来吃饭！写作业能当饭吃？能让你不饿肚子？别痴心妄想了！”

我不敢再说话。爷爷的脾气我知道，说一不二，再反驳，他说不定会把我的课本扔了。奶奶对他一直是逆来顺受，一点不敢戗着他。我冷得厉害，心里忍不住骂了一声：“老富农！”我真恨他——要不是他是富农，爸爸和妈妈就不会被逼着去新疆，我在学校也不会被人欺负。可这恨也就敢在心里藏着，我攥着篮子，转身往门外走。

走到地里，奶奶已经坐在萝卜地里，我在奶奶旁边蹲下来，用小锹拨开地上的雪，拼命地挖。挖了多半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篮子里才装了小半篮，手却更疼了——裂口子的地方沾了泥和冰，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掉下来。奶奶站起身，两个人各拎了半竹篮萝卜往回走。奶奶扭着一双小脚，她走不快，也拎不动多少东西。

夜里，等爷爷奶奶睡熟了，我悄悄摸出藏在竹篮底下的课本。把篮子放在炕边，小心地把课本抽出来——边角被萝卜叶蹭得发绿，沾了点泥，我用手轻轻抹，越抹越花，把上面的字都蹭模糊了。

从灶房端来煤油灯，放在炕沿上，把灯芯调得极细——就一根头发丝那么粗，昏黄的光刚好能照见课本上的字。家里的煤油是凭票买的，一个月就那么一小瓶，爷爷早说了“省着点用，别糟蹋了灯油”，灯芯调粗了，煤油用得快，他准会骂我。

趴在炕沿上，拿出铅笔——笔杆已经很短了，只能用手指捏着写。一笔一划地写生字，要写十遍，我写得很认真，每个笔画都尽量写直、写工整，哪怕手还在发僵，哪怕铅笔头硌得手指疼。写累了，就搓搓手，接着写，直到把十遍生字写完，才开始背课文。

课文短，讲的是“农民伯伯种庄稼，秋天收粮食，大家要爱惜粮食”。背着背着，我想起了爸爸——爸爸也是农民，也种庄稼，要是他在，他肯定会帮我检查，我会背得更快。我背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能一字不差背下来，才把课本和铅笔小心塞回竹篮底下，吹灭煤油灯，躺回炕上。手上冻裂的地方还在疼，可心里踏实了点——只要作业做好，老师说不定会喜欢我。

在学校里，课间休息时，别人都在走廊里玩，挤暖、推铁环、扔沙袋、滚铜钞，我蹲在角落的窗户边，从书包里掏出攒了好几个月的废纸剪的生字卡片——有爸爸以前抽烟剩下的“勇士”烟盒纸，我把烟盒上的字剪下来，背面写生字，小声地背。

今天的语文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我多想得到爷爷的赞扬，至少他不会再像现在这样老是反对我读书。放学路上，我攥着皱成一团的试卷，慢慢走在田埂上。风卷着枯草屑，直往领子里钻，凉飕飕的。回到家，爷爷看见试卷，扫了眼分数，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把猪草篮往我面前一放：“考得再好，也得去割猪草。快去，猪草没了。”

我看着竹篮，又看了看手里皱巴巴的试卷，鼻子突然发酸，却没有掉眼泪。我知道，就算考得再好，贴在我身上的“富农”标签也撕不掉，那些白眼、那些冷落，也变不了。我把试卷叠好，塞进课本最底下，拿起竹篮，心里学着赵红亮他们的口气，悄悄骂了一声“富农鬼”，慢慢往门外走。身后，是爷爷抽水烟的咕噜咕噜声和咳嗽声。

三

1959年的冬天来得有点突然，让人猝不及防。头场雪一落，乡间田埂冻得比砖还硬，脚踩上去，“咯吱”一声，那响脆生生的，像冰碴子在咬我的布鞋底子。

村小的祠堂比田埂还冷。窗棂上结满了冰花，太阳把它们照得透亮，光落进教室，却连我的袖口都暖不透。我照旧缩在破窗下，冻僵的手揣在袖筒里攥成拳，耳朵尖烧得慌——不是热的，是冻的，可我不敢晃一下头，新来的男老师眼尖，上回我走神被他点了名，声音冷得像窗外的风。原先那个同情我的女老师走了以后，这屋里头，连点暖乎气都没有了。

