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婆

听说九婆去世的消息，是初春一个细雨绵绵的午后。电话那头老邻居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夹杂着电流的杂音和岁月的回响。我放下电话，走到窗前，看着雨滴顺着玻璃滑落，眼前浮现出那张布满皱纹却总是带着笑意的脸。这消息如一阵风，吹过我心头，勾起了我对这位最怀念的老人的无尽思绪。

我的家乡是广东一座临水的小城，青石板路蜿蜒在低矮的房屋之间，榕树的根须垂下来，在风中轻轻摆动。那里的人们说着轻柔的方言，时间仿佛比别处流淌得更慢。而在我记忆里，九婆就是那座小城的一部分，如同那些古老的墙壁上斑驳的苔藓，自然而永恒。

母亲决定去深圳打工那年，我十岁，弟弟小峰八岁。那是个闷热的傍晚，母亲把我们叫到跟前，手里捏着一张车票，眼神里有我们当时看不懂的决绝与不舍。

“阿娟，你是大姐，要照顾好弟弟们。”母亲摸着我的头，声音轻柔却疲惫，“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赚钱，但会经常回来看你们。”

我紧紧抓住母亲的衣角，抿着嘴唇，一言不发。我从小就沉默寡言，母亲离开后，我变得更加沉默。

母亲走后，大部分邻居都对我们格外照顾。平常哪家从乡下捎来什么土特产，都会不忘分给我们一些。我自幼便没有爷爷奶奶，也没有外公外婆，从我懂事起，就知道常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只有大哥、母亲和弟弟。如今母亲也走了，家里空荡荡的。

九婆，这个称呼我一直这样叫着，至于到底怎么写，也无从考究了。也许是因为她在家中排行第九，也许是她曾有过九个孩子——这些都是我后来的猜测，我从未真正问过。她和她的养女生活在一起，经营着一个小小的杂货摊。那摊子就设在巷口，用几块木板搭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糖果、铅笔、火柴、盐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九婆对我们很好，很多时候，我和弟弟都把她当作外婆。她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衫，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整洁的发髻。她的眼睛不大，却很有神，笑起来时眯成两条弯弯的缝。

“妹仔，放学了！”每天下午，九婆总是拿着一个火钳，在拨弄着柴枝。她的厨房是用几根木头搭成的棚子，紧挨着杂货摊。我常在她旁边蹲下，看着被粥泡得哐啷作响的锅盖。这个空间没有躁动，一切都那么平静，仿佛时间在这里凝固了。

母亲走之前，特意嘱托九婆帮忙照顾我们。月末，当我们钱不够用，母亲的汇款还没到的时候，我只能去找九婆借一些。

“九婆，我没钱了。”在某些人面前，我可以很坦诚地裸露自己的困窘，因为他们淡泊宁静，天生怜悯，没有任何修饰，九婆便是这样的人，她的言行时时处处都显得那么自然，从不给人压迫感。

她笑了笑，慢慢地翻开外衣，层层打开内里的衣兜，掏出一个塑料包。那是个用红色塑料袋紧紧包裹着的小包，外面还缠着几圈橡皮筋。

“妹仔，要多少？”她轻声问道。

“20块，妈妈的钱很快就寄到了。”我已经习惯向九婆借钱，同样也习惯平静地还她钱。在母亲不在家的两年里，我看过她无数次地揭开一层一层塑料袋，又一层一层地包回去。那双手布满老茧，指关节微微变形，动作却始终从容不迫。

九婆的钱总是带着她的体温和一股淡淡的薄荷味。后来我才知道，她在装钱的塑料袋里放了几片薄荷叶，说是能防虫蛀。

弟弟要买什么，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满足他。因为我觉得他更可怜，他甚至连数数都数不好的时候，就离开了母亲。他肯定比我更想念母亲。可是有一天，他吵着要一个20块的铁甲人，我不肯买给他，他大发脾气。

“别的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小峰跺着脚，脸涨得通红。

“20块太贵了，够我们买一个星期的菜了。”我试图讲道理，但八岁的孩子听不懂。

第二天早上他不肯起来上学，我急了，大声训斥他。也许是我太凶了，他不停地哭，哭着要找母亲。光着脚丫就往外跑，我怕他迷糊了方向，跑丢了，跟在他后面追，用力把他扯回来。可是任凭我怎么骂，他还是像头小牛一样往外撞。

我心里着急，又怕上学迟到，情急之下打了他一巴掌。他呆住了，坐在地上哭闹着不肯上学。我们的吵闹声惊动了早起的九婆，她拄着拐杖快步走来，花白的头发在晨风中微微飘动。

“做咩啊（做什么）？细路仔唔可以咁打嘎（不可以这样打小孩）！”九婆轻声责备了我几句，说我不该那样对弟弟。然后抱起弟弟，轻轻地安慰着他。

我也很委屈，眼泪像开闸一样止不住了。我要做饭、要洗衣、要督促弟弟做作业、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而我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九婆看到后，也抱住我的肩膀，长长地叹了一声。

