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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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秋未到，清风已至。村口那株百年桂花如期送来清凉的芳香。我的父亲在这花香氤氲与微醺之下悄然入眠了。
尚在十分钟之前，我紧握父亲的手，问他想吃点什么，父亲说自己一点也不感到饥饿。我问他是否口渴，他轻轻摇了摇恍若冬日里荒疏的松树头顶。半个月以来，父亲已经没有咽下一粒米面，每天仅靠半杯核桃水维系着生命。也许，父亲所剩时日不多，其下腹部因严重的疝气病而正在经受剧烈疼痛，但他却咬牙紧捂被子一声不吭。我轻声询问父亲是否有什么执念无法放下，他说能有啥呢。然而，当我离开房间不久，侄儿就急匆匆跑去叫我，大家迅速扶起紧闭双眼的父亲。只见他喉咙里突然咯噔了一下，我至尊至爱的父亲就骑着一头白鹿西游而去。
在父亲的生命弥留之际，他真的是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养育九个儿女，历经九十三年风雨沧桑而苦难浇注的生命之花，就这样连一声叹息也没有留下而轻飘飘地走了。难道他真没有半点留恋和遗憾，并不想带走这色彩缤纷的人世间一朵云彩？
父亲走了，可他的一生，都长在了群山里。
二
父亲生于一九三三年正月，那段岁月正是中国人民处于血雨腥风而涅槃重生的煎熬之中。父亲一共有六个兄妹，他在家中排行老二，老大是一个哥哥，他比唯一的妹妹老三大十岁，比最小的弟弟要大将近十六岁。大哥在成年之后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在几年之后的解放前夕，却悄悄溜走了。他在回家的路上又幸运地加入了解放军，后来安排在本地乡镇的农业部门工作，算是正儿八经吃上了“皇粮饭”。
我的母亲刚过二十岁走进了父亲的家门，她比父亲大两岁，与父亲共同撑起了七八个人的大家庭。我的奶奶是从外县逃难而来，唯一的住所是一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茅草屋。那时爷爷奶奶没有让我的父母分家出去，其实也没有多余的草房子。他们说弟妹们尚且年幼，需要帮忙拖大。我的父母在家中自然得肩扛重担，还尽力把两个兄弟供养读书出来。
父母一生养育了九个儿女，我排在老幺。记得那时候是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大家经常是食不果腹而面黄肌瘦，一个个瘦如深秋枯藤上的黄瓜。母亲往往在半夜里爬起来，悄悄给儿女们煮些父亲从山上挖来的野蕨根充饥，又生怕被人发现后扣上开小灶的帽子而抓去批斗。我们常常是吃得胆战心惊，又悄无声息地囫囵吞下。那些没有油水的野蕨根尽管芳香扑鼻，但在肚子里一直不易消化而让人难以入睡，甚而跑上一整夜的茅厕，至今让我刻骨铭心而难以忘怀。
养育九个儿女的辛酸非一般家庭可以想象，特别是那个艰难困惑的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放之后，生活略有改观，但在最初摸索的十年里也是异常的艰难，主食还是苞谷和红薯。要是遇上大干旱年份，就只有吃几十斤国家救济粮而勉强度日了。
生活即使穷困潦倒到要去啃泥巴的地步，但我却从未见过父母有过什么忧伤或者落寞。相反，他们对生活永远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的乐观精神与不屈斗志。父亲通过自学而拉得一手好二胡，对《红灯记》和《蟒蛇记》等民间唱书竟然倒背如流。母亲也经常哼唱起一些不知名的苗歌，即使在她三岁时父母双亡，由唯一的哥哥带大而没有上过一天学堂。
父亲常常教育我们兄弟姊妹要互相帮衬，彼此之间不要计较太多，要多做吃亏之人。他说一个人吃的亏越多今后享的福分就越多。年轻的我们完全无法消化如此深奥的道理。我们九个兄妹最终各自成家立业，以不同的方式回报社会，这是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父母一生最大的成功。
在我父母七十年相濡以沫的生活中，在我的记忆里，非常奇怪的是，他们从未有过吵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连偶尔的争论才刚刚开始，也总是以母亲的一句“话说多了伤力气哟，我还要留点力气来干活呢”而迅速鸣金收兵。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也几乎没有打骂过我们兄妹什么，倒是门口板壁上常年挂着一根坚硬的竹鞭，我们都清醒地知道如果哪个摸不清水性而要调皮捣蛋，其纤细的小腿定会吃上一顿结实的干笋子，因而对即将滋补孱弱的身子而心存敬畏。
父亲一生很少向别人赊借。我的大伯、三叔和四叔有革命工作，其条件相对好得多。我不明白父亲在日子最吃紧的时候为什么都不轻易开口。我只记得父亲曾经说过那样的话：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苦楚，古话不是说了人亲财还不亲呢？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到底是居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曾经向别人开口受到过多么大的委屈。
