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的声音匣子

我是在里下河长大的，自小就看熟了村口电线杆上那灰扑扑的铁喇叭。风一吹，它便晃晃悠悠，活脱脱一只缩着脖子打盹的老乌鸦。可村里人过日子，偏偏就离不得这毫不起眼的家伙。

七十年代那会儿，大喇叭算得上村里的金疙瘩。大队部那青砖小屋里，村干部守着控制台，村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它扯开嗓门招呼。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桩桩件件反复叮嘱；谁评上先进，喇叭里便亮堂堂地夸赞；哪家出了偷摸事儿，也得拿到广播里说道说道。这喇叭既能褒奖，也能批评，村里人心里都明镜似的，做事得经得起它念叨。

大喇叭的妙处就在于不耽误干农活儿。男人们在田埂上扶着犁耙，老黄牛喘着粗气犁开湿润的泥土；妇女们赤着脚踩在水田里，双手翻飞，嫩绿的秧苗眨眼间就排得整整齐齐。

我小时候，不大爱听那些通知，就盼着清早喇叭喊：“社员同志们注意了，今天晚上放电影……”这话一出口，我扒拉完午饭，攥着小板凳就往村南头打谷场跑。去晚了可不成，好位置早被人占光咯。

银灰色的大喇叭安安静静挂在大队部旁的电线杆上。夏天，槐树叶把它半遮半掩，风一吹，倒像是朵蔫头耷脑的大牵牛花。后来在河边、路边瞧见牵牛花，总会无端想起村头这喇叭。那喇叭口朝天朝着村子，好似藏了一肚子的话，非得把日子里的热闹事儿全喊出来不可。

日子一天天过去，大喇叭比闹钟还准时。电工老王每日三趟，掐着点儿来开大队部的控制台。铁皮门“吱呀”一推，电流“刺啦”一响，声音就顺着电线漫遍全村。

清晨六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准时响起，成了我上学的报时钟。前奏曲一响，我呼噜两口红薯稀饭，背起补丁摞补丁的书包就往外跑。村里的娃娃们都这样，家家户户木门“吱呀”开启的声音，混着喇叭里的音乐，成了里下河独有的晨曲。

到了中午，大喇叭又给村子添了生气。城里广播电台的戏曲混着饭香飘出来，母亲在灶间不紧不慢地炒菜，铁锅“滋啦”响，戏里的唱词也跟着热闹。我就蹲在门槛上听，听得入迷，追着娘问：“戏里的人，难不成真能从芦苇荡里钻出来？”

晚上，大队部成了全村的戏台子。样板戏锣鼓“锵锵”敲起来，杨子荣一唱“穿林海跨雪原”，正在喂猪的奶奶都停下手里的活儿，踮着脚听。要是播领导人讲话，村口下棋的老汉们也停了手，烟袋锅子悬在半空，听得入神。县里乡里的通知，谁家老母猪闯了麦田，哪家媳妇该去卫生院妇检结扎，桩桩件件，都从这儿飘进家家户户。

要是赶上停电，电工老王就捣鼓那台“突突”响的小发电机。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窗纸上，一摇一晃，倒像是在舞板凳龙。光影摇曳间，连隔壁家的大黄狗都凑到窗下，支棱着耳朵听响动。

这小屋，也是我们这帮孩子的“秘密基地”。隔着木格窗，能瞧见控制台的红绿按钮一闪一闪，像藏着星星。有一回，趁着大队部没人，几个小伙伴偷偷溜进去，摸着冰凉的旋钮直咽口水。也不知谁毛手毛脚，“啪”地按错了键，眨眼间，我们的笑嚷打闹就顺着喇叭冲了出去，在村里横冲直撞。后来听说，村支书把老王训得脸比猪肝还红，我们吓得好几天绕着小屋走。

那时候，收音机稀罕得像过年才舍得吃的红烧肉，电视机更是想都不敢想。这大喇叭，就是全村的耳朵和嘴巴。电流声撕开寂静，报时的曲子顺着芦苇荡飘过来，播音员的京腔听着新鲜，像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透着清爽劲儿。

