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相华
网站用户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形象，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秦岭深处的农民仍靠着这份古老营生贴补家用。霜降过后，农作物归仓，凛冽的寒风如刀割般掠过沫儿岭，钟老汉紧裹着打补丁的蓝布褂，眯眼望着山腰新筑的钢炭窑。那窑以黄泥夯打而成，形似敦实的土佛，窑口青砖砌出的弧线齐整利落，还裹着新鲜泥土的湿润气息。这窑是他和伙伴们耗了八天功夫，选山坳里最优质的黄泥、掺切碎的茅草根一锨锨夯实的，只为防止雨水浸塌。
烧钢炭，先得寻好木料。软木烧出的炭疏松易化灰，唯有生长缓慢、纹理紧密的硬木，才能烧出敲击带清脆钢音的“钢炭”——这炭取暖时温度高、耐烧，价格也略贵些。天还没亮，钟老汉就和伙伴们扛着油锯上山，专挑花栗树、小橡子树、铁甲木这些长在恶劣环境里的硬木。山间荆棘勾破裤脚，露出的脚踝被划得满是细血痕，鞋底沾满带刺的野蒺藜，走一步就硌得生疼，每趟上山都像在“过刺阵”。砍倒的树要截成一米二长的段，粗的需两人肩扛着走，木头压得肩膀红一块紫一块，细的也有上百斤，得用绳子捆着往山下拖，葛藤磨得手心发烫。一趟趟运到窑旁时，汗水早把蓝布褂浸透，风一吹，浑身冷得打颤，牙齿都忍不住咯咯响。
木柴备齐，就到了最磨人的装窑环节。炭窑高约三米，直径刚够两人侧身转身，钟老汉得弓着腰、半蹲着往里挪，粗布裤子磨着窑壁的黄土，膝盖很快就蹭得通红，还沾着细碎的泥渣。他先在窑底铺一层碗口粗的木段当“地基”，每根木头间都留两指宽的通风缝，“风要能绕着木头走，火才烧得匀”，他边铺边念叨，手指反复丈量缝隙大小，差一点都要重新调整。
铺完底层，就开始往上层层叠放——粗木段立着摆，细木柴填在缝隙里，像给窑洞“织毛衣”。他得一手扶着窑壁，一手托着木头，身子贴着滚烫的窑壁慢慢挪动，额头上的汗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滴，砸在木头上，瞬间就没了踪影。有次一根细木柴没放稳，顺着窑壁往下滑，他赶紧伸手去抓，手背被木刺划了道口子，鲜血渗出来，他只在衣襟上蹭了蹭，继续把木柴塞紧：“漏了风，这窑炭就废了。”
半天功夫才把一窑木料装完，钟老汉从窑口爬出来时，头发、眉毛上全是黄土，连鼻孔里都沾着灰，咳嗽几声，痰里带着黑褐色的煤烟斑。他摸出旱烟袋，对着窑口蹲下来，烟杆在窑壁上轻轻敲了敲：“这窑就像喂娃娃，得均匀喂食，才能长得壮实。”
封窑是最精细的活计。钟老汉把掺了麦糠的黄泥调成糊状，手里攥着块粗麻布，一点点把窑口的缝隙抹严，连砖缝里都要填实，“漏一点烟，温度就差一截”。傍晚时分，他点燃一捆干竹子，顺着灶口塞进去，“轰”的一声，浓烟裹着火星涌进窑内，呛得他赶紧后退几步，眯着眼盯着灶口的火苗——火苗得是橘红色的，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他时不时添几根干柴，或用铁板挡挡灶口，嘴里念叨着：“火要烧得稳，像老牛拉车，急不得也慢不得。”这火一烧就是二十四小时，夜里还得轮流值守，钟老汉值后半夜，裹着件旧棉袄坐在灶口旁，困了就用冷水抹把脸，生怕温度高了把木料烧得只剩灰烬，温度低了又烧不透。午夜时，伙伴们围在炉边取暖，钟老汉就讲年轻时烧炭的事：“有回我贪快，火开太旺，一窑炭全烧成了灰，蹲在窑边哭了半宿……”像师傅给徒弟传艺似的，一桩桩说得很仔细。
等到木材烧得差不多，就到了“闷窑”阶段。钟老汉指挥伙伴们用湿泥把灶口和烟道都封死，泥层得有三寸厚，还得在上面盖层炭灰，“窑里得像捂被窝，得让温度慢慢焖着”。这一闷就是六七天，每天天不亮，钟老汉就拿着根铁棍去捅窑壁，感受里面的温度——铁棍拔出来要是发烫，就说明没问题；要是凉了，就得赶紧补泥。有次连着下了三天雨，新筑的窑体渗了水，钟老汉半夜披着蓑衣、扛着黄泥去补，雨水顺着蓑衣往下流，灌进鞋里，脚冻得麻木，双手和黄泥时，指关节都僵得打不了弯。他跪在窑边，一点点把湿泥糊在渗水的地方，嘴里还念叨着：“要是窑塌了，这一季的辛苦就全白费了，娃的学费也没着落了。”
闷窑结束，终于到了出炭的时候。打开窑口的瞬间，热浪裹着炭灰扑面而来，像有团火往脸上扑，让人睁不开眼。钟老汉赶紧戴上粗布手套，弯腰站在窑口，用铁钩把通红的炭条往外勾——刚取出的炭还冒着热气，温度高得能烫穿手套，另一个人得准备着湿泥，炭条一落地就赶紧用泥盖住，“滋滋”的声响里，白烟往上冒，带着股焦香。没一会儿，钟老汉的褂子就被汗水浸透，木灰粘在湿皮肤上，从脖子到手腕全是黑的，整个人活像刚从煤堆里爬出来的“黑旋风”。
