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辈子无法释怀的往事

母亲是在晚饭后又说起那件事的。那是2022年3月，她去世前的一天下午，可那天的黄昏，她精神出奇地好，甚至多吃了几口粥。然后，就像过去几十年里的无数次一样，她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用那种熟悉的、带着点恍惚的语气说：

“这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1972年那个夏天去亲戚家借粮的事情……”

“妈，您都说了好多次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我望着她，陪她说话。

“你才这么大。”母亲用手比划着，动作因为疼痛而有些颤抖，但比划的大小依然和从前一样准确，“小得像只猫，哭都哭不出声。”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经常讲起她从南京插队到苏北农村的艰苦岁月里的故事。弟弟妹妹那时还小，很多事情没有印象，但每次听了都很难受，为母亲的苦而心情沉重。春天在菜园除草时，夏天在院里纳凉时，秋天剥玉米时，冬天围炉烤火时。每一次讲述，细节都惊人地一致——空米缸刮锅底的声音，烈日下二十里路的尘土，邻居家门口的笑声，亲戚躲闪的眼神，还有家里那个未满周岁嗷嗷待哺的我——这故事里最沉默的证人。

“很长些日子都是一天两顿，少许米放了很多青菜。隔三差五就去县里知青办要救济，人口多，救济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米缸空了三天。”母亲继续说，眼睛看着窗外，却仿佛看着五十年前的场景，“刮锅底的声音，嚓、嚓、嚓，我现在夜里睡不着，还能听见。”

“你奶奶是吃饭不管事，你爷爷去世得早，奶奶也挺艰难的。加上她年纪大了，走不动。我说我去。”母亲的语气里有一种奇异的自豪，那是属于年轻时的、二十二岁的她的自豪，“我把你交给你奶奶照顾，就出门了。记得是中饭后去的。那天很热，大约走了半小时，嘴唇干裂了，继续赶路，怕大子饿了要喝奶。

“到了她家，门开着，院子里没人。”母亲的声音低了下去，“邻居家有说笑声。我走过去，就看见亲戚抱着她家儿子，坐在门槛上，和几个女人说笑。她儿子手里拿着半块饼，吃得可香了。”

说到这里，母亲总会停顿。早年的停顿里是愤怒，中年的停顿里是困惑，如今的停顿里，只剩下深深的疲惫和无语。

“亲戚家女主人看见我，脸上的笑还没收回去。”母亲继续说，“姐，家里断粮了，你弟弟让我来借点粮食……”

“她站起来，走回家说。我跟着她进去，屋里凉快，可我心口发慌。我说姐，家里没米了。能借我点吗？十斤就行，五斤也行。秋粮下来就还。”

母亲转过脸看我，眼神清亮得不像个病人：“你知道她怎么说？”

“怎么说？”我本能的接话，虽然答案早已倒背如流。

“她说……”母亲模仿着一种为难的、压低的声音，“‘大舅妈，不是不借，我们家也快见底了。’”然后母亲笑了，那笑容很苦，“可我看见她家灶台旁，就放着半袋子米，敞着口。梁上还挂一块肉。”

这是母亲最不能释怀的部分——不是拒绝本身，而是那个显而易见的谎言。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直白的拒绝或许能被理解，但敷衍的谎言，是对至亲求助者尊严的双重践踏。

“你姑姑看见我几乎是哀求的样子，又说我去看看邻居家能不能借点给你，你坐一下。”说完，她走了出去。

母亲说：“左等不来，右等还是没来，我不能等了，眼看太阳要下山了，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你那时还未满周岁，不放心你在家。于是我果断地出门找你姑姑。”我默默地听着，感觉很窒息。

母亲走到东边一家，那是姑姑的儿子儿媳的家，听到屋后有人说话。母亲好像听出是姑姑的声音，于是放慢脚步。不声不响地靠近：

“今天，你舅妈来借粮了，我说没有。我不借，你也不要借，听到没有？”母亲听出，这是姑姑的声音。

“你借不借，我不管，她虽说是舅妈，也是我好朋友，我不能看着她挨饿，况且她家的孩子刚刚出生，不能没饭吃……”

母亲听出来了，这是姑姑大媳妇的声音。

母亲转身回到屋里。一会儿，姑姑回来了，告诉母亲没有借到。

“没有就算了，我回去了。”说完，母亲头也不回就走了。她直奔她的好友，也是姑姑的大儿媳家。

母亲的到来，让我的表嫂感到格外亲切。她关切地询问母亲的情况。母亲直言，家里揭不开锅了，需要支持。表嫂听了，走进里屋拿出一个棉布口袋说：“我只能给你10斤米，不用还了，我们不光是亲戚，也是好姐妹。”

