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霞捏着那张薄薄的转岗通知,指尖微微发颤。办公室里静得可怕,只有窗外九月燥热的风搅动着梧桐叶的沙沙声。
“经研究决定,安排林霞同志自2025年9月15日起,转岗至区信访局接访科工作……”
她将视线从通知上移开,望向桌上那本摊开的语文教案——《秋天的怀念》。那是她为明天四年级二班准备的课,她甚至精心设计了导入环节:带一片真正的梧桐叶进教室,让孩子们触摸秋天的纹理。
现在看来,不需要了。
“林老师……”对桌的数学老师王娟欲言又止,手里同样捏着一张纸,“我也收到了,住建局档案室。”
办公室里十一个人,九张转岗通知。这所曾因“重点小学”光环而让周边房价飙升的学校,今年一年级只招到二十七个孩子,勉强凑成一个班。而他们这些教龄超过十年的“老教师”,成了首批被“分流”的对象。
校长在晨会上说得委婉:“这是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是给老师们更广阔的发展平台。”
林霞盯着通知最后的落款日期:2025年9月10日。教师节前一天。多么讽刺的礼物。
信访局接待大厅比林霞想象中更嘈杂。空气里弥漫着旧报纸、汗水和某种难以名状的焦虑混合的气味。她的工位在靠窗的角落,面前一块小小的牌子:“3号接访员 林霞”。
“小学老师跑来接信访?新鲜!”隔壁2号位的老张头也不抬地整理着卷宗,“以前这儿来过中学老师,没撑过三个月。你们当老师的,太理想主义。”
林霞想反驳,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只是小心地将带来的那盆绿萝放在桌上——那是她从教室窗台上带走的唯一一件东西。
第一个来访者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从布袋里掏出一沓发黄的材料:“闺女,我儿子的工伤认定……”
林霞下意识地用了批改作文时的语气:“老人家,您慢慢说,我们先理一下时间线。”她拿出红笔——习惯性地——在材料上标注重点,突然意识到不妥,慌忙换成黑色签字笔。
老人絮絮叨叨说了四十分钟,从二十年前的工伤说到去年的拆迁,从儿子的腿伤说到孙子的学费。林霞努力梳理着,像在分析一篇结构混乱的学生作文。最后她才发现,老人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份低保申请指南。
“您把这个表填好,附上这些材料……”她画了个流程图,每一步都配上简笔画说明,像极了给低年级学生准备的作业指导。
老人眯着眼看了半天,忽然说:“老师,您以前是老师吧?”
林霞一怔。
“我孙子的小学老师,也这么有耐心。”老人小心翼翼地把流程图折好,放进贴身口袋,“谢谢您,老师。”
“老师”两个字,让林霞眼眶一热。
转岗第一个周末,林霞鬼使神差地回到了学校。
四年级二班的教室空着,门没锁。她走进去,黑板还留着上周五的值日生名单,她的粉笔字迹在右下角:“下周带《草房子》读完。”阳光透过窗户,在课桌上切割出整齐的光斑。三十四套桌椅,空荡荡的。
她走到讲台前,打开抽屉,里面还有半盒彩色粉笔、几颗学生落下的玻璃珠、一本皱巴巴的《同步作文》。她拿起一根红色粉笔,在黑板上写下:
“题目:我的老师”
这是她布置过无数次的作文题。如今,她自己不再是“老师”,却要写下这个题目。粉笔停在半空,一个点,又一个点,像删节号,也像眼泪坠落前的停顿。
“林老师?”
门口站着个小女孩,抱着足球,额头上还挂着汗珠。是去年毕业的学生徐薇薇。
“真的是您!”女孩跑进来,“我们回来看王老师,她说您转岗了……”
“在信访局。”林霞努力让声音轻松些,“也挺好的。”
“信访局是干什么的?”
“就是……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地方。”林霞想了想,“像老师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一样。”
徐薇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忽然说:“林老师,我写了篇作文,能给您看看吗?”
那是一篇初中作文竞赛的征文,题目是《光》。女孩写的是三年级时,她在林霞的鼓励下,第一次在全校面前朗诵诗歌的经历。“林老师的手很暖,握着我的手说,别怕,我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握着的不是一只手,而是一束光。”
林霞的视线模糊了。
信访局的工作渐渐上手。林霞发现,接访和教学竟有异曲同工之处:都要倾听,都要梳理,都要在混乱中找到关键。她把每份信访材料当成阅读理解,把每个来访者当成需要个性化辅导的学生。
十月中旬,来了个特殊的来访者——曾经的学生家长。
“林老师!真是您!”中年女人又惊又喜,“我是刘浩妈妈,您还记得吗?四年级时特别调皮的那个……”
当然记得。那个总在作文里写“我的梦想是当奥特曼”的男孩,现在应该上初一了。
刘妈妈是为老房子的产权纠纷来的。材料复杂,涉及二十年前的买卖、三代人的过户。林霞花了整整三个下午,像当年辅导刘浩修改作文一样,帮她理清脉络、补全证据、起草说明。
事情办妥那天,刘妈妈红着眼眶:“林老师,您不知道,浩子听说您不当老师了,哭了一晚上。他说……他说林老师是他遇到过最好的语文老师。”
那天傍晚下班,林霞没有直接回家。她走到信访局后面的小花园,坐在长椅上,终于让忍了一天的眼泪流下来。为那些空荡荡的教室,为那盒没用完的粉笔,为“老师”这个正在远去的称呼。
“小林?”老张不知何时坐在旁边,递过来一张纸巾,“想课堂了?”
