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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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十多年前，我的同事建红和我说起，她外婆家的房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印刷过抗币，当时，我很好奇，产生了去她外婆家看看的念头，但她告诉我，外婆家的房子几年前被拆掉了，非常可惜。
今年9月上旬，我有幸跟着几位作家去陈溪采风。第一站是就是“浙东新四军后勤基地”，一座清雅简洁、白墙黑瓦的仿古四合院。
基地有三个展厅。第二个展厅是以“九厂两院”的旧址内容进行布展，有很多展板、展台和展览实物。在一块“抗币印刷厂”展板前，我停住了脚步。
“高苏是小陈岙村的一个自然村，在陈溪乡东北部海拔651米的高山上，东接大岚区，西连西尖岗，位置十分隐蔽，入村山路陡峭。村民十分纯朴，与游击队亲如一家。1945年3月，村民王炎木主动让出新房作为抗币印刷厂，自己住旧房。”
文字说明的左边有一张老大娘的图片，下面写着“王炎木妻子夏桂花遗照”。看着这些文字和照片，我当即想到了同事建红，马上拿出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你外公叫王炎木，你外婆叫夏桂花？”得到她肯定的回答后，我跟她说，下次带我去一趟高苏。
在去高苏前，我约上建红去了一趟她86岁的老母亲家，那天，正好建红的小舅舅也在，他就是“抗币印刷厂”展板上提到的王炎木小儿子王纪寿。姐弟俩一点一点地向我讲述了哪一段远去的历史。
1945年1月，浙东银行在余姚梁弄成立，决定发行总额200万元的抗币，作为浙东银行的基金，分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面额。1元抗币的价值始终保持在一市斤大米的价值。
发行抗币的决定宣布之后，浙东区党委和浙东行政公署对抗币印刷厂的厂圵，在四明山根据地进行了谨慎的实地考察。最后确定在党的基层组织较强、地形隐蔽的上虞南部深山区陈溪乡小陈岙村。
小陈岙村海拔600多米，有4个自然村组成，两面高山丛林，呈狭长形，抗币印刷厂设在最高的高苏自然村。1945年3月中旬，村民王炎木家让出3间楼房，作为抗币印刷的厂房，自己一家老小十来口人住到对面草屋里，晚上一直打地铺。王炎木夫妇对抗币印刷守口如瓶，不但左右邻居不知道，连家里的小孩也不是很清楚。
抗币印刷都是晚上进行的，几间房子的窗户都用黑布遮起来，外面由警卫员站岗。这里印刷好的抗币是毛币，一捆一捆装在麻袋里，每天乘着黑夜，王炎木跟着几个战士，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他们用扁担挑起抗币，翻山越岭，运到鄞西王家坪，在那里，抗币还要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套印号码、图章。为了防止假冒，每种抗币上都印有暗记。
印刷抗币的同志，白天为躲避日伪军的搜捕，钻进高苏岗的外瓣山岗里，夜晚再回到印刷厂印刷。王炎木妻子夏桂花将做好的饭菜装进菜篮子，上面盖上布围裙，布围裙上面再盖上猪草做掩护，悄悄地从小屋后门出去，给隐藏在高苏岗丛林中的几位同志送饭，不管刮风下雨，一送就是半年多。
每当夜间，菩萨心肠的夏桂花，总会想方设法，用自家种的玉米、红薯、芋艿等做点心，给印抗币的同志当夜宵。因为，抗币是用手摇印刷机印刷的，几位同志晚上在煤油灯下通宵操作，劳动强度很大，而山沟里蚊子、小虫多，他们要忍受坟叮虫咬，夏桂花像心疼自家的儿女一样疼爱他们。
又有一次，三五支队战士要夜出作战。恰逢天下大雨，一直到深夜，雨还下个不停。夏桂花将家里所有能挡雨的笠帽、蓑衣、油纸、旧衣服等，都拿来送给战士们遮风挡雨，还一夜未眠嘴里念叨着求菩萨保佑他们。
如果说，夏桂花是一位仁慈有爱的女人，那么丈夫王炎木是一个靠谱有担当的男人。王炎木虽然话不多，但做事有胆量。有一天晚上，三五支队要出击日伪据点，王炎木主动帮着带路，前半夜由高苏岗翻上，到达四明山丘庄后诸，然后连夜返回。后半夜又带领三五支队由高苏岗经暗洞、乌石头村，穿过小陈岙、背向、潘石，一路翻山越岭来到陈溪口大庙石笋山对面的许天。途中又累又饿，夜间山路难走，王炎木不小心从悬崖边跌落受伤，缺医少药的他硬生生拖了一个半月多，才缓慢恢复。
1945年春夏之交。三五支队要将一份重要的信件，送到远在20多公里外的丁宅上沙岭脚下的清水塘团部去，那天雨下得很大，且途中要经过日、伪军占领的白色恐怖区，任务非常艰巨，王炎木、夏桂花夫妇商量后，决定让年仅13岁的大儿子王寿铨去送信。
王寿铨头戴斗笠，将信藏在头顶上的斗笠下面，从高苏岗出发，一路翻山越岭，途经好几个村到达大庙，然后沿管溪到达下管，又经下管到达丁宅，当走到上沙岭脚下的清水塘时，大水已经没过清水塘的板桥，板桥无法通过。13岁的王寿铨最后在一位好心路人搀扶下才过了桥，将信顺利地送到了三五支队的团部。在这样的雷暴天气里，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少年，一路跋涉，又冷又饿又紧张，来回走了40多公里，想想都替他心疼。
