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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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漂着的那些年，做饭是件奢侈事。一个人过，灶台冷着，锅碗瓢盆摆着都显多余。
初到北京，在北京站对面的恒基中心干活。大热天，午饭总买路边摊的盒饭。盒饭分三档：五块的，一素一荤，土豆炖白菜里掺着一两小片肥肉，嚼着发柴，连油星子都少见；六块的，多勺鸡蛋羹，就是白花花的蛋花飘在清汤里，混着几丝碎紫菜，蛋和汤分得明明白白，吃着还寡淡无味；七块的，算讲究些，顶上搁个干煎荷包蛋，边缘焦得发苦，蛋黄还带着点溏心，吃着又干又腥。可没吃几天，胃就不依了——蹲在长安街的路牙上扒完一盒，肚子里搅得慌，一股酸水直往嗓子眼冒。歇过这阵，还得接着扛钢筋、搬砖。
后来条件稍好些，才敢想盖浇饭——那不是盒饭能比的，一份三十来块，抵好几天的盒饭钱。平时哪舍得，只有实在馋得慌了，才咬牙买一回。
在北京的那些年里，常吃面食图方便。
最先尝的就是北京炸酱面。师傅蹲在灶台前，五花肉丁煸得油亮，往黄酱里一倒，咕嘟声就漫出来了。卤熬得绵了，舀一勺，顺着煮好的抻面浇下去，再码上黄瓜丝、豆芽、萝卜丝。我坐在门口小马扎上，碗是普通的白瓷碗，边儿上沾着点没擦净的酱渍，盛面时酱汁顺着碗沿往下滴，黏糊糊的蹭在手上。
红亮的酱裹着白面条，看着热闹。可这面咽下去时，总觉得喉咙里缺了点汤水的润——抻得太粗，嚼着费劲，一筷子挑起来全是干面裹酱，得靠唾沫往下顺。哪有老家阳春面的妥帖？汤汤水水裹着细面，滑溜溜就顺进喉咙了。黄瓜丝再脆，也少了点家乡面的温软。后来才知道，这面得就着大蒜吃。我捏着蒜瓣，半天没敢下嘴，终究没品出老北京的讲究。
那时候，老家的驻京办事处在交通部后面的老院子。闲时得空，我常去那儿跟老乡聊聊天，赶上饭点，懒得再往别处跑，隔壁山西驻京办事处开的“晋味轩”面馆，就成了常去的地儿。
山西师傅做的豆面抿尖，最让我犯难。面馆里是刷绿漆的铁桌，桌腿缠着胶布，坐上去“吱呀”响。碗是搪瓷的，印着“晋味轩”，洗得发白，盛面时卤汁会在碗底积个小窝。
咱们里下河的阳春面多省心啊——纯白面做的，细滑溜顺，滚水里焯一焯就熟，浇点清油、撒把小油菜和葱花，连汤都带麦香的甜，筷子一挑在汤里晃，喝口汤顺喉咙，满是软滑的舒坦。
可这豆面抿尖是黄豆面掺白面，师傅用抿尖床推出来，面条带着股“硬气”，表面还发涩。筷子刚夹起就沾着细碎的豆面颗粒，嚼到第三口舌尖就发紧，总忍不住往嘴角蹭，想找口汤润一润——哪有吃阳春面时的顺溜？低头看碗底，还沾着几粒没煮透的豆面疙瘩，咬着像含着没磨细的碎豆瓣；卤子是陈醋拌肉丁，酸得舌尖发麻。我勉强吃了半碗就搁筷，喉咙早干得发紧，总得灌半壶水才解渴，心里直嘀咕：这面也太“糙”了。
师傅在旁边听见，乐呵呵地说：“咱山西面，就得干吃才香，就着大蒜解腻！”我试着掰了瓣大蒜，辣得眼泪直冒，他倒笑得更欢了。
之后在光华路干活时，附近巷子里时常飘来麻辣香，是家藏在写字楼后面的成都面馆。馆子门脸不大，门口支口大锅，老板是四川大姐，说话带着川音的脆：“来碗担担面？”
我学着旁人点了一碗。她抓把细面扔进沸水，捞出来拌上红油、花生碎、芽菜，最后撒把葱花。红亮亮一碗端上来，四川的面也是干拌的，可和北方面不一样。面条细滑却筋道，裹着红油在碗里转圈圈，虽没多少汤，可红油润着面，吃着不噎人。第一口下去，辣劲儿一下窜上天灵盖，没吃两口额头就冒汗，嘴唇火辣辣的，辣劲窜到鼻腔，我猛地擤鼻子，指腹沾的红油蹭在牛仔裤上，后来洗了三次都没掉。我一边吸溜嘴，一边停不下筷子，辣得直灌凉水。