“你妈妈唔（不）容易，你亦都唔（不）容易。”九婆轻声说道，“但系细佬仔唔识唸（小孩不会懂事），佢只系挂住妈妈（他只是想妈妈了）。”

她的怀抱很温暖，有柴火和阳光的味道。那一刻，我仿佛真的找到了外婆的怀抱。

后来，为了补偿弟弟，我还是省下钱给他买了那个铁甲人。当我买下那个包装简陋的机器人时，小峰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刻忘记了之前的所有不快。

“谢谢姐姐！你最好啦！”他紧紧抱着那个铁甲人，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看着他的笑脸，我觉得一切委屈都值得了。

邻居当中有善良的人，也有市侩势利的人。有时候，弟弟被邻家小孩打得血痕斑斑，我们还要遭他们家大人强词夺理的毒骂。有一次，小峰和邻居陈家的孩子为了一块橡皮打架，对方比他大两岁，把小峰的手臂都掐紫了。我气不过，去找陈家理论，却被陈婶赶出门外。

“你家弟弟先动手的！没爹管教的孩子就是没规矩！”陈婶尖利的声音整条巷子都能听见。作为一个小孩，我没法跟那些人论理，只好重重地甩上门，让那些疯狗在门外吠。当我拿着红花油涂抹着弟弟的伤口时，觉得那伤口像是抓在自己心上一样疼。

辛酸太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怎么也流不出来。很多次，我在心里不停地喊着：“妈妈啊妈妈，这一切你究竟知不知道？”。九婆总是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出现。那天晚上，她敲开了我家的门，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糖水。

“妹仔，开门，系（是）我啊。”九婆的声音总是那么平静，像夏夜的凉风。

我打开门，看到她站在月光下，身形瘦小却笔直。她走进来，把糖水放在桌上，看了看小峰手臂上的淤青，什么也没说，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一些药油，轻轻帮小峰擦着。

“听日来我度食饭（明天来我这吃饭），我煲咗汤。”她临走时说，语气不容拒绝，意思是明天来我家吃饭，我煲了汤。

那段时间，我时常站在阳台上望着天空，心里反复琢磨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血缘关系，却能给予比亲人更多的温暖？而有些人明明是邻居，却如此刻薄？我渐渐明白，这世上的温情从来不以血缘为尺度。九婆之于我，便是最好的证明。

后来，我们渐渐学会了找乐子。我们跟小伙伴结伴跑到郊野去玩，常玩的就是垒窑。周末，我们会约上几个要好的同学，跑到城外的田野里。那里有一片开阔的草地，远处是连绵的丘陵。

我们用厚厚的土团垒起窑来，捡来树枝在窑里烧火。把土块烧得通红通红后，就挖来老农地里的番薯塞进窑里。再拔来篱笆上的竹枝一个劲地抽打窑顶，把它打瘪成一个小土墩。等土凉下来后，我们就扒出番薯来吃。嘴巴上、脸上沾满了黑色的土灰，可是却很开心。要是给老农发现了，他在身后远远地骂，我们只管往风里跑。

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县城周围的山都爬遍了，尝了上百种不知名的野果。压根不知道有毒没毒，全凭感觉。有时候还揣着几大兜回来送给九婆。

九婆总是笑眯眯地收下我们的“礼物”，然后告诉我们哪些野果可以吃，哪些有毒不能碰。她的杂货摊角落里，常常会摆上我们采来的野果，她用小纸包包好，卖给那些好奇的城里孩子，得来的钱又会偷偷塞回给我们。

“细佬仔（小孩），真系（是）有精力。”她总是这么说，眼睛眯成两条缝，意思是小孩子真是精力旺盛。

然而，快乐并不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夏天爆发了流行性红眼病，我和弟弟都染上了。眼睛红得像兔子眼一样，我们不敢上学，同学们也要避开我们。于是我和弟弟躺在大厅里看着天花板发呆，身子一会儿发冷一会儿热，感觉很难受。

心里一酸就掉眼泪，可是互相看看对方的眼睛，又忍不住扑哧地笑起来。我们坐起来偷偷透过门缝看外面，很想出去，犹豫了一会儿又缩了回去。只好无聊地躺下来叹气，我们就这样熬了一个上午。

中午时分，九婆没看到我们放学回来，她拍着门喊着：“妹仔！妹仔！”但是我不敢应，因为我害怕见任何人。

下午住在很远的大舅突然出现了，我把门拉开，强烈的光线把我们的眼睛照得一阵刺痛。大舅看着我们，鼻子一酸，眼眶都红了。他拉起蚊帐、卷起席子，问了问母亲和大哥的情况。我知道母亲他们做生意失败欠了大舅很多钱。

