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

他姓徐，单名一个净字，人却与“净”字相去甚远。我与他在信阳相识，那时他住在山塘街一座老宅里，院子里的青苔快要把石板路吃尽了，墙角的野蔷薇疯长得不成样子。他的画室兼客厅兼卧室，是个朝北的屋子，终年不见阳光，却有北窗透进来的、被河水滤过一遍的冷光，照着他那些未完成的画作。空气里弥漫着松节油、廉价烟草和梅雨季节特有的霉味混合的气息。

他那时四十出头，头发已经灰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子总是挽着，露出瘦而有力的手腕。他说话慢，带着吴语特有的软糯，但眼神锐利得像刀——这双眼睛看人时，你觉得自己被剥去了所有伪装，只剩下赤裸的灵魂在他面前无处遁形。

“他们不懂，”他呷了一口黄酒，把酒盅轻轻放在堆满颜料管的桌上，“他们要的是故事，是道德，是雅致。我的画里没有这些。”

他的画确实没有。既不是传统的山水花鸟，也不是时兴的革命题材。他画的是扭曲的树干，在寒冬里挣扎着伸向灰白的天空；是河底的淤泥，水草纠缠如命运的丝线；是深夜的街灯，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投下鬼魅般的光晕。他用色大胆，常常是大片的靛青、赭石、墨黑，偶尔有一抹刺目的朱红，像伤口般绽开在画布上。

“徐先生画的是心中的气象。”一位从巴黎回来的评论家这样说。徐净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心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是眼睛看见了，手跟着动罢了。”

他的日子过得清苦。偶尔卖出一两张画，得的钱立刻换成颜料和酒。有画商找过他，劝他画些“喜庆”的题材：“徐先生，稍微改改风格，牡丹图，鲤鱼图，保你财源广进。”

他给画商倒茶，慢条斯理地说：“我画不来鲤鱼。看见它们在池子里游，只想到迟早要被人捞起来，开膛破肚，下油锅。”

画商讪讪地走了，再没来过。

我离了苏州几年，再回去时，山塘街正在改造，游人如织，店铺林立。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他的老宅——周围都翻新了，唯独他那座院子还在，像一口蛀牙嵌在整齐的牙床里。

他老了许多，背微驼着，但眼睛还是那样亮。画室里堆了更多未完成的画，墙角靠着几卷宣纸，边缘已经泛黄。

“你来得正好，”他说，“帮我看看这批画。”

他展开一幅六尺整张的泼彩，我愣住了。依旧是熟悉的墨色打底，但上面泼了金粉，洒了朱砂，构图虽然还是他特有的奇崛，却莫名地多了几分“吉利”的意思。

“这是……”

“糊口而已。”他点烟，手有些抖，“有个南洋的商人，订了十张，说要挂在新建的酒店里。”

我们沉默着对坐。窗外传来游船的摇橹声和导游的喇叭声。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你看看这个。”

里面是几张照片，拍的是一组水墨小品——残荷、枯枝、寒塘，墨色淋漓，气象苍茫，是他最好的作品。

“为什么不拿这些去展览？”

“没人要的，”他摇摇头，“太冷，太硬。现在的人，要的是温暖，是柔软，是能在朋友圈里获赞的东西。”

他掐灭烟头，忽然笑起来，皱纹像蛛网般在脸上展开：“你知道我最近在画什么？我在一家儿童美术机构教孩子们画画。他们画太阳，画房子，画爸爸妈妈手拉手。很好，很热闹。”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暮色四合，老宅的飞檐在渐暗的天光中像一只疲惫的鸟的翅膀。

“其实都一样，”他忽然说，声音很轻，“画残荷也好，画牡丹也罢，不过是笔墨游戏。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较什么真呢？”

但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另一句话，那时他还年轻些，我们彻夜谈论艺术。他说：“笔墨是有骨头的。这骨头不能软，一软，就什么都站不住了。”

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半年后。他去世了，心肌梗塞，倒在画室里。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床底下发现了一捆画，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全是水墨，画的都是苏州——不是游人如织的苏州，而是破败的巷弄、雨中的石桥、深夜的流水、无人的园林。墨色苍润，意境荒寒，每一笔都透着铮铮铁骨。

拍卖行的人来了，说这些画现在价值连城。艺术评论家们纷纷撰文，称他是“被遗忘的大师”“传统水墨的最后坚守者”。

我最后一次去那间老宅，新主人正在装修，要把这里改成精品民宿。工人们敲敲打打，粉刷了染着颜料的墙壁。我站在院子里，看见那丛野蔷薇还在，花开得正盛，红得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