冷却后的炭要仔细筛选，没烧透的“柴头”留着下次用，有裂纹的“碎炭”就自己留着烧，只有那些乌黑发亮、敲着带钢音的炭才能装袋卖钱。每次出完炭，钟老汉坐在窑边喘气，鼻孔里、指甲缝里全是黑粉尘，连吐口痰都是黑的，伙伴们总打趣他：“钟叔，您这是把窑里的黑都吸进肺里啦！”他只是笑笑，揉了揉发酸的腰，开始往背篓里装炭。
背炭下山更是对体力的极限考验。百多斤的炭装在背篓里，背系绳子勒在肩膀上，像把刀在割肉，每走一步，背系都“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山路只有二尺宽，一边是陡峭的山坡，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沟，钟老汉得低着头，眼睛盯着脚下的石头，一步一步慢慢挪，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有次下过雨，路面滑得很，他脚底一滑，整个人往山沟边倒去，他赶紧伸手抓住旁边的灌木丛，背篓里的炭滚了好几块下山，摔得粉碎。他爬起来时，膝盖磕得流血，却顾不上疼，盯着山下的炭块叹气：“三斤木头才出一斤炭啊，这几块炭，得砍半棵树呢……”
炭贩收购时，钟老汉攥着皱巴巴的钞票，手指上还沾着炭灰，指缝里的黑渍洗都洗不掉。他把钱一张张理平，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布兜里：“这钱得省着花，给孙子买本新字典，给老伴添件厚棉袄，开春还得买玉米种子……”回到山腰的简易工棚，他就着山泉水啃冷馒头——这工棚是用木条搭的，糊上黄泥，盖着竹毛子（竹子的枝叶），里面支个铁锅，烧点开水泡杯茶，就是他们最常吃的饭。午间吃饭时，钟老汉望着山下，忍不住叹气：“以前这时候，山里的窑烟能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给沫儿岭系了条黑腰带，现在就剩我们这几座窑了。”是啊，如今家家有空调、电暖器，钢炭成了烧烤摊上的稀罕物，要的人一年比一年少。更让他发愁的是手艺的传承。箍窑得懂泥土的性子——黄泥要选黏性足的，茅草根得切碎，夯打的时候得“三锨一夯”，不然经不住雨水；烧火得辨火苗的颜色——橘红色是正好，暗红色是火弱了，亮黄色是火太旺；闷窑得算天数和温度——晴天闷六天，阴天得闷七天，这些门道没书本可教，全靠师傅言传身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钟老汉的儿子在城里开饭馆，每次打电话都说：“爸，别烧炭了，又累又不挣钱，我给您寄钱。”从不愿回来学这门手艺，村里的年轻人也都走光了，剩下的老人要么干不动，要么觉得这活计“没帐算”，没人愿意学。他常对着空窑念叨：“等我干不动了，这烧钢炭的手艺，怕是真要失传喽。”
他总会想起几十年前的冬天：那时取暖全靠钢炭，秋冬时节，山里的窑火昼夜不息，烟柱笔直地往天上飘，山民们背着炭去镇上卖，炭袋上的灰蹭得衣服黑乎乎的，却笑得很开心——换回来的钱能给娃买块糖，能给家里添瓶酱油。有一年冬天，下了场大雪，山里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炭价涨了五毛。钟老汉和伙伴们连夜出窑装袋，炭块烫得手套都冒烟，他们却越干越有劲，嘴里还念叨着：“雪天炭好卖，多挣点，明年就能给娃买辆新自行车。”那天夜里，工棚里生起炭火，通红的炭块映着他们满是皱纹的脸，钟老汉拿出酒壶，给每个伙伴倒了一杯：“喝了暖和，明天接着干。”辛辣的酒液入喉，呛得人咳嗽，却暖了冻僵的身子，也暖了心里的盼头。
如今再登沫儿岭，炭窑还在，却已长满了荒草，窑口被落叶堵住，青砖上爬满了青苔。钟老汉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背也驼了，走路得拄着拐杖，林间立着“封山育林”的牌子，红漆字在绿树间格外显眼，昔日的炭场早被新生的树苗覆盖，小树苗长得有几米高了，叶子绿得发亮。他偶尔会拄着拐杖来看看，伸出满是皱纹的手，抚摸着那些茁壮成长的小树，树皮光滑，带着潮气，他轻声感叹：“不让砍树是好事，山本来就该是绿的。只是……”，只是他总在梦里听见油锯的轰鸣声，看见通红的炭火照亮冬夜，伙伴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醒来时，枕边仿佛还飘着那股熟悉的炭香，带着点焦糊味，却格外亲切。如今的山峦更葱郁了，溪流更清澈了，那些关于烧炭的记忆——窑洞里的汗水、背篓上的勒痕、炭火旁的酒香，像春泥一样，滋养着这片重焕生机的青山。窑烟散尽的地方，新绿早已铺满了山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