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的苦瓜

悲苦身世

明末清初的诗僧释函可是广东博罗人，本是晚明吏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明亡后因“文字狱”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盛京（今沈阳），他回忆小时候家乡的民歌，就记录下来，其中有一首道：“苦瓜苦，有时锄。侬心苦，无时无。黄蘖苦，有时枯。侬心苦，无时无。若得侬心无苦时，长河无曲路无巇。”苦瓜是苦的，可以锄去，黄蘖是苦的，也会枯死，我心里的苦却无时不在。要让我心没有苦，除非长河没有弯曲，道路没有陡坡。和释函可同处一个时代的石涛，也有着相似的曲折身世，他自号“苦瓜和尚”，曾画了《苦瓜图》，并写道：“这个苦瓜，老涛就吃了一生。”苦，是石涛的人生况味，是他毕生排遣不开的心绪。

石涛原名朱若极，是明末靖江王朱亨嘉的长子。他们家的远祖，是朱元璋的哥哥朱兴隆。石涛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3岁的时候，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殉国。之后清军入关长驱南下，明宗室诸王在南方建立小朝廷，对抗清军。朱亨嘉在封地广西桂林自称监国，改元洪武278年。国家纷乱的时候，总有王室子孙却想借机自立，寻找成为刘秀或者刘备的机会。可是，这实在是火中取栗。南明的隆武帝哪里容得下他，灭不了强敌，灭你还是绰绰有余的。很快就派兵攻破桂林，把他捉了押送到福建，先是废为庶人，不久暗地将他缢死，对外宣称是暴疾而亡。在靖江王府被攻陷时，一位忠勇的太监将年方4岁的朱若极带走，从桂林逃到全州，在湘山寺剃度为僧，从此隐姓埋名，在乱世中聊以存身。这位太监，就是石涛称为师兄的“喝涛和尚”。石涛取法名原济，别号石涛。长大成人后，他还有大涤子、零丁老人、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别号。

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懵懵懂懂中就经历了国破家亡，从刚记事起就是一个小和尚，要面对青灯古佛，遵守清规戒律，这为他的命运涂上了悲苦的底色，对他来说无疑是一场大悲剧。但反过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因为，那些苦难在他心中茫无记忆。就像一个孩子从年幼就经历了大手术，长大后他对这些痛苦是不知情的。和他同样是皇族子孙的八大山人，明朝覆亡时已经19岁，出家后终身沉浸在忧愤悲苦之中。石涛和他相比，就少了这种遗民情结，少了亲身体验的切肤之痛。

八大冷逸，石涛热烈。虽然都是旧王孙，都是出家人，但他们的风格是如此不同。石涛心性里，天生有不安分的因素，所谓的“天纵之才”也正是源于此吧。他的笔墨恣肆、笔下造型夸张，线条粗犷率意，有时繁复得密不透风，用自嘲的“万点恶墨”率性挥洒，呈现出鲜活热烈的艺术生命力。

身在佛门，修习佛法是他的主业。石涛却以过人的聪慧，在诗书画方面迅速精进。我们无法窥知他是跟谁学、怎样学的，但他年纪轻轻就成了造诣不凡的诗僧、画僧。他先是研习颜真卿书法，后来听人说当下流行的是董其昌书风，就改而学董，但心里不太认同。从他后来的书风来看，他无所不窥，汉隶、魏碑，加上苏轼、米芾等人的笔法，都被他融汇于一炉。后来“扬州八怪”里郑板桥、李复堂的书法，都深受他的影响。

顺治十四年（1657年），16岁的石涛画了《山水人物花卉册》，这是目前所见他署年款最早的作品。其中有一幅画，江岸的山峰间云气缥缈，山势陡峭，山的四围都是光秃秃的，山顶丛生着松林，就像一个人留着“板寸”一样。江上一僧坐在孤舟上读书。画上题诗：“落木寒生秋气高，荡波小艇读离骚。夜深还向山中去，孤鹤辽天松响涛。”此诗此画，都给人以开阔、疏朗、清绝、洞明之感，可见少年石涛的不俗胸襟。