一到大风天，村子就更热闹了。狂风把电线吹得“呜呜”叫，邻村的喇叭声顺着河道漂过来，和咱村的搅成一锅粥。这边喊“棉田治虫”，那边唱样板戏，忽远忽近，忽高忽低。老人们站在巷子口直乐：“听听，这是各村的喇叭在吵架哩！”小娃们追着声音满村跑，非要辨清哪段是东头村的，哪段是西庄的。风大的时候，喇叭里“滋啦滋啦”乱响，像在发脾气，逗得我们笑作一团。

隔壁村支书还闹过笑话。他家离大队部远，嫌来回跑麻烦，干脆把扩音器搬到床头。晚上窝在被里传达乡里的事儿，讲春耕、说秋收，唾沫星子直往扩音器上溅。许是讲累了，有回说完竟忘了关电源。到了后半夜，夫妻间的私房话也顺着电流传了出去。

这事儿在村里传得比风还快。那阵子，大伙聚在村口老槐树下唠嗑，三句话不离这事儿。有人学支书说话的架势，有人模仿他老婆害臊的样子，一讲起来就笑得直不起腰。支书脸涨得通红，又把扩音器搬回大队部，身后跟着一串看热闹的娃娃。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分田到户的消息从喇叭里传出来，大喇叭的嗓门儿也变了调。老支书的声音裹着新翻土地的潮气：“各家各户听好了！地按人口分，责任田咋种、咋管，明儿来大队领承包合同！”自那之后，每到春种秋收时节，喇叭就成了庄稼人的贴心管家。它扯着嗓门儿，把种子采购点、害虫防治法、施肥黄金期、农机轮作这些门道，一桩桩掰开了讲。村民们扛着锄头，边听喇叭边念叨要点，三三两两地往田里去，连田间地头的风里都飘着新政策的热乎气儿。哪家媳妇偷懒，田里草比苗高，喇叭也不留情面：“王老二家媳妇，该薅草了！别等着草把稻子吃了！”

那些年，大喇叭把村里大小事儿都装在肚子里。它把生硬的条文变成唠嗑的家常话，把复杂的规定编成朗朗上口的曲儿——“春耕早，秋收忙，承包合同手里攥；农药配比有讲究，三勺兑一桶，虫儿见了直喊娘”。这些带着泥土味的顺口溜，桩桩件件都带着政策的温度说得明明白白。在信息闭塞的年月，它像个不知疲倦的信使，把惠农政策掰碎了、揉烂了，变成庄稼人听得懂的话，送到每家每户的门槛上。

村里有红白喜事，喇叭也跟着热闹。谁家娶媳妇，老支书就笑着喊：“明儿张三家办喜事，乡亲们都去喝喜酒！”过年过节，喇叭里放起《拔根芦柴花》，连老母鸡听了都扑棱着翅膀。哪家孩子调皮，家长也借喇叭“喊话”：“二狗伙！还不回家吃饭，看我不拿扫帚疙瘩揍你！”逗得全村人直乐。

样板戏听不腻，《智取威虎山》一播，满村人都支棱起耳朵。我听杨子荣唱“穿林海”，在大槐树下挪不开步，直到爷爷烟袋锅子敲在脑门上，可那股子豪迈劲儿，比灶膛的火还烫人。后来刘兰芳的《岳飞传》火了，一到晚上，家家户户门槛上都蹲着听书的人。下工晚归的男人，或挤在大队部喇叭下，或缩在别人家屋檐角，烟袋锅子灭了都顾不上点。“欲知后事如何”的尾音一落，满村都是惋惜声，有人直拍大腿：“这说书的，比婆娘还会吊人胃口！”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不知不觉进了新千年。彩电、手机成了家家户户的寻常物，年轻人低头刷着短视频，再没人仰着脖子等喇叭响。前年，老支书的侄子当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书记，喇叭又响起来。可没了戏文，只有干巴巴的话：“都去打疫苗，一个不许落下！”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听着却没了从前的热乎劲儿。

再路过那电线杆，灰铁喇叭落满了灰，像个睡着的老人，守着里下河的旧时光，守着那些回不去的热闹。它见过分田到户时的欢腾，听过庄稼人春种秋收的吆喝，也记得孩子们追着声音跑的笑声。

大喇叭啊，就是里下河的声音匣子，记着村里的家长里短，存着几代人的念想。虽说它慢慢没了声响，可每当途经那青砖小屋，唠起从前的日子，大伙心里头，还能听见它“刺啦刺啦”的开场白，和着蝉鸣、伴着蛙叫，一直一直响在里下河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