上午是语文课，老师捧着本红皮笔记本走进来，教室瞬间静了。老师指尖敲着本子，声音比平时亮：“公社要举行识字比赛，我们村小要选两个人去，背课文、认生字，拿了奖，给学校增光，也给咱村增光。”

底下的孩子“唰”地全坐直了，眼睛亮得像夜地里的星星——去公社啊！那是能走出村、能看见比祠堂还大的房子的事，说不定还能得到公社干部奖的新铅笔、橡皮。我悄悄攥紧了衣角，心“怦怦”跳得快，撞得胸口发疼。我想起夜里煤油灯下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想起课本边角被猪草蹭的绿印子，想起上次考第一时攥皱的试卷——我能背完所有课文，能比旁人认得更多字，要是能去，是不是就有人信，我不只是“富农的儿子”！

老师低头翻笔记本，念出第一个名字：“孙小东。”

声音落下来，教室里静了好一会儿，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过芦苇荡的“沙沙”声。紧接着，赵红亮“腾”地站起来，声音又尖又冲：“他是富农，不能让他去！”

这话像根火星子，一下点着了满屋子的议论。“老师，不能让他去，传出去人家该笑我们村了！”“换个人吧，换谁都行！”孩子们七嘴八舌的，有人拍着桌子指我，那眼神里的嫌恶，比冬天的风还尖，往我骨头缝里钻。

我的脸“唰”地就白了，刚才跳得飞快的心，“咚”一下沉到了底，沉得发疼。攥着衣角的手越攥越紧，指甲掐进掌心，疼得我眼皮跳，可我不敢抬头——我怕看那些指着我的手，怕听“富农”那俩字，更怕看老师的眼睛。我想，如果那个女老师在就好了。

老师抬起头来，扫了大家一眼，又转头看向我。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里面有一阵犹豫，但没有我盼着的一句“他能行”。过了好一会儿，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低了，也软了，像在跟自己商量，又像在跟大家说：“那……就后面的两个同学吧。”

被推选上的俩人高兴得蹦起来，互相拍着手，笑闹声撞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猛地抬起头，喉咙里像堵着团棉花，张了张嘴，费了好大劲才挤出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老师，我能背所有课文，我能比他们好。”话说得又急又快，尾音发颤，眼泪早就在眼眶里转了——这是我头一回在教室里大声说话，头一回说“我能行”。

可老师没看我。他的目光避开我，落在黑板上那道裂口里，只轻轻说了句：“坐下吧，听话。”

就五个字，像块冰疙瘩，把我心里最后一点盼头砸得稀碎。

放学铃响了，我没跟着人流走。磨磨蹭蹭把书包收拾好，等教室里空得只剩我一个，才慢慢挪出祠堂。风更冷了，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得慌。墙角的猪草篮子还在，爷爷说过，每天放学必须割满一篮子，不然不准吃饭。可今天，我不想割，连碰都不想碰。

沿着田埂走了几步，我蹲了下来。地上的雪化了一半，泥土湿漉漉的，沾在裤脚上，凉得刺骨。我把手伸进怀里，掏出藏在棉袄内袋的生字卡片——那是我攒了小半年的废纸剪的，烟盒纸、账本纸，还有半张包过水果糖的油纸。每张我都用铅笔描了又描，生字写得方方正正，边角被我摸得发毛，有些地方还沾着夜里不小心滴的煤油印子。

我一张一张摆到膝盖上。风刮过来，卷走最上面那张——上面写着“国”，那是女老师教的，老师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卡片滚出老远，钻进芦苇荡里，没影了。

我没追。看着膝盖上剩下的卡片，突然伸手一把抓起来，揉成个硬邦邦的纸团。然后抬手塞进嘴里——不是想吃，是心里憋得慌，像有团火在烧，又像有块冰在冻，喉咙紧得发疼。我想喊，想哭，想把满肚子委屈倒出来，可不敢——爷爷说，富农的娃不能哭，一哭就更让人嫌，更让人瞧不起。

纸团在嘴里又干又硬，纸渣子刮得舌头生疼，还带着股淡淡的煤油味，混着我课本上的猪草味。我蹲在田埂上，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砸在泥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湿印子。我咬着嘴唇，把哭声咽在喉咙里，嘴唇咬得发疼，尝到点咸咸的血味。