康熙十三年（1674）十一月，32岁的石涛画了《自写种松图小照》，这是他的自画像。画中奇松怪石，横斜满纸。石涛坐在松荫下的石头上，身着一袭白衣，衣纹密密匝匝，线条宛转，气象高古。他一手扶膝，一手持竹竿，面容清俊，神情闲逸，放射出难以掩盖的灵秀之气。他身体左侧，一个小沙弥和一只小猴正抬着一捆小松，前去种植。画面题诗：“双幢垂冷涧，黄蘖古遗踪。火劫千间厦，烟荒四壁峰。夜来曾入定，岁久或闻钟。且自偕兄隐，栖栖学种松。”此时的他，与烟云为伴，与猿鹤为友，自有一种超拔世俗的气度。

青年石涛在南方云游，从“从武昌道荆门，过洞庭，经长沙，至衡阳而返……居久之，又从武昌之越中，由越中之宣城。”他在安徽宣城十余年，与当地文人墨客梅清、汤燕生、施闰章、黄砚旅等相交，往来于歙县、太平、黄山、宣城、芜湖一带。石涛和梅清的画风很相似，朋友间的影响从笔墨中就能看到。新安江、黄山、白岳……安徽的奇山秀水也是石涛的老师。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说他，“既又率其缁侣游歙之黄山，攀接引松，过独木桥，观始信峰，居逾月，始于茫茫云海中得一见之，奇松怪石，千变万殊，如鬼神不可端倪，狂喜大叫，而画以益进。”

造物主赋予山川的，是无可名状的雄奇壮美，让他禁不住瞠目结舌、忘情大叫。“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峰无不有。事实不可传，言亦难住口。”造物的灵机，注入到他的笔下，于是他下笔处奇峰罗列，烟云变幻，让人如入仙境。梅清看到他画的《黄山图》，禁不住赋诗赞叹：“石公贻我图，恍惚不可解。绝巘阴森四壁寒，云峦窅冥惊漫漫。玉屏五老争拱立，海门九龙纷乘骖。骤疑仙峤合，转讶真宰通。卧游当岳表，乃在天都峰。天都之奇奇莫纪，我公收拾奚囊里。掷将幻笔落人间，遂使轩辕曾不死。”

苦苦追寻

对于佛教徒来说，是不能执著于外物的。可是石涛对自己的心爱之物却难以释怀。他曾经下了很大功夫，精心绘制一幅横卷《十六尊者像》，梅清称赞说可与李公麟的名作媲美，并为他刻了“前有龙眠”印章相赠。正因为这幅画太惹眼，竟被人偷走了。石涛像丢了魂儿一样，竟然一连三年陷在怅惘的情绪中，连话都很少说了。

也许是为了破除这种执著心，在笃行和参悟中求得解脱。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他离开宣城到南京去时，“先数日，洞开其寝室，授书厨钥于素相往来者，尽生平所蓄书画古玩器，任其取去。”

在南京长干寺山上，他危坐在一枝阁内，打坐修行。仿佛达摩面壁一样，谢绝外物侵扰。当有人慕名来访时，他只是闭着眼睛，不闻不问。只有一位隐士朋友张南村来访时，他才出来晤谈。有时，二人骑着毛驴前往锺山，拜谒朱元璋安息的孝陵。可见，故国、先王仍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虽然内心不算遗民，但血脉和身世是摆脱不了的。

孔子曾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说，自己不能像匏瓜那样空自悬着，而不让人食用，应该出仕为官，有所作为。石涛的苦瓜，也是因为不愿像匏瓜那样空悬，才有了浓郁的苦味。

他是一个充满生命激情的人，有极强的追求生命与存在意义的欲望。作为自幼出家的佛教徒，他知道“苦”的含义，禅宗灯录《五灯会元》里，还记述了石涛（金陵一枝石涛济禅师）为大众说法的话语。佛家认为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他一直在追求离苦得乐，希望能从欲望中解脱出来。

