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小木匠》这篇习作时,院角老槐树筛落的光斑,星星点点地洒在稿纸上。笔尖写字的沙沙声,和我记忆里四爷爷刨木头的声音,不知不觉就混到了一块儿。
故事里的他,人称“小木匠”,是我爷爷的远房表亲,按辈分我该唤他四爷爷。即便如今他已白发苍苍,我仍习惯叫他“小木匠”,他从不生气,反倒眯着眼笑得开怀。
他年轻时,在上海弄堂里做木匠,手艺好,人也活络。故事得从六十年代说起。那时,四奶奶的父亲——旧时报馆副刊主编,因右派身份被押往深山劳改。家里一下子冷清下来,原本堆满诗稿的书房落了灰,四奶奶整天守着空房子,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四爷爷去她家修书柜,看她总对着书稿发呆,就想办法逗她开心。他二话不说蹲下身,刨花在青砖地上灵巧地拼凑出一只打滚的猫儿;又摸出刻刀转了两转,木板上便游出一尾翘着尾巴的鱼。
他絮絮叨叨说起兴化水荡子里芦苇开花的盛景,说那白茫茫一片,赛过三月的春雪;还讲河滩夜里能捞月亮,碎银似的月光在渔网里蹦跳。“村里娃娃缺先生,您去,准能教出状元郎。”这些话,成了那段苦日子里,四奶奶心里唯一的光亮。
他们离开上海那日,江轮喷吐着滚滚黑烟。甲板上扁担箩筐挤得满满当当,四奶奶旗袍的下摆蹭上油渍也浑然不觉。换乘机帆船时,浪头打得铜铃铛叮当作响,船公扯着嗓子吼“十八弯里讨生活”,腥风裹着汗酸味直往舱里灌。四奶奶攥紧船帮子,指甲盖都泛了青,四爷却往她手心塞了个物件——竟是早年间她偷藏在工具箱里的平安符,红绳都褪成了酱紫色。
船靠兴化码头已是第三日。刚下船,四奶奶觉得这地方还行,可跟着四爷爷越走越偏,周围越来越荒。电线杆东倒西歪,土坯房的窗户黑洞洞的,连狗叫声都透着冷清,放眼望去全是芦苇荡。走了大半天还没到村子,四奶奶的脚像灌了铅,眼眶也红了。
她盯着脚下深浅不一的泥坑,喉咙发紧,小声问:“还有多远?”四爷爷指着前面晃晃悠悠的独木桥,粗粝的手指蹭了蹭裤腿:“过了桥就到家。”
桥板缝里黑水直翻,锋利的芦苇叶划得手背生疼。走着走着,四奶奶突然觉得,这路跟当年去深山探监时走的一模一样,都是又远又难走,连风里的潮气都带着寒意。
她不想让四爷爷看见自己哭,扭过头躲开,结果脚下一滑,摔进泥坑。泥水漫过旗袍下摆,她看着自己沾满泥的手,心里一阵难受:以前在报馆后院读诗作画的小姐,怎么就到了这地步?四爷爷伸手拉她,她没让,蹲在泥地里,一声不吭地掉眼泪。
进村那天,看热闹的人挤在村口。闲话碎语比柳絮还多。“右派的闺女,能安什么好心眼?”“瞧那细皮嫩肉的,怕是在堂子里做过……”四奶奶的指甲深深掐进四爷手背,月牙痕渗出丝丝血珠。四爷却突然挺直佝偻的背,将旱烟杆在青石上磕得梆梆响:“都散了!这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
到了家,土坯房的窗户漏着风。四爷爷摸出塑料薄膜糊窗,砍来芦苇编茅缸帘子。见四奶奶不敢去茅厕,当夜就锯倒老槐树,叮叮当当做出雕花澡桶和翻盖的马桶。油灯昏黄下,远处传来野狗的叫声,她突然笑了:“骗子,你说的雪一样的芦苇荡,敢情是田埂上的霜吧?
转眼六十年过去了。前儿个去上海参加姨侄婚礼,高铁“嗖”地一下,三个钟头就到了。车厢里静悄悄的,只剩间隔的报站提示音。邻座小伙子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亮起的屏幕上跳动着女朋友的头像。他赶忙接起视频电话,语气不自觉地软下来:“刚上车呢,放心,准时到。”那头似乎说了句什么,逗得他嘴角止不住上扬,眼睛亮晶晶的。他把手机转了转,让对方看看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轻声细语地聊着晚餐吃什么。
这光景,教人不禁想起四爷爷那会儿——攥着攒了半月的票钱,在黑烟滚滚的江轮上颠簸三日,又转乘篷船晃荡两夜,才把四奶奶接进家门。
去年在南宁租车自驾,导航的蓝线像条灵活的小蛇往前延伸。我踩着油门,从邕江的云雾开到峨眉的细雨,车载音响里的歌还没放完就到了目的地。四爷若知道,保准要咂着舌惊叹:他们当年走了三天三夜水路才到了家,如今油门一踩,眨眼就能来回。
如今的年轻人发消息,“想你”二字轻飘飘的,比木刨花还随意。哪比得上四爷在煤油灯下,一坐就是一整夜,刻刀翻飞间,小桥流水在木板上活了过来,木屑纷纷扬扬,宛如落雪,把满心的念想都刻进了年轮里。
村西头,老木匠还在摆弄他的刨子。我打趣他是“骗婚的老把式”,他眯着眼直乐:“上海姑娘哪见过扛锄头还能雕花的手?”
四奶奶“啪”地合上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老骗子!要不是被你诓来这荒村野地……”她鬓角的银丝轻轻晃动,倒像是老屋檐下那生了锈的铃铛。
从晃晃悠悠的篷船,到风驰电掣的高铁,日子越过越快。可有些东西却始终没变:四爷刨木头时抿紧的嘴角,四奶奶替他掸去木屑的温柔模样,还有粗瓷碗里,你推我让的腌笃鲜,以及床边那只承载着细密关怀的马桷。
我如今常挎着帆布包在城里闲逛,说是图方便,实则是贪恋街角檐下藏着的故事。这点心思,和四爷当年用雕刀在木头上刻花样,倒也没什么不同——总要在悠悠光阴里,寻些念想,守着,暖着,让日子有了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