“我听了，眼泪仍不住哗哗地流……”母亲继续说着。

就这样，母亲走那十里路回去。天黑透了才到家。“那天你奶奶在村口等我。”母亲说。

故事到这里，通常就结束了。但那天晚上，母亲多说了一段，是以前从未说过的。母亲说：“到你姑姑家借粮，你父亲去更合适，毕竟他们是亲姐弟。”我点头赞同。“那为什么父亲不去呢？”我又问。“也许你父亲就知道借不到吧。”母亲说着，还望着坐在一旁看电视的父亲。父亲没有接话。我心里在想：“他能说什么呢？”

我告诉母亲：“您借粮的事情，我印象深刻，所以我结婚后只要涉及到妻子娘家或者她亲戚的事情，都是她去处理，我从不参与。”母亲听了“这样好！”

我又说：“比如，我们家购房，缺一些钱，我向我的弟弟妹妹借钱，她向她家那边亲戚借钱，都完成了任务。这是我成家后唯一一次借钱的事情。”

“再后来，你们也长大了，我也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家里条件改善了很多，我们从生产队搬到了你父亲单位——乡卫生院。”母亲接着说。

“是的，我们还经常看到姑姑来家里，找父亲帮忙购买柴油、化肥，看病也找你们。记得有一次姑姑临走时看见我们家厨房里挂着十几条咸鱼，也不问同意不同意就拿走了一半。你也不生气呀？”我说。

“怎么说呢？我也要考虑你父亲的感受，毕竟是亲戚呀。”母亲说。

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这代人的想法，亲戚之间不应该是相互支持吗？为什么母亲总是利益受损的一方呢？他们来找父母帮忙，不应该是拿他们手里有的去换取想要的吗？我记得我们家是定量户口，很长时间都是吃粮站的往年的陈米，亲戚家每年农村都有新鲜的米下来。他们找父亲有事情，也应该带一些来，这过分吗？

我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说不出话。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回想那天回来的路上，我哭了一路，再困难我得让你活，我得活。”

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讲述那二十里路上最黑暗的时刻。而她选择在生命尽头告诉我，也许是因为，她终于准备好放下这个背负了一生的秘密。

夕阳从西窗照进来，就像无数个她讲述故事的黄昏。我终于完全理解了，为什么母亲要一遍遍地讲述这件事。

她不是在诉苦，也不是在抱怨。她是在确认——确认那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女人，曾经在绝境中走了二十里路去为她的孩子争取活路。她需要有人见证这份勇气，需要有人记住那份屈辱与坚韧。而作为长子的我，作为故事里的那个婴儿，是这记忆最合法的继承人。

母亲多次说起借粮的往事，让我想起多次阅读过的一篇文章《难忘那夜的秋雨》中，那段描写"求人比登天难，人情比纸还薄"，深刻揭示了世态炎凉。作者在家庭极度贫困时，亲戚们并未伸出援手，这种冷漠让年幼的作者深刻体会到人情淡薄、世道艰难。我也更懂得，人活着必须要奋斗，让自己过得好，才有机会去帮助更多的人。

母亲的借粮故事，我最早听到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我还在上高中，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我甚至在想，奶奶和父亲怎么不去借粮？难道是母亲的善良，也该被利用，我所知道的母亲她已经很艰难，这辈子她当过农民，做过杂工，为了生计她一人挑起一百多斤棉花走了七八十里里去县城卖了换钱补贴家用。她能依靠谁？母亲后来说，她靠自己。

母亲一直勉励我和弟弟妹妹认真学习，好好工作，向人张口借钱借粮的滋味不好受。我遵照母亲的嘱托，不敢懈怠，高中一毕业就去了部队锻炼，在部队还入党了。退役后，从基层干起，在企业打工有很多不确定性，当母亲知道我失业了，她会流泪，甚至寝食难安，当我又工作了，她高兴得像个孩子：“儿子，又有事干了。”我不愿意让她操心，我在担任副总经理后一次聊天，说这辈子做不到大富大贵，但可以衣食无忧到退休。弟弟妹妹都在苏南定居，孩子们都很好，让我们都省心。母亲即使后来患上忧郁症，她心里念念不忘还是对我和弟弟妹妹的牵挂。

我时常想起母亲晚年常说的另一句话：“人啊，心里得有个怕，有个惦记，才活得踏实。”她一辈子惦记着那袋没借到的米，怕着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正是这份惦记和惧怕，让她后来无论多难，都要把米缸装得满满的；让她对饥饿的人格外心软；让她在儿女浪费粮食时，会突然变得非常严肃，甚至发脾气。

那二十里路，她走了一辈子。每一步，都在塑造她成为一个怎样的母亲，怎样的人。如今，我的孩子也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了。我也会给他讲起1972年夏天的故事，讲一个年轻的女人，如何在烈日下靠两条腿走二十里路去借粮。回忆那段粮食的珍贵，尊严的重量，以及在绝境中依然要往前走的那股劲头，和一辈子做好人的向善之举。母亲一辈子无法释怀的往事，最终成了我们家的精神遗产。那袋没借到的米，喂养了我们对苦难的理解，对尊严的坚守，对生命的敬畏。

我想，母亲会永远记得那二十里路。而我会永远记得，她如何用一生的时间，走完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