父亲还是颇具社会正义感之人。记得那些年，我们家里穷得叮当响，时常揭不开锅。前面的哥哥姐姐们被生活所迫，没有一个走出那片山梁子。在我初中毕业时，父母多么希望我能够早点跳出农门，于是报考了省城的一所中专学校。我的父亲是土家族，母亲是苗族，按照当时的考试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参加中考时，在总分基础上可以加十分。但老实到家的庄稼人固执且极具社会正义感的认为，大家坐在同一座房子里，都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你可以加分，而别人却不能加分，这还有天理吗？再说，他也没有那个路费跑到县城去给自己的幺儿办理少数民族证明。那时，我所读的中学，少数民族所占比例竟然超过了九成。那个年代，要想从农村冲出去，毫不夸张地说，能考上一个中专学校，真的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令无数农家儿女不得不梦断山乡。在总成绩上加十分，只要稍微识数的人都非常清楚，那将具备一种怎样的竞争优势。世事往往超出了老实厚道的庄稼人的想象，最终，我还是以一分之差意外落选了。
那次，已过花甲之年的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挫败和无助，同时也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后悔，他深知因自己的愚钝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夜饭是很好的、他平时最爱吃的红薯煮菜豆腐，但他连饭碗也没有端，坐在洒满星星的小院坝里，一个人吧嗒着抽了一整夜的叶子烟。天明之时，他把我叫到面前，郑重地询问了我的想法。然后，沉思良久，他说：“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既然你要读高中，那你就去吧，今后就算拼上我这把老骨头，我也要把你供出来。”作为小儿子，我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指望，前面那么多没有一个争气的，他是多么希望我将来能考上一个学校。要知道，对于已经上了年纪的庄稼人，就凭几亩瘦若镰刀般贫瘠的高山之地，脚下还有一大群儿女要马上成家，全部挤在一间老屋子里，面临的负担异常繁重。作出这么重大的决定，在他的心头是何等的艰难和无奈之举，同时也需要一种莫大的勇气啊。
父亲也是一个颇具胸怀和看透世态之人。他一生只跟他人理论几句，但他从不和别人争吵。如果那人气势很盛，甚至居高临下，父亲也只是挥挥手而敬而远之。甚至，村子里有人当面说他那么多儿子，没有一个会有雀蛋大的出息等难听至极的话，他也只是一笑了之，说你家横行就横行呗，看你们又能横行到几时。说来也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村子里那几个豪强之人，竟然都成了短命鬼，在五六十岁的年纪就纷纷撒手人寰。
由于我的父母一生怀抱与世无争的处世风范，他们都幸运地活到了九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而安享晚年。
父亲的澄明与通透，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答案。
三
有关父母百年之后安身何处，我作为唯一读书出来的儿子也曾有过思考，很想给父母寻找一处风水宝地，尽到为人子女的最后一份孝心。不过，这还得尊重父母的想法，一切以老人家的心愿为准。父亲说人走之后寄身何处，不能依凭个人想法。阴阳先生要根据生辰八字，以及彼时的皇历吉凶、阴晴变化等进行掐算，最后再确定棺落何方。他笑着说人走如灯灭，与飞禽走兽有啥差别？只要双眼一闭和眼前开始发黑，任凭你们抬往何处。总之归结为一句话：今后葬在何方，父亲早已看开而释然。老人家在思想上竟然如此超脱，甚至比那些城里的文化人对生命与生死更加参悟得透彻。他说人人都想自己的儿孙进朝做官，或者永享荣华富贵，但是，千万年以来，有几人能了却心头愿望呢？他只希望子孙们永保现世安稳就好，一个农村家庭哪敢奢求什么大富大贵。记得在那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最黑暗的黎明前夜，在地主人家私塾里做苦力而偷偷识字，被地主发现遭到毒打差点失去一条大腿的父亲，能够站在如此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高度，真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子深感羞愧而肃然起敬。同时，我也从一种朴素的人生哲学中深受教育和启发。当每次与父亲探讨起这些在常人看来异常沉重的话题，我竟然一点也不感到什么压抑与沉闷，相反，父子之间的谈话显得格外轻松而愉悦。
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百年之后，希望把自己安葬在一片群山之上，能够远眺他挥洒了一生热血与豪情的那片赤褐色土地。坟地不宜过宽，安身清静即可，儿女们满足了他这个唯一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