清政府出了康熙这样一位“英主”，开疆拓土，励精图治，国家渐渐呈现出盛世风貌，对比晚明的战乱和糜烂，确实社会清平了许多。石涛虽然对自己朱家当政时的状况没有记忆，但他也知道，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朋友中，屈大均心念故国、绝不仕清，曹寅、施闰章等却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同是皇族、和他身世相似的八大山人，一生抛不开国恨家仇。石涛想要恩仇两忘，在所处的当下获得自己的角色定位，可是他前朝王孙的血脉是无法改变的。他心里充满了矛盾，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那样，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纠葛、彷徨，我是谁？什么才是生存的意义，该追求什么，该不该去追求？

168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十一月初驻跸金陵，到长干寺巡幸，石涛得以面见皇帝。1689年春节过后，在扬州平山堂，石涛再次有缘面见康熙皇帝。不得不说，康熙真是好记性，他在僧众中认出了石涛，还叫出了他的名字。这些，给石涛带来了很大的心理波动。他写了《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纪》二首来表达自己荣幸的心态。诗云：“无路从容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攀。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忽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石涛还画了《海晏河清图》，写上歌功颂德的诗句，并署款“臣僧元济顿首”。之后，他决计北上，到京城寻求进身的机会。

这些，成了石涛遭人诟病的口实。他作为明宗室子弟，对新朝的皇帝献上颂歌，在注重忠孝节义观念的人们心中，是可鄙的。石涛身为僧人，为什么这样热切地“追求进步”呢？他能得到什么呢？大约在康熙六年，石涛开始在自己的书画作品上落“善果月之子，天童道忞之孙原济”款或钤相同内容的印章。石涛的师祖是木陈道忞，师父是旅庵本月。顺治皇帝曾召木陈道忞进京，对他敬礼有加，曾对他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道忞离京时，顺治请他留下弟子本月、本晰住持善果、隆安两寺。这些，都是石涛衷心歆羡的荣耀，他也想成为师祖那样的人。

47岁的石涛到了北京，凭借自己的书画，和户部尚书王骘、辅国将军博尔都等人结交。当时备受推崇的“四王”之一，画家王原祁看了石涛的画，曾褒扬道：“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王翚 ）皆有所未逮。”但是，他却无缘再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他不是想要成为宫廷供奉的画师，也不是想要出仕为官，而是想要成为帝师一样的宗教领袖，谈何容易！实现不了梦想的石涛，写下了悲凉的诗句：“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于冰。”

在北京，他也曾到明十三陵拜谒历代先祖。后来，这也成了他赴京之行的一个烟幕弹。好像他不是为了去追寻显扬的机会，而是去寻根祭祖了。

1692年秋，石涛在失落中回到扬州。1696年，石涛画了“瞎尊者像”。画中，一株老树中间已经空枯，一个瘦瘠的僧人闭目坐在枯树中，只露出头部胸部。石涛在像侧题：“老树空山，一坐四十小劫”，并写道“图中之人可呼之为瞎尊者后身”。后人往往说，这是他认为佛法已经到了“末法时代”，他不满于当时僧众们“腥膻满地”的秽行，才画了这个苦修的罗汉来自喻。我却觉得，他这幅画要突出的，是自我追寻的苦况，是求索之路上荒寒寂历的心境。

