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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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河南安阳的一个农村，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在命运的跌宕起伏中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回望我的成长历程，我深深感受到这是一个普通人获得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也见证了我的灵魂在艰难困境中的成长与蜕变。从农村的泥土地到城市的街巷，从修锁补鞋的手艺人之子到追逐文学梦想的写作者，这就是我的故事。我的家乡安阳，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殷墟的青铜器在这里沉睡千年，岳飞的忠魂在这里流传百世，而我，则在这片土地上播种着自己的文学理想。
童年旧事：在乡土中扎根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煤球和炉子是最普通的生活场景。七八岁时，我就开始帮着大人打煤球，这项工作需要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配合完成。虽然不需要太大的技巧，但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往下压的过程颇为费力，一般坚持不了一个小时。这些劳动的记忆，像一粒粒煤炭的颗粒，至今仍深深刻在我的骨子里。
我家的煤炉不仅是取暖做饭的必需品，更是全家人温暖的聚集地。那个年代的煤炉都要装烟筒，既是为了防止煤气中毒，也能起到暖气的作用。每到寒冷的冬夜，我们全家人便会围着暖烟筒，烤花生、烤红薯，看着刚刚走进农村千家万户的电视机。我永远记得，煤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烤红薯的香甜气味在空气中弥漫，那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我家购置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开箱的那一刻，我们全家兴奋得手舞足蹈。在那个年代，电视机还是稀罕物件，谁家添置了新电视，街坊邻居都会闻讯而来。我们家的电视常常搬到院子里，十几二十个人围坐在一起，一边看一边热烈讨论。《篱笆女人和狗》是那时最受欢迎的电视剧，剧中的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在日复一日的播放中，不知不觉就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多年后在KTV里我仍能脱口而出。
宗教信仰的转变，是我童年记忆中的另一个重要篇章。记忆中，每年过年，我家要贴很多神像，有纪念灶神的，院子中央还有个最隆重的天神像。过年时我们全家要给这些神像烧香、磕头、摆放祭品。每次仪式完成后，我们孩子才能开始享用美食，那种期待和兴奋至今难忘。然而，随着奶奶皈依基督教，这些传统的神像和相关物品逐渐消失不见了。2003年奶奶去世，葬礼完全按照基督教的方式举行，与我记忆中的传统"迎经"仪式形成鲜明对比。
传统的葬礼仪式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迎经"是一种类似于游行的仪式，最前面是吹唢呐的乐队，紧随其后的是两个近亲属抬着纸扎的楼阁，然后是直系子孙捧着老人的遗像，再后面是所有的男性亲属。这支队伍要从家门口出发，穿过村里的主要干道，绕一圈后回到家中，然后进行下葬仪式。小时候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葬礼，总觉得热闹，并没有太多悲伤的感觉。直到奶奶去世，我才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失去至亲的痛苦。
在我的童年，唢呐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是红白喜事不可或缺的背景音乐。对于在豫北农村长大的我来说，唢呐堪称神一般的存在，那种声音从小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多年后，当我在电影《百鸟朝凤》中听到熟悉的唢呐声时，内心瞬间被触动，那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乡愁。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深深植根于乡土的记忆，成为我日后写作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童年时期还有一次难忘的文化之旅。跟随一个亲戚的单位组织，我和奶奶一起去了汤阴县的岳飞庙。庙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排跪在地上的石像，那是奸臣秦桧等人的跪像。参观的人们常常用棍子打这些石像，甚至朝上面吐口水，以此表达对奸臣的愤怒。那时我虽年幼，却也深深感受到了这种朴素的是非观。
命运转折：在逆风中前行
我的人生在一场意外中改变了航向。在上初中时，一场车祸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那是一个平常的上学日，我从姥姥家带了11斤面粉去学校换粮票。那个年代的学校食堂不用钱，都是用小麦或者面粉换粮票，一斤面粉换一斤粮票，一斤小麦换八两粮票。出门时，姥姥特意叮嘱我不要走大路，因为大路车多危险，建议我走崎岖但安全的小路。然而，我没有听从老人的话，选择了走大路。这个决定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辆飞驰的摩托车将我撞倒，导致脑震荡，昏迷不醒。
这场意外让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月，虽然肇事者赔付了3000元，但这笔赔偿金并不能弥补这次事故带来的影响。返校后，我发现自己严重跟不上课程进度。到了初二，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实行分班制度，我被分到了慢班，这基本上意味着失去了升学的希望。
更糟糕的是，我在学校还遭遇严重的校园霸凌。性格倔强的我经常被欺负，甚至被迫和更弱小的同学互扇耳光，而那些霸凌者则在一旁幸灾乐祸。老师们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身心伤害。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读完初三后，没有知识的我可能只能去建筑队当小工，这绝不是我想要的人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影响我一生的重大决定：从初二退回去读小学四年级。
