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村有位小木匠,姓齐,八十好几了,是我爷爷的远房表亲。打从十几岁跟着师傅去上海学木工,“小木匠”这个称呼就跟着他一辈子。我自小这么喊,从没叫过他四爷爷,他也不恼,总眯着眼温和地笑,眼角的皱纹里,满是岁月沉淀的慈祥。
小木匠个头不高,一米六出头。早年走村串户做木工,那沉甸甸的木工箱常年压在背上,日子久了,背就驼了,远远看去像棵被岁月压弯的老竹子。
可他走路利落,一步一个脚印,任生活再难,也压不垮骨子里的坚韧。在工坊干活时,木屑纷飞,他常笑着说:“刨花是起舞的蝴蝶,榫卯是月老的红线。”这话总能逗得大伙直乐。一讲起乡下事儿,那些荒村野渡,经他嘴里一说,都成了让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小木匠的媳妇,原是解放前报馆副刊主编家的千金。她自小在书香中长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六十年代初,家里出了事,老爷子被划为右派,往日挂满字画的宅院,贴满了批判标语,冷冷清清。唯有小木匠拉锯刨木的声响,给这压抑的院子添了几分生气。
小木匠把媳妇领回村时,油菜花刚冒苞。消息像长了翅膀,全村老少都挤在村口土路上。四奶奶青布鞋沾满泥浆,头发黏在汗湿的脸上,即便如此,旗袍领口残留的盘扣绣着玉兰花,和村妇们的粗布衣裳一比,像只误落泥塘的白鹤。
“听说她爹是右派,这种人能安什么好心?”“细皮嫩肉的,指不定在城里做过见不得人的营生。”“小木匠八成被迷了魂,等着倒霉吧……”闲言碎语像潮水般涌来。
四奶奶攥着小木匠衣角的手剧烈颤抖,指甲在他手背上掐出月牙形的红痕。她张了张嘴想辩解,喉咙却像被芦苇毛刺卡住,那些在上海学堂里读过的诗词、学过的礼仪,此刻全化作酸涩的苦水。
恍惚间,她想起被抄家那天,红卫兵扯下墙上父亲写的字画,墨水泼在她最爱的苏绣屏风上。而现在,这些陌生又冰冷的目光,比当年的墨渍更灼人。小木匠察觉到她的异样,猛地甩开看热闹的村民,佝偻着背挡在她身前,像棵倔强的老槐树:“都散了!这是我媳妇!”他的吼声惊飞了树梢的麻雀,却压不住暗处传来的嗤笑。
四奶奶盯着地上浑浊的泥坑,倒影里的自己头发蓬乱,狼狈不堪。她突然分不清,此刻滚烫的是脸颊的泪水,还是心里那簇刚刚燃起就被浇灭的希望。曾经憧憬的“河汊菱角”“芦苇野鸭蛋”,在这些恶意揣测中,成了最可笑的谎言。小木匠想牵她的手,被她用力甩开,转身跌跌撞撞扑进土坯房,重重摔上破门——门板上的木屑簌簌掉落,混着她压抑的啜泣,碎在昏暗的角落里。
从上海乘船到兴化,下船后还要往村里走。路越走越荒,四奶奶的鞋磨破了,血泡破了又长。“快到了?”她揪着小木匠的衣角,声音都哆嗦了。小木匠抬手擦了把汗,朝远处晃晃悠悠的独木桥一指:“过了桥就到家。”那桥歪歪扭扭架在河上,芦苇叶刮过她手背,刺得生疼。
恍惚间,这望不到头的荒路竟与当年去深山探监时重合——同样的泥泞,同样的寂静,连风里飘来的潮气都带着冷意。她别过脸去,不想让小木匠看见眼底翻涌的泪,脚下却一滑,“扑通”跌进泥坑。小木匠伸手捞她,她挣开了那只粗糙的手。两人一前一后走着,唯有木棍探路的笃笃声,惊起几只归巢的水鸟。直到暮色渐浓,才望见村西那歪歪斜斜的土坯房。
四奶奶立在门槛前,喉咙发紧。小木匠没说话,摸出塑料薄膜仔细糊住破窗,又砍来芦苇编席子围住茅缸。见她不敢去茅厕,当夜就锯倒老槐树,叮叮当当打出带雕花的洗澡桶和马桶。油灯昏黄的光晕里,他坐在床沿轻声道:“等开春我搭个新茅房,日子会好起来的。”她摸着他掌心的老茧,滚烫的眼泪无声坠在粗布被面上,洇出深色的痕。
村小缺教师,村长老李头找上了小木匠媳妇。虽说她家里成分不好,但李头知道她知书达理,又有学问。四奶奶犹豫了,那些日子她常站在村口,看批斗大会的横幅在风里摇晃,想起父亲被带走时的场景,生怕自己的身份会给孩子们招来麻烦。
可当她望向村里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又想起自己被抄家后,小木匠默默收拾满地狼藉的模样,终于咬咬牙应了下来。小木匠二话不说,拆下家里的门板,叮叮当当做成了黑板,木屑落在他肩头,像是撒了一层岁月的霜。
四奶奶的课,孩子们听得入迷。教“人”字时,她让孩子们两两拉手站成一排:“看,这一撇一捺,就是你扶着我、我靠着你。咱村里收稻子,不就靠大伙搭把手嘛!”算术课上,她抓来一把晒干的菱角:“铁蛋家摘了3篓菱角,二丫家送了2篓,总共几个手指头呀?”孩子们争着举手,数得口水都快滴到课桌上。
农忙时,课堂搬到晒谷场。孩子们蹲在泥地上,用芦苇杆写“田”字,写得好的能得到芦苇编的小蚂蚱。下雨天,大伙挤在祠堂里,跟着她唱顺口溜:“小脚丫,啪嗒响,踩出泥印像印章;一二三,排成行,数数谁踩得最漂亮!”
