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大姐出嫁时，我还在上高中。前不久，我翻到一本高中时的笔记，发现扉页上，是大姐写的留言，说她就要离开家了，希望我们弟妹听爸爸妈妈的话，要努力学习，争取将来能考上大学。这个笔记本正是大姐出嫁时送给我作纪念的。

大姐是家中老大，小学未毕业，赶上文革就辍学了，在生产队劳动，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进高中那年，全国正开展又一轮农业学大寨运动，家里年轻的劳动力都被公社统一抽调去兴修水利，大姐是家里唯一年轻的劳动力，自然被抽去了。兴修水利的任务是将一座小山包削平，那小山包叫团包，工地上挂出的大红标语就是“学大寨，战团包”。团包上其实没有树木，全是坚硬的岩石。大姐所在的作业组负责打炮眼，装炸药，将岩石炸开。因为是运动式的学大寨，各作业组要开展劳动竞赛，比谁上工早，收工晚。我们家离工地比较远，大姐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上干粮就急着上路。因为大姐已是成熟的大闺女，一个人在漆黑的路上，母亲不放心，便要我送大姐。寒冷的冬天，早上特别冷，大姐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颈上系一条红色围巾，一手提着装干粮的布袋，一手握着大铁锤。有一天早上，天空飘着雪花，我在背后，看见雪花落在大姐红色的围巾上，觉得好美。天渐亮了，大姐催我回去，我站着，目送着大姐红色的头巾在风雪中渐行渐远，此时，我看到东边的天空出现了朝霞，霞光映着飞舞的雪花，映着大姐的红头巾，如同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展现在眼前。正好那一天的语文课，老师要我们以《冬晨》为题写一篇作文，我便把冬天的早晨送大姐去兴修水利的情境作为素材，这次作文我得了优等，语文老师还在班上朗读了我的作文。

大姐在工地上学会了挥大锤、砸钢钎、装炸药。有了这技术，大姐提议把家门口山崖下面的水井扩大。这口水井供周围三四户人家吃水，我们便联合邻居的小伙伴一起扩建水井。在岩石上打水井，必须放炮。放炮最难的是打炮眼，打炮眼是一人将钢钎用两手紧握着立在岩石上，另一人挥舞大铁锤砸在钢钎顶端，每砸一锤，钢钎转动一下，再砸第二锤，这样一点一点的将岩石凿出一个很深很深的圆洞，然后在洞里装上炸药。整个流程中最难的就是挥这大铁锤的人，每一锤都要准确的砸在钢钎上，砸偏了，就会砸到握钢钎人的手上、肩膀上，最危险的是砸到头上。开初，挥大锤只能是大姐，我们则轮换着去掌握那钢钎。只见大姐左脚向前迈出成左弓步，双手握住锤柄，由下向后向上向前挥动着，铁锤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然后稳稳的砸在钢钎上，发出叮当一声脆响，钢钎伴随这响声向坚硬的岩石凿进去，掌握钢钎的人则顺势将钢钎转动一下，接着重复刚才的动作砸第二下、第三下......由于砸的力度很大，常看见大铁锤与钢钎碰击射出的火花。有一次我在掌握钢钎，随着大姐一锤砸到钢钎上，我感觉到大姐额头上的汗珠洒落到了我的手背上，我抬头看，见大姐满脸通红，鼻尖上挂着大颗的汗珠，牙关紧咬，双手轮起大铁锤，那形象让我想起大街上贴的农业学大寨的宣传画上面的铁姑娘。

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大姐是吃苦最多也最能吃苦的。小时候，家里穷，大姐冬天上学都是打赤脚，在学校上课时，两腿盘在坐凳上，将脚坐在屁股下御寒。虽是女孩，穿的衣服是补丁叠补丁，唯一一件白底红花棉袄是自己背柴卖挣来的，一穿就是好几年，直到出嫁才换下来留给妹妹。那时，家里取暖烧的煤，要从几十公里外的煤厂背回来，我们尚未长大时，主要都是大姐去背。经常是天还没亮，就约上同伴出发，由于要赶时间，常常到了煤厂天都还没亮，称着月色往回走。有一次听到森林中野兽的叫声，同伴们都吓得大气不敢出，也不敢歇息，硬着头皮加快步伐，到天亮时，歇下来，一下子瘫软在地上爬不起来。大姐每讲起这事，声音总会哽咽。那时，大姐才十六七岁。