大舅没再说什么，带着我们到医院看医生。给我们抓了一大堆药，还给我们买了一袋米、一袋水果，留下两百块钱后就赶回去了。那天晚上九婆为我们姐弟熬了稀饭，她看着我们喝着粥，一声不吭地背过身去，抹了抹眼睛。

后来，母亲说那一次大舅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也是让她放弃深圳的工作回来的原因之一。

母亲回来的那天，我和小峰早早就在门口等候。当她拎着行李出现在巷口时，我们飞奔过去，紧紧抱住了她。母亲瘦了很多，眼角多了几道皱纹，但她的怀抱依然温暖。

“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们了。”她哽咽着说。

那天晚上，母亲带着我们去了九婆家，手里提着一盒从深圳带回来的糕点。九婆正在厨房里熬药，她的养女阿英姐姐坐在院子里拣豆子。

“九婆，多谢你照顾我啲细佬仔（小孩）。”母亲把糕点放在桌上，深深地向九婆鞠了一躬。

九婆连忙扶起母亲，摆摆手：“唔使客气（不用客气），街坊邻里，互相帮助应该嘎。”意思是不用客气，街坊邻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九婆狭小的厨房里，聊了很久很久。我和小峰在院子里帮阿英姐姐拣豆子，听着屋里传来的轻柔对话声，感到久违的安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母亲在县城的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能天天回家，家里经济状况慢慢好转。我和小峰渐渐长大，去九婆杂货摊的次数少了，但每次经过，她总会塞给我们一把糖果或者几块饼干。

我上高中那年，九婆的养女阿英姐姐结婚了，嫁到了邻县。九婆一个人守着那个杂货摊，显得更加瘦小。母亲常让我给九婆送些自己做的菜，周末我也会去帮她整理货架。

“妹仔大个女啦（小妹长大了）。”有一次，我帮她清点完货物后，九婆摸着我的头说，“要生生性性（瑶懂事），听阿妈话。”

我点点头，忽然注意到她的手上布满了老年斑，动作也比以前缓慢了许多。

上大学那年，我离开了小城。临行前，九婆塞给我一个红包，里面是她攒下的两百块钱。

“九婆，我不能要你的钱。”我推辞着。

“攞住啦（拿着吧），大学要用好多钱嘎（读大学要用很多钱）。”她坚持把红包塞进我的手里，“记得返来睇我啊（记得回来看我啊）。”意思是拿着吧，大学要用很多钱的，记得回来看我。

大学四年，我每次回家都会去看望九婆。她的背越来越驼，杂货摊的规模也越来越小。但她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说自己的难处。

去年冬天，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告知我九婆住院了，而且时日无多。那时候雨已经停了，夕阳从云缝里漏下来。我擦了把脸，拿起电话订了车票。九婆，我回去看你。

九婆躺在病床上，瘦得几乎认不出来。看到我，她努力露出一个笑容，眼睛还是那么明亮。

“妹仔返来啦（小妹回来啦）。”她轻声说，声音虚弱但平静。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手依然温暖，尽管已经瘦得只剩下骨头。

“九婆，你要快点好起来。”我说着，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她轻轻拍着我的手背，就像小时候安慰我那样：“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活到这把年纪，已经足够啦。”

九婆在三天后的凌晨平静地走了。整理她的遗物时，我们在她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叠整整齐齐的收据——全都是我们向她借钱的记录，每一张后面都用工整的字写着“已还清”。最下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和小峰小时候与她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笑得无比灿烂。

葬礼那天，整条巷子的人都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回忆着九婆生前的点点滴滴。原来，她不止照顾过我们一家，还帮助过巷子里很多遇到困难的人。

“你九婆是个苦命人。”一位老邻居告诉我，“她年轻时嫁过人，丈夫在战争中死了。后来领养了阿英，一个人把她拉扯大。她总是说，自己吃过苦，知道苦的滋味，所以能帮就多帮一点。”

我站在九婆的灵前，忽然间，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这世上有些人，就像暗夜里的萤火虫，虽然自身的光很微弱，却固执地照亮着周围的人。九婆就是这样一只萤火虫，用她朴素善良的心，温暖了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灵魂。血缘从来不是温情的唯一凭证，那些没有血缘却愿意为你层层解开塑料袋的人，才是生命里真正的亲人。

如今，每当我回到故乡，走过那条熟悉的小巷，仿佛还能看见九婆坐在杂货摊后面，笑眯眯地向我们招手。她的模样，她的声音，她那个层层包裹的塑料袋，都在我心里，怎么都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