后来,她也成了我的小学老师。我调皮捣蛋,上树掏鸟窝、用粉笔“打仗”,没少挨罚。写过的检讨书贴满教室墙,可那时的我,只觉得丢脸,哪懂这些“惩罚”里藏着的苦心。多年后工作摆弄文字,竟发现那些写大字报的日子,成了最好的练笔。
虽说四奶奶成分不好,可村里人慢慢都知道她是个好老师。起初有人嘀咕“成分不好的人教坏娃”,见她路过就扭头。她攥着芦苇笔的手发抖,夜里常对着煤油灯翻看父亲留下的诗集,泪水滴在泛黄的纸页上。但第二天她仍照常上课,讲村里老辈人互帮互助的故事,眼神坚定。有次批斗会上,有人要拉她去“学习”,孩子们举着用芦苇编的“红缨枪“堵在村口,喊着“不准欺负老师”,那些质疑声才渐渐没了,来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
困难时期,粮食比啥都金贵。小木匠偶尔赊点地瓜烧,就着咸菜疙瘩解解闷。酒一下肚,话匣子就关不住。夜里,茅草屋黑灯瞎火的,夫妻俩压低了声音吵。四奶奶的声音带着哭腔,又急又气,翻来覆去就俩字:“骗子!”起初还带点停顿,像是”一连串地往外冒,倒像是把这些年的委屈都绞在里头。
原来她气的不只是生活的艰苦,还有那些年因为成分问题,连给父亲上坟都要躲躲藏藏的辛酸。小木匠嘟囔着辩解,声音越说越小。月光从窗棂的破洞里漏进来,照着她坐在床边发呆的剪影。可天一亮,她又坐在门槛上,就着晨光细细缝补丈夫的破棉袄,歪歪扭扭的针脚里,藏着过了大半辈子也道不明的牵挂。
她常在晒谷场教孩子们用芦苇杆画画,画房子、画鸭子:“把看见的、喜欢的都画下来,就是咱们自己的故事。”教大人认工分、写家信,教“家”字时,在地上画个冒炊烟的茅草屋:“有亲人、有烟火气的地方,就是家。”放学了,孩子们抱着菱角、芡实,蹦蹦跳跳往她家跑,门槛都快被踏破了。
那年春寒料峭,村里孙家孤儿寡母又要到年关去苏南逃荒。四奶奶撞见时,孙妈妈正背着破布包,牵着缩在补丁棉衣里的孩子。“别走了,在这儿安心念书。”四奶奶拦住她们,跑回家掏出米缸底的半袋糙米。小木匠知道后,天不亮就摸进芦苇荡,傍晚带回野鸭蛋、野兔。此后,每次进荡都给孙家捎东西。那时候村里人人都紧巴巴的,可大伙见小木匠家接济孙家,也会偷偷塞把青菜、几个红薯在孙家窗台上。慢慢地,孙家安下心,孩子也能踏实上学。
在她的教导下,孙家孩子爱上文字。村里没书,他四处借,不懂就夜里来问。靠着这份坚持,后来孙家孩子考上大学学文学,毕业后成了作家。他写的书里全是村里的事儿,每次回村,必到小木匠家,拉着夫妇俩的手,眼泪在眼眶打转。他总说,在那些抄家批斗的日子里,是老师教他用文字记录生活,才让他相信苦难终会过去。
从她课堂走出去的孩子,有的成了老师,有的当了乡镇干部。每年过年,村里热闹起来。那些从她课堂走出的孩子,带着各自的故事回到村子,围在小木匠夫妇身边。他们没说太多感谢的话,只是那眉眼间的笑意,就像村里年年盛开的油菜花,温暖而明亮。
如今回村,土坯房换成砖瓦房,村口立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牌子。村西高墩子上,小木匠常拄着拐杖坐着,看孙子在芦苇荡追蜻蜓。远处飘来淮剧调子,他摸出媳妇从上海带来的旧怀表,表盖里的划痕,就像他们的岁月,平淡却满是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