1945年9月，浙东银行人员要随新四军大部队北撤，抗币印刷也即停止，上面要求印刷厂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搬离。新四军领导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政治觉悟高、纪律观念强的的王炎木。那天，领导把一块印刷抗币的底板，交给夏桂花，跟她说“这块底板留给你们家作个纪念，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可以凭这块板，来找组织。”夏桂花把这块底板用一层又一层布包起来，到屋外面藏了起来。这边，王炎木很快挑选了族中三名壮汉，将近黄昏时刻，挑上印刷机从屋后的后山出发，暗星夜色下，一路翻山越岭，将机器安全送到余姚的元马。
就在抗币印刷机器搬离的第二天晚上，山下有一伪保长带领五、六个人，上门来王炎木家搜查，要他交出抗币或印刷抗币的机器，如果不交，全家人都要以通共罪关押起来。为保护家人的安全，夏桂花乘着夜色逃出，翻山越岭，托了远房一位有势力的亲戚去保长那里说情，好说歹说，最后花费了七石谷子，才将此事摆平，使全家幸免于难，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家人只有砻糠野菜度日。
后来，新四军领导托人带信，请王炎木跟随部队一起撤离，参加革命，王炎木思虑再三，想到家里上下十几口人，作为顶梁柱的他，实在下不了决心离开，只好放弃了这次机会。
在王纪寿和他姐姐的娓娓道说中，王炎木和夏桂花的形象一点一点在我脑中清晰起来，纯朴、善良、正直、勇敢、无私，我为他们的高尚品格所感动。我想记住他们，王炎木，1900年出生，1973年11月去世。夏桂花，1910出生，1998年5月去世。
九十年代中期，夏桂花一家碰到了很大的经济困难。有一天，她叫小儿子王纪寿和外甥夏焕昌，去杭州找曾担任过浙江省统战部副部长的朱之光，朱之光是余姚左溪乡龙坑村人，之前一直在四明山工作，浙东纵队北撤后，他根据组织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因此，他对王炎木、夏桂花一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当王纪寿说明来意后，朱之光立即拿出纸笔，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证明王炎木、夏桂花一家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并在纸上落款处盖上他的私章，还附上了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朱之光将纸交给王纪寿，告诉他，有什么困难，请当地民政局帮助解决，如果民政局解决不了，再直接来找我。但夏桂花一家，一直没有去当地民政局，也没有再去找朱之光。在这之前，有熟悉他们的人将他们的情况反映到镇里、县里，夏桂花一家拿到了政府发给的“红色堡垒户”证书。
红色堡垒户，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在敌占区或游击区设立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点，负责掩护革命同志、传递情报、筹集物资等任务。这些堡垒户通常位于偏僻的乡村，家庭成员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革命信仰。王炎木、夏桂花一家无愧于“红色堡垒户”称号。
深秋了，柿子又红了，心心念念的高苏之行终于定下。择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在王炎木、夏桂花的后人陪同下，怀着对先人的崇敬之情，寻访红色金融的足迹。车子开到陈溪乡小陈岙村大湾自然村停下，我们沿着蜿蜒的溪流，绕着曲直的小道，一路往上攀登。
上高苏的路真的很难走，地面不平还特别陡，我是边走边爬，一会儿被满地的树叶滑倒，一会儿一脚踩进被树叶覆盖的土坑里。终于，在转过又一个弯后，我的眼里撞进一抹亮色，那是一棵老柿树，斜歪歪地杵在一间快到倒塌的房子前面，树上红灯笼似的柿子，漫不经心地挂在那里，任时间流淌。
高苏村到了。村落面积不是很大，因为多年前高山移民，已没有人居住，所以特别幽静，有一种深邃而悠远的气韵。站在已经拆掉房子的抗币印刷厂地基上，看着脚下那一排攀爬着藤蔓的老石坎，我心怀敬意，这里，是浙东抗日革命的见证者，是红色金融事业的奠基地。真没想到，这个偏静的地方，小小的高苏，承载过这样重要的革命历史使命。
抬头，四周苍山秀竹、树茂林深，山不那么高，却出奇得秀；溪不是很大，但格外清。战争的足迹，在强大的时间面前，已经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烟消云散，化为历史。一块石头在山岗上静默，一群山羊在山坡上吃草，一个山民在秋天里劳作，一只小鸟清脆地叫着直直穿过竹林。他们各得其所，互不打扰，却又如此和谐，互为风景。
我们一群人，在王炎木孙子王元根、孙女王汉利的带领下，穿过荆棘竹林，在没路的地方，用砍刀劈出路来，爬上山坡，来到王炎木夫妇的坟墓前，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拜上三拜，我在心里默念：先辈们，安息吧！你们经历过的一切，我们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