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茶花又开

“妹，你们明天来的时候，称几斤豆腐上来啊……”

电话里的声音透着腊月特有的暖意。妻子挂了电话，眼睛弯成一对新月：“大哥家明天杀年猪，喊吃杀猪酒。去不？”

“去！”我心里泛起阵阵涟漪，父亲走后的十多年，大哥常年在外做工地，今年8月，长期双腿麻木的大嫂，查出腰椎尖盘突出。大哥不放心她一人在家，才没有外出。

当车子转进寨子时，已是十点左右。一夜大雪，整个寨子银装素裹，朝门前那株老山茶花，依在梨树旁，枝条覆雪，几颗深红色的花苞探出头来，像沉默的火焰。冬日的阳光正懒懒地铺在雪地上。寨子很静，静得能听见风穿过竹林的窸窣声。没有记忆中腊月里石磨的呜咽、碓舂的闷响，也没有追逐嬉闹的孩子……那些声音，仿佛都被雪压住了。

大哥家的院坝倒是热闹。三百多斤的黑毛猪已褪去“黑衣”，白白净净地倒挂在挖机的悬臂上。堂哥举着喷灯，蓝色的火苗舔过猪皮，滋滋作响，腾起的油烟带着脂肪特有的焦香。

“没烧落气钱？”母亲看了一眼杀猪登前，转身盯着大哥问道。

“现在哪个还兴那个。”大哥愣了一下，笑道。

母亲不再说话，缓慢地向堂屋走去。拿着一叠纸和三柱香来到杀猪登前，把纸钱在地上未干的猪血上擦拭两下。双手颤抖着点燃，嘴唇翕动“下辈子找个好人家投胎做人……”纸灰打着旋儿飞起来，像黑色的蝴蝶。乡里人相信，这一刀要利落，来年家畜才兴旺。那是种朴素的敬畏，对生命，对食物，对不可知的神秘秩序。

母亲的背影，把我拉回四十年前，也是这样的腊月清晨，父亲在院坝边挖土灶、埋铁锅。天刚蒙蒙亮，他就开始烧水，母亲在屋檐下推豆腐，石磨的吱呀声像一支古老的歌谣。那时猪杀了之后，父亲和邻居两三个叔叔，把褪好毛、洗了澡的猪倒挂在梨树上……

“来搭把手！”大哥的喊声将我从梨树的影子里拽回。我捏着那根光滑的塑料绾子，忽然想起奶奶说过的话：绾子要用棕叶子，而且要系活扣，来年才好解开——寓意日子顺当，没有死结。

厨房里，大嫂左手扶腰、右手执锅铲，糟海椒在热油里“刺啦”一声爆开，那股熟悉的、带着微微酸辣的香气瞬间撞进鼻腔，也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母亲总是站在同样的位置……锅里的氽汤肉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与记忆中的画面重叠。待我将思绪从四十年前拉回，大嫂已经将这一大锅“灵魂”端上了桌。

“吃饭了！”妻子的声音，从热气腾腾的厨房里飘来。

八仙桌上，氽汤肉、炒猪肝、白菜豆腐汤冒着热气，一次性杯子里可乐、啤酒吐着气泡……只是少了荡漾着包谷烧的土碗。大哥喝了一小口啤酒，声音不高，却带着憧憬：“前天村里说要修到划口园的路，等路修好了，我就种点包谷、谷子，喂几头猪……”他像是在规划自己的余生，也像是在规划这个家的未来；一旁，大嫂抬头望了一眼大哥，又埋头和妻子小声研究着手机屏幕上琳琅的商品，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规划另一个与世界连接的、安静的未来。 两种低语交织，却与记忆中父亲们那声震屋瓦的划拳喝酒声，隔了整整四十年。

那时杀猪酒是寨子里的盛事。男人们从中午喝到夕阳西下，脸红脖子粗地猜拳；女人们则是在厨房里，熬猪油、淹腊肉，时不时把桌子上的菜拿到厨房翻炒热一热；而我们一群小孩子，早已开始抢那个猪尿包。

吹猪尿包是有讲究的。先得用柴灰反复揉搓，去除油脂和异味……在物质匮乏的年月，猪尿包不是想玩就能玩的，多数时候刚从猪肚子里弄出来，杀猪师傅就会顺手一刀剌个大大的口子。

“爷爷，这是什么？”大哥的孙子指着角落里一个白色囊袋问。

“猪尿包，你想玩气球吗？”我说。

“那能当气球玩吗？”九岁的女儿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

我看着他们亮晶晶的眼睛，“能。”我拿起那个被遗忘的猪尿包，走到院角，抓了把柴灰。揉搓，深吸一口气……它开始慢慢鼓起，变成一个浑圆透明的球，在阳光下泛着淡黄的光泽。

他们拍手笑起来。笑声中，我仿佛听见四十年前的回音，听见寨子里此起彼伏的杀猪声、欢笑声、劝酒声，听见一个时代热热闹闹地走来，又静悄悄的离去。

月上三梢，我们一家离开返城。回头望去，大嫂正在收拾碗筷，佝偻的身影在灯光下拉得很长。空荡荡的院坝里，梨树的枯枝指向天空，像在问什么，又像在等待什么。

车子发动时，母亲轻轻地说：“那时杀年猪最好的不是酒肉，是一家杀猪，全寨过年的那股子热闹劲……”

“舅妈，明天帮我称几斤豆腐来啊……”大姐家女儿的声音，打破了沉寂的夜。

我让妻子摁下免提，“豆腐要石磨推的才香……”我对着手机大喊。

那晚我梦见老家房前的山茶花又开了，红色的花瓣落在雪地上，落在孩子们举着的猪尿包气球上，落在母亲撒着蒜叶的氽汤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