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社区组织观看电影《南京照相馆》,我有幸前往,看到豪华影院的座椅可以调节角度,温度恒定如春,爆米花香甜可口,手中还捧着一杯奶茶,倍感惬意。说来惭愧,我已经很多年不来影院了。坐在舒适的椅子上,让我重新找回了那种久违的、纯粹的观影快乐。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直到十六岁初中毕业进城读高中,才算开了一些小眼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乡镇露天电影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其说是影院,还不如说是露天空地,四周是两米多高的围墙,里面看到最多的就是水泥长条凳了,每次放映,长凳上挤满了人,却挡不住儿时的我们对光影世界的憧憬。
那时,虽然兜里掏不出一毛钱买票,我喜欢带着弟弟妹妹去看电影,而把门的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溜进去,那时母亲所在的中心学校晚上经常开会,我也就趁机上街看电影,有时母亲下班了就去找我们,偶尔也请放映员师傅用喇叭喊我们名字,让去出口处,家人在等。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放映《解放石家庄》,临近结束时,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雨了,我们很多人叫嚷着要看完,放映员手忙脚乱地撑起伞,护着放映机,生怕胶片淋湿,雨点打在脸上,观众们却更兴奋了,伴随着影片中的解放军占领石家庄的镜头,大家欢呼起来,仿佛这场雨让电影更刺激,弘扬主旋律。
露天电影院的记忆,不仅是我的童年片段,那种粗糙却真实的观影体验,那种纯粹的愉悦与向往,更是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承载着那个物质匮乏年代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朴素追求。至今也不会忘记,水泥长条凳没有靠背,坐久了腰酸背痛;夏天蚊虫肆虐,观众们不得不一边拍打蚊子一边紧盯银幕;冬天寒风刺骨,人们裹紧棉袄,跺着脚取暖。放映设备也时常出问题——胶片卡住了,银幕上的人物突然定格,引来一片尖叫声;偶尔遇到雷暴雨,大家不舍地紧急收场。然而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记忆中不可复制的真实感。这让我想起,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用镜头捕捉了这种露天观影的独特氛围——银幕上的英雄人物与银幕下观众的面孔交相辉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场域。我们不仅是在看电影,更是在参与一场集体仪式,与整个社区共同呼吸、共同感受。
如今去影院,大多人进去会默默地找好位置,而露天电影院的社交属性远比今天的影院强烈。乡镇上的居民彼此熟识,有大人看见我偶尔也会说:“这是医院涂先生的儿子。”,然后询问我:“你爸怎么没来呀?”我也告诉他们:在医院值班或者说出诊了。那时的影院,还有社交的功能,看电影自然就是重要的社交活动。放映前,人们早早到场,聊起家长里短;放映中,对剧情的即时评论此起彼伏;散场后,影片内容成为接下来几天街头巷尾的谈资。我经常说,去看露天电影是群体共享的文化实践。放映《少林寺》时,乡镇很多男孩都迷上了李连杰,第二天学校里到处都是模仿武术动作的身影,这种文化共鸣在今天碎片化的观影环境中已难觅踪迹。
后来,上了初中了,也就是1986年前后了,乡政府在原露天影院的原址上盖了礼堂,安装了木质椅子,它不仅可以放电影,还可以承接很多活动或会议。不过,我们都忙学习,也就很少光顾了。
从露天影院到现代影城的变迁,见证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变革。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电影不再稀缺,观影从集体仪式转变为个人消费行为,观众可以尽情体验舒适的座椅、清晰的画质、环绕的音效。我似乎很难找回当初的心情和理由,让我走进影院。露天电影院的"灵光"恰恰在于它的不可复制——那蚊虫的嗡嗡声、邻居的窃窃私语、把门人的默许眼神,都是特定时空下的独特体验,无法被数字化或标准化。
《南京照相馆》的社区观影活动,意外地唤起了我对露天电影院的记忆。我与邻座的年轻人交流观看体验,让我想起露天电影院时代的故事传承。有位作家曾经说过:"记忆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当你回忆时,它那么鲜活;当你试图抓住它时,它又那么虚幻。"露天电影院的记忆也是如此,它既清晰又模糊,既遥远又亲近,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情感纽带。或许,我们不必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但可以在现代生活中创造新的集体记忆形式,让观影不仅是视觉消费,更成为连接人与人、过去与现在的情感桥梁。
我想,露天电影的记忆之所以珍贵,不仅因为它承载了个人童年的欢乐,更因为它代表了一个物质匮乏,但精神富足的时代,一种简单而纯粹的集体文化实践。电影不仅是娱乐,记忆不仅是怀旧,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过去、面对现在、想象未来的文化资源。正如《南京照相馆》所提醒的那样,有些记忆值得保存,有些价值需要传承,而露天电影院的故事,正是这样一种值得讲述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