苦心孤诣

李驎在《大涤子传》中说，石涛“初得记莂，勇猛精进，愿力甚弘。后见诸同辈多好名鲜实，耻与之俦，遂自托于不佛不老之间。”随着对各地僧团的了解，他看到了太多不堪的行为，使他对佛教界的不满日甚一日。他曾在《诸友人问予何不开堂住世书此简之》诗中写道：“向来孤峻有门庭，果熟香飘遍界馨。岂以而今徒浩浩，大家聚首乐膻腥。明明头角非龙种，赫赫皮毛类虎形。习气渐深难可并，物希为贵自叮咛。吾门太过为当衰，有志缁流抱道垂。假使鲲鹏齐展翼，乌天黑地怪阿谁。三家村许开经馆，善司祠难造大悲。理合输赢随分段，何如牛背胜乌骓。”自幼出家的石涛，寺院就是他的家，当他对栖身的佛教僧众产生鄙视心理的时候，也就沦入了更深的孤独和苦恼之中。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除夕之夜，千家万户的人们在灯火莹煌中欢聚，60岁的石涛得了病，独自在寒冷的斗室内，反思走过的大半生，内心充满了愧悔和痛苦。他提笔写道“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语可尽生平之感者。想父母既生此躯，今周花甲，自问是男是女，且来呱一声，当时黄壤人喜知有我，我非草非木，不能解语。以语黄壤，即此血心，亦非以愧耻自了平生也”，并写诗道：“生不逢年岂可堪，非家非室捐瞿昙。而今大涤齐抛掷，此夜中心夙响惭。错怪本根呼不悯，只缘见过忽轻谈。人闻此语莫伤感，吾道清湘岂是男。白头懵懂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家国不知何处是，僧投寺里活神仙。如痴如醉非时荐，似马似牛画刻全。不有同侪曾递问，梦骑龙背打秋千。搀得醉夫天上回，黑风吹堕九层台。耳边雷电穿梭过，眼底惊涛涌不开。全始全终浑誓立，半聋半哑坐包胎。擎杯大笑呼椒酒，好梦缘从恶梦来。”

他几乎要全盘否定自我了：我这大半辈子过得太荒唐了，算是什么？如痴如醉，懵懂糊涂，连个真男人都算不上。此时的石涛，历经沧桑，领悟到自己之前执著追求的，都是虚妄，都是荒诞的。真正应该追寻的，是自己的“来处”和“本根”。

1698至1699年间，石涛写给八大山人一封求画信：“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株，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即大涤子大涤堂也。此事少不得者，余纸求法书数行列于上，真济宝物也。向承所寄太大，屋小放不下。款求书大涤子大涤草堂，莫书和尚。济有冠有发之人，向上一齐涤。”他构筑大涤草堂，宣称脱离佛教界，不再是和尚，而是“有冠有发之人”。自号“大涤子”，就是要和过去的自己决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晚年的石涛潜心著述绘画理论。1700年，《画语录》问世。“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听人之握取之耳。”石涛将儒道哲学和画理融汇，用近于老子式的玄言妙语论述画道，给后人以无限的启迪。他在一幅画上题跋：“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

石涛晚年的山水，把自我的主管意象透射到活生生的大自然山水上，笔下既是真山真水，又有一个活泼泼的真我在。他追寻一生，痛苦的内心没有在佛法中得到解脱。人穷返本，狐死首丘。当他遵从自己的心，唤醒回归自己的血脉印记，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立身，也就找到了自我。在离世前一年,石涛开始用一方“大本堂”印章，大本堂是1368年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下令修筑的、位于南京皇宫中教养皇族的宫殿名称。在他心中，自己的大涤堂，就是大本堂的延续。

印裔法国籍导演宾·纳伦导演的的电影《色戒》中，僧人达世提出了一个命题：“不曾拥有，又何谈放弃？”青年达世不吃不喝，完成了长达3年3个月3天的“本尊闭关”修行，却在刚刚出关后，就不能抗拒世俗的诱惑，在主动还俗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琶玛结婚后，心性中的贪、嗔、痴、慢、疑全都暴露出来。在世俗生活中，他看到了自己的龌龊不堪，就又舍弃凡俗，回归了自己的修行生活。

石涛的一生，和达世颇为相似。自幼出家的他，如果没有壮观天下的行程，没有经历各色人等的交流，没有经历追寻理想的过程，又怎能成就一代画僧。他这只苦瓜，虽然从根上就是苦的，但并没有“系而不食”。苦瓜虽苦，却是“君子菜”，是清心的好物，益生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