林霞点头,又摇头:“张师傅,您说……我们这些转岗的老师,是不是就这样被教育淘汰了?”
老张点了支烟,烟雾在暮色中缓缓升起:“我女儿也是老师,去年转岗去了社区。开始也跟你一样,觉得天塌了。后来她在社区开了个‘四点半课堂’,给那些父母下班晚的孩子辅导作业。上周我去看,一屋子的孩子叫她‘老师’,那眼神,亮晶晶的。”
他顿了顿:“你看啊,教室里是教书,信访局里是教人解决问题,哪儿不是讲台呢?只要心里那根教鞭还在,讲台就永远在。”
深秋时,信访局接到一个特殊任务:在区里试点“信访知识进校园”。局长看了一圈,目光落在林霞身上:“小林,你有经验,这个项目你来负责。”
林霞愣住了。
“别怕,就是给中小学生讲讲,什么是信访,怎么合理表达诉求。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思品课。”
第一次试讲在一所民工子弟学校。站在熟悉的讲台前,面对台下四十多双眼睛,林霞深吸一口气,没有用准备好的PPT。
“同学们,今天我们不讲课,我们来聊聊天。”她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说话”。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话想说,但不知道怎么说?有问题想解决,但不知道找谁?”
孩子们窃窃私语。
“我以前是语文老师,教大家用文字说话。现在我在信访局工作,教大家用合理的方式‘说话’——当你的权利受到侵犯,当你看到不公平的事,你知道该怎么‘说’吗?”
她从书包里拿出那盒从教室带走的彩色粉笔,开始在黑板上画:一座小房子,一条路,一扇门。“信访就像这扇门,它不是神秘的地方,而是一条沟通的通道……”
她讲如何写一封清晰的反映信,就像教作文要“主旨明确、条理清晰”;她讲信访流程,就像解一道数学应用题“已知、求证、步骤”;她讲那些她帮助过的人,就像讲课本里的故事。
下课铃响时,孩子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冲出教室。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手:“老师,那如果我们想谢谢帮助过我们的人,该怎么‘说话’呢?”
林霞笑了:“写一封感谢信,或者,长大后也去帮助别人——这就是最好的‘说话’。”
掌声响起来。那一刻,林霞忽然明白了什么。她走出教室时,校长在门口等她:“林老师,您讲得真好。我们下个月还有一场,您能再来吗?”
“当然。”她说。这一次,她回答得毫不犹豫。
初雪那天,林霞收到一个厚厚的信封。是徐薇薇寄来的,里面是那篇《光》的获奖证书复印件,还有一封信:
“林老师,我的作文得了一等奖。但我觉得,真正的奖是您教会我的——光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照亮别的地方。您现在还在做老师,只是讲台变得更大了,对吗?”
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是当年四年级二班的毕业照。三十四个孩子,簇拥着穿碎花裙的林霞,每个人的笑容都像小小的太阳。
林霞把照片放在信访局的办公桌上,挨着那盆绿萝。午后的阳光照进来,绿萝的新叶嫩得透明。
老张端着茶杯晃过来,瞅了一眼照片:“哟,桃李满天下啊。”
“以前是。”林霞轻声说,然后笑了,“现在也是。”
窗外,雪静静地下着,覆盖了道路,也覆盖了界限。林霞想起转岗前夜,她在教师宿舍收拾东西时,在日记本里写下的那句话:“当一扇门关上,我失去了我的教室。”
现在,她想在后面补上一句:“却打开了整个世界。”
3号接访员的牌子在阳光下微微反光。下一个来访者已经坐在等候区——一个为女儿上学问题奔波的父亲。林霞整理了一下衣襟,露出微笑。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她的声音温和而清晰,像多年前站在讲台上的第一句“同学们好”。而这一次,她的学生,是这个需要帮助的父亲,是窗外飘雪的城市,是这个正在重新定义“教育”的时代。
讲台从未消失。它只是从一方黑板,延伸到了生活本身。而老师,永远是那个点亮第一束光的人——无论在教室,在信访局,在任何一个需要被照亮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