“小东！你死哪去了？你采的猪草呢？”

远处传来爷爷的喊声，嘶哑的声音被风冷吹得断断续续，透着不耐烦，还有点藏不住的焦急。

我猛地回过神，赶紧把嘴里的纸团吐出来，埋进旁边的雪堆里。用袖子抹了把脸，把眼泪擦干净，吸了吸鼻子。然后慢慢站起来，捡起掉在地上的书包，转身往回走——我得回家，得采猪草，得听爷爷的话。

田埂上的泥粘在鞋底，走一步滑一下，像有东西拽着我的脚。我看着自己的鞋，鞋尖沾着泥，鞋跟也沾着泥，怎么蹭都蹭不掉。突然就觉得，我好像就是这双鞋，不管走到哪儿，“富农的儿子”这几个字，就像田埂上的泥，牢牢粘在我身上。不管我怎么背课文，怎么写生字，怎么想变好，都躲不开，甩不掉。

爷爷的喊声又近了。我深吸一口气，把书包往肩上拽了拽，加快了脚步——回家吧，采猪草，听爷爷的话，把没说出口的委屈，还有揉碎的生字卡片，一起埋在心里，就像埋在雪堆里的纸团一样，不让人看见。

四

1959年的雪一场比一场密。入冬的第三场雪，后半夜就开始缠缠绵绵飘起来。我被灶房里柴火“噼啪”声惊醒时，窗纸早被雪映得发亮——推开门的瞬间，寒气裹着雪沫子扑在脸上，田埂、芦苇荡、村口那棵老银杏，全被雪埋得严严实实，连道缝都没留。爸妈走时踩在村口的脚印，前两场雪已经盖过一回，这场雪一压，更是连半点影子都寻不着了，好像他们压根没在这条路上站过，从没背着铺盖卷，挤上那辆印着“如东支边”的拖拉机。

我把身上那件薄棉袄裹得更紧，缩着脖子往灶房挪。奶奶守在灶台前，手里攥着根磨得发亮的火叉，正往灶膛里添碎柴。爷爷坐在里屋小板凳上抽水烟，烟袋锅子“咕噜咕噜”响得匀实，咳嗽声一阵紧一阵，咳得他本来就驼的背更弯了，像被块沉石头压着，每咳一声，肩膀就往中间缩一点，土布衫的褶皱里落满了烟灰，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那模样跟电影里的老富农一个样。

“来，帮奶奶烧把火。”奶奶把我拉到身边，她往灶里边挪了挪，给我腾出位置。灶膛里的柴火正旺，火苗子舔着灶壁，“噼啪”地响，偶尔有火星子从灶口蹦出来，落在泥地上，没等我伸手去碰，就灭了。我蹲下来，接过奶奶递来的火叉，把散在旁边的碎柴一根根往灶膛里推——柴火刚进去，火苗就窜起来，暖烘烘的光扑在人脸上，把鼻尖都烤得发红发烫。

我盯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看了会儿，手不自觉地伸到灶边，捡起根烧黑了头的柴火棍。棍头还带着点余温，炭黑的那头刚好能在泥地上划出印子。我在泥地上轻轻划了一下，一道黑痕清清楚楚，顺着这股劲儿，我开始写生字：先写“东”——是我的名字，写的时候总怕撇捺写歪了；再写“家”，笔刚落下，就想起爸妈不在家，心里空落落的，像灶膛里没添柴时那样凉，连忙站起身，用脚蹭了蹭；又写“课”“本”“字”，都是在学校里背得熟的，写了又用脚蹭平，蹭完再写，最后停住笔，慢慢在泥地上写了两个字：“新疆”。

这俩字是爸爸走前教我的。那天晚上，爸爸蹲在门槛上，捡了根干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地画：“‘新’是左边一个‘亲’，右边一个‘斤’，记着，是‘亲近’的‘亲’；‘疆’是左边‘弓’加‘土’，右边是‘畺’——这是爸爸要去的地方，等爸爸在那边种出麦子，就回来接你。”那时候我记不全笔画，写得歪歪扭扭，爸爸就握着我的手，带着我一遍一遍地描，他掌心的老茧蹭着我的手背，糙得发痒，却暖得很。现在我写得比那时工整多了，“新”字右边的“斤”撇捺舒展开，“疆”字左边的“弓”弯得圆溜溜，可写的时候，指尖还是忍不住发颤——我从没到过新疆，只知道那地方很远很远，有大片大片的麦子，是爸妈现在待的地方，是能让我躲开“富农”这两个字的地方。