这个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它意味着要放下面子，重新开始。所幸的是，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这个决定。父亲读过高中，姑姑们也都受过教育，他们都比较开明，能够理解我的选择。母亲更是对我疼爱有加，全力支持我的决定。
在选择具体回读的年级时，我也做了细致的考虑。因为我上学较早，即使从初二退到小学五年级，年龄也不会太突出。但当时五年级的班级存在严重的霸凌问题，有个外号叫"将军"的学生让我望而却步。最终，我选择退到小学四年级，因为那里的班主任是我姑姑的嫂子，能给予一些照顾，而且班级的学习氛围较好。
这个看似倒退的决定，实际上成为我人生的新起点。重新读完小学后，我再次进入初中，这次被分到了快班，一直读到毕业。这段经历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有时候看似的退步，可能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正是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人生没有标准的路径，关键是要有勇气做出改变的决定。
文学梦想：在文字的田野上
我的文学梦想，是在最普通的生活中萌芽的。家里安装的小喇叭广播，成为我打开文学之门的钥匙。那时候，每个乡都有自己的广播站，家里安装的是一个正方形中间带圆形喇叭的装置，我们叫它"小喇叭"。广播台有个特别的栏目，允许听众来信，如果写得好就会在节目中播出。投稿者还可以留下通信地址，这样其他听众就能写信交流。
通过这种方式，我收获了人生第一个笔友，是来自伦掌乡的一个中学生。收到第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时，我感到无比神奇和兴奋。这种通过文字与素未谋面的人建立联系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写作的魔力。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白鹰"，经常在学校门卫室的窗户上寻找来自各地的信件。每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那些整齐排列的信封上，都会欣喜若狂。
我的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也给了我特殊的影响。他曾短暂地担任过村里的会计，虽然随着村支书换届而被替换，但留下的那些精美的账本，却培养了我对书写的特殊情感。那些硬皮包装的账本异常精致，以至于我都舍不得在上面写字。这种对文字载体的珍视，一直延续到我后来在北京工作的日子。每次路过天桥上卖笔记本的摊位，我都忍不住想买几个，以至于我的家里至今堆积着各种各样的小本子。
父亲不仅是个农民，还是个手艺人。在农闲时节，他走街串巷，给周边村里的人修锁补鞋。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学会了修理简单的挂锁。虽然只是些别人不要的废锁，但每次修好一把锁，听到钥匙插入锁芯时的清脆响声，都会带给我莫大的成就感。父亲常说要感谢邓小平，感谢党和国家，因为正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有了土地可以耕种。这种朴素的感恩之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
2008年父亲去世，每当回忆起父母的艰辛，我总是泪眼蒙眬。曾经有一次我要生活费，打开家里的钱匣子，发现里面都是父母靠补鞋挣来的零钱，几毛几毛的，数了很久才凑够所需。看着这些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想到自己要用它们去上学，却不知道能否有好的结果，我内心充满愧疚。
我的第一笔稿费来自安阳人民广播电台的《午夜情怀》节目，这个节目名称后来还成为我使用多年的网名。那次，我写了一篇关于"理想离你有多远"的文章，不仅获得了5块钱的稿费，还有机会走进广播电台的直播间。虽然当时紧张不已，但我还是顺利完成了现场讨论。这次经历不仅带给我第一笔稿费和一张珍贵的稿费单，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写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
对于理想，我有自己的理解：理想是抽象的，是关于未来可能实现的憧憬；而目标是实际的，具体的，可量化的。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工作者，而目标则是要在有生之年获得一项重要的文学奖项，比如茅盾文学奖或者诺贝尔文学奖。当我能够清晰地区分理想与目标时，我感觉自己的思维也随之成熟了许多，开始懂得如何一步一步地向着梦想迈进。
如今回望我的成长历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经历塑造了我的文学追求：儿时围坐在煤炉旁的温暖时光，广播里传来的动人故事，门卫室窗台上整齐排列的书信，父亲修锁补鞋时的叮咛教诲，还有那些精美的账本和不断添置的笔记本。这些平凡的细节，就像一粒粒种子，在岁月的培育下渐渐生根发芽。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在那场改变命运的车祸之后，在遭遇校园霸凌的阴影里，这些种子依然在我心中固守。我主动选择退回小学重读的决定，不仅让我重新找到了学习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铺路。
从我的家乡安阳这片土地上，我收获了最初的文学养分。这里有着殷墟的历史积淀，有着岳飞的精神传承，更有着无数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奋斗故事。童年时期在岳飞庙看到的那些场景，小喇叭广播里传来的故事，还有那些与素未谋面的笔友互通心声的书信，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我的文学理想。
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一个人的起点并不能决定他的未来。我的故事还在继续，就像我理解的理想与目标：理想是内心永恒的指引，而目标则是脚下踏实的道路。在这条追逐文学梦想的路上，我要继续坚持，继续前行。那个曾经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的少年，如今已经长大，但内心对文学的热爱从未改变。我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但只要心中装着梦想，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在向着光明的未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