大姐虽然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回家务农，但在我们兄弟姐妹中，她不算没文化的，因为大姐聪明，智商高，用父亲的话说，是读书的料。由于文革，加之家庭经济困难，没能送大姐多读点书，是父亲常常感到遗憾的事，尤其是恢复高考后，父亲常念叨：要是多送我大姐读几天书，高考肯定有希望。我小时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渔岛怒潮》就是大姐找别人借来的；父亲在文革前订阅了很多杂志，这些杂志后来也成了大姐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通过自己看书学习，大姐成了生产队最有文化的女青年，不仅当了记分员，生产队组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是大姐负责朗读报纸上的文章。在家里，大姐的文化素养并不比她下面几个念过高中的弟妹差。这是我最敬重大姐的地方。大姐成家后，我就把她的家当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每当我工作上遇到挫折心情不好，或是平常寂寞无聊时，就到大姐家去喝酒，感觉比在父母那里还随便自在。

大姐在出嫁前，有过一段至暗时刻，我那时只有十四五岁，未能在大姐最需要理解和帮助的时候给她半点的帮助。那是大姐在兴修水利当上铁姑娘不久，和自己小学同学、当时在税务所上班的青年男子恋爱上了，因为大姐每天去兴修水利的工地都要经过税务所大门，被这位同学碰上了，这位同学便开始追求大姐，有一天他见大姐一人路过，看到天已黑，就主动送大姐回家，送到家旁边自己又默默的返回，送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送、第三次送。我有几次早上送大姐，到了税务所，也见那个人在门前等候着，大姐和他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如同平常的熟人而已。那时，在我们家乡男女青年是不能自由恋爱的，必须明媒正娶，如果两人爱上了，也得赶紧找个媒人作介绍，举行订婚仪式，自己私下往来，是属大义不道的。可大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这样，只是象今天的年轻人一样自由往来。久而久之，没有不透风的墙，外面便开始传开了，农村的那些喜欢八卦的女人们聊起这类事，有着极其丰富的想象，有着绘声绘色的演技。最终，这事传到了我父亲耳里，更有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也推波助澜，慎重其事的来向父亲警示，要父亲注意影响。父亲那时是生产队干部，这事对他的面子影响很大，他一直引以为傲的大女儿，未结婚就传出和男朋友私下约会这等大义不道的事，让他的脸没处搁。于是，父亲在家雷霆大发，把大姐关在家里责骂，要大姐交待清楚。那些日子，大姐整日以泪洗面，几度欲自杀，弄得母亲二十四小时陪在身边，有时也跟着大姐一起哭泣。

到了结婚论嫁的年龄，与人自由恋爱，私下幽会，这事放在今天，是太正常的事，可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偏僻的农村。就是到了九十年代，我带着女友回到家乡，有一次和女友牵着手，被几个妇女看见，都挤眉弄舌，议论纷纷，象发现了惊天大秘密。我父亲是知识分子，在农村也算是文化人，可在这件事上，父亲对大姐却没有给予理解。父亲曾对亲戚朋友讲过，他的女儿嫁人，绝对不嫁给地主儿子，那时的地主经常挨批受斗，是人民的敌人，子子孙孙都将受到打压。大姐出了这事后，父亲不仅棒打鸳鸯，当有个地主儿子来提亲，父亲立即就答应了，还自语道：反正破罐子破摔，并表示和大姐从此断绝父女关系。我无法想象大姐当时承受着怎样的痛苦，我悔恨自己当时未能给大姐半点的安慰，也没有能力从道义上给大姐以帮助。好在我的大姐夫虽是地主儿子，却知书达理，忠厚诚实，对我父母非常孝道，不管父亲怎样冷漠相待，他总是谦恭有加。时间久了，父女关系也渐渐恢复。

大姐出嫁的头一天，送给我一个软面抄笔记本。我记得当时她把我叫到她房间，眼里噙着泪水说：“弟弟再见了。以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特别要好好读书。现在恢复了高考，争取考上大学，努力改变家里的面貌。今后，爸爸妈妈老了，还得依靠你们。姐姐没有别的礼物，送你一个本子，写了几句话作为纪念！”大姐将本子递到我手里时，已是满脸的泪水。

现在翻出这个泛黄的笔记本，看着扉页上大姐写的留言，落款是1978年9月，我屈指一算，整整四十二年了。四十二年岁月苍桑，回望逝去的烟尘，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又一次看见冬天的早晨，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披着红头巾的大姐，看见了那个挥舞着大锤的铁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