“咕噜——”锅里的红薯粥突然冒起了泡，奶奶掀开锅盖，一股淡淡的甜香飘出来，混着柴火的焦味，往鼻子里钻。奶奶用勺子搅了搅粥，粥稀得能照见人影，锅底沉着几块小得可怜的红薯——今年收成差，红薯也金贵，粥里大多是水，只掺了点玉米面。她盛了一碗，放在我面前的矮凳上，碗沿冒着白气：“趁热喝，暖身子。”说完，她从棉袄内袋里摸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递到我手里——纸是糙得剌手的草纸，边角都磨毛了，上面的字是爸爸写的，笔画用了狠劲，有些地方把纸都戳破了。

我赶紧放下柴火棍，双手把信纸捧住。我认不得多少字，只能从密密麻麻的笔画里，挑出“小东”“麦子”“春天”“接你”“新疆”这几个词，剩下的，是爷爷念给我听的。爷爷一边念一边咳嗽，因此有些断断续续：新疆的冬天比如东老家冷多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可地里的麦子长得好，刚种下去没多久，苗就冒出了绿尖尖；我们开始跟其他支边的人住在一起，是一个小泥房子，后来，自己单个建了个地窝子（半地下的土房），虽不宽敞，但能遮风挡雨；每天跟着大伙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没人问我们的成分，没人喊我们“富农”，日子苦是苦，心里却踏实，天冷是冷，但心里暖和；等开春雪化了，我们就凑钱，托可靠的人来接小东……

我没有说话，低下头喝了口粥。粥有点烫，滑过喉咙时，把肚子里的凉气暖了点，可心里还是凉丝丝的。粥太稀了，碗里能清清楚楚照见我的脸——脸小小的，眼睛有点红，是前几天在田埂上憋哭的；嘴唇上还有道小口子，是咬纸团时蹭破的，现在还隐隐发疼。看着碗里自己的影子，那些事又冒了出来：教室里同学指着我喊“富农子儿”，没拿到手的识字比赛资格，被我揉碎埋在泥里的生字卡片，还有老师那句“坐下吧，听话”。

“奶奶”，我抬起头，声音压得很低，怕被里屋的爷爷听见——“新疆的孩子，会不会喊我富农啊？”

奶奶正用勺子刮着锅底的红薯渣，听见这话，动作顿了一下。她放下勺子，走过来蹲在我身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奶奶的手糙得很，指头上裂着几道小口子，是常年洗衣做饭磨的，可掌心暖烘烘的，盖在我头上，像灶膛里的火苗。她没有回答我，只盯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轻声说：“雪化了，春天就来了。”

我没有再问。我知道奶奶没说出口的话，也知道她说的“春天”，不只是雪化了、天暖和了的春天，是爸妈说的“接我去新疆”的春天，是我不用再被人戳着脊梁喊“富农的儿子”的春天。可我又怕——我不知道这个春天会不会真的来，不知道新疆的麦子是不是真的能长得比我高，不知道到了新疆，是不是真的没人再提“富农”这两个字。

我低下头，把碗里最后一小块红薯嚼得烂烂的，咽了下去。然后捡起地上那根烧黑的柴火棍，重新蹲在泥地上，对着那两个已经有点模糊的“新疆”字，慢慢描了起来。这次我用了劲，柴火棍的炭头在泥地上划出深深的印子，好像要把这两个字刻在地上，刻进心里——不管春天来不来，不管新疆到底是什么模样，这两个字，是我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是我心里那条没有到过的地方，是我盼着的、能躲开寒气和白眼的地方。

灶膛里的柴火还在“噼啪”响，火星子偶尔跳出来，落在“新疆”两个字旁边，把黑印子烤得更清楚了。厨房里传来爷爷的咳嗽声和烟袋“咕噜咕噜”的响声，外面的雪花还在安安静静地落，渐渐盖住了如东的田野、村庄，也盖着我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和攥得紧紧的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