大姐在旁边看着笑：“江苏来的吧？慢慢吃，咱这辣是暖身子的。”那碗面吃得我鼻尖冒汗，浑身却舒坦。后来路过，总忍不住进去坐会儿，哪怕辣得嘶嘶哈哈，也觉得比炸酱面多份活泛。
等办事处又搬到东花市时，就在云腾宾馆旁边——那宾馆本就是云南驻京办事处。离建国门不远，街上总飘着甜丝丝的香，是胡同里卖糖耳朵的。宾馆门口常堆着竹筐，装着菌子、米线，还有裹着叶子的粑粑。云南的米线总算见着汤汤水水了——雪白的米线浮在乳白的菌子汤里，几片薄荷叶飘着，看着就凉沁。
有回跟着老乡去云腾宾馆里的云南馆子，正经吃了回米线。师傅往碗里抓一大把米线，烫得溜滑透亮，浇上熬得乳白的菌子汤，撒上炸得酥香的花生米。还没动筷，就闻见鲜中带清苦的香。嗦第一口米线时，木姜子的草木气裹着汤鲜漫上来，鲜得舌尖发麻，米线滑溜溜钻进喉咙，连带着薄荷叶的清凉，把之前吃辣面攒的火气都压下去了。只是木姜子的味道太特别，像含着口带草木气的凉薄荷。吃惯了江南的咸鲜，一时倒不习惯，可那碗热汤暖乎乎下肚，浑身都松快了。
吃遍了南北面，直到办事处第三次挪窝，搬到江苏大厦后面，才算沾着点家乡的温软。那边餐厅的阳春面最合我意，细溜溜的面条卧在清汤里，撒把碧绿的葱花，滴几滴香油，三十块钱一碗。这面比不得老家的地道，没有小油菜的清甜，可看着细面在汤里浮着，总算有了点熟悉的影子。筷子一搅，汤里浮起油花，喝一口，热汤顺着喉咙往下滑，暖得很。只是这价格实在肉疼——那时候菜市场的面条才一块钱一斤。平时精打细算过日子，哪舍得常吃？
最常去的，还是亚运村那片临时棚子。当时奥运场馆还没建，这儿就是个大集市，土路两边搭着蓝白相间的塑料棚子，风一吹“哗啦啦”响，老远就闻见油烟混着各种香味飘过来。
有次加班到十点，去棚子吃河南烩面。河南老板见我裹着外套还打哆嗦，先从锅里舀了勺热肉汤让我暖身子——汤里飘着片姜，咬着辣得轻，是熬透了的温辣，喝下去胃里立马热起来。后来每次去，他都这么先给我盛碗汤。
除了河南烩面，棚子里的东北酸菜肉丝面也记了好些年。有回感冒没胃口，黑龙江大哥多放了勺白胡椒，说“胡椒驱寒”。那碗面吃了满头汗，感冒倒轻了点，后来再感冒，就总想起那碗带胡椒味的面。
有一回，乡政府有两位领导来北京公干，我早早就给家里打电话，让爱人把新晒的阳春面用纸箱包好——那时候没快递，邮局寄得慢，得等半个月，我就托两位领导顺路捎来。那天北京堵车，我赶到北京站时晚了好些，远远就看见两位领导站在出站口的台阶下，其中一位手里拎着那个装面的纸箱。从站台走到出站口不算近，帆布带子把他的手指勒出了红印子，可箱子里装的，说到底也只是10斤晒干的阳春面——不值什么钱，却让领导特意费了劲。
我赶紧跑过去接，脸上发烫：“领导您怎么还自己拎着？该等我来接的！”我接过箱子，指腹蹭到他泛红的手指，没敢多说话。他松了手，笑着摆手：“多大点事。”
有了老家捎来的阳春面，我琢磨着仿照北京人做打卤面的法子，先去菜市场买了把大葱和两个西红柿。把西红柿顶部划开十字，用开水烫过剥皮，切成碎丁；鸡蛋打散搅匀，在油锅里煎成金黄的碎块盛出来。再起锅烧油，下西红柿丁翻炒，加半勺老抽提色，咕嘟咕嘟熬出红亮亮的汤汁，再把鸡蛋碎倒回去拌匀，卤子就成了。煮面条最简单，开水下锅，扔一把面条，撒少许盐花，等面条浮起来滚两滚就熟。捞出来过一遍凉水，面条立马筋道爽滑，装在碗里，把鸡蛋西红柿卤连汤带汁浇上去，拌匀了就能吃。红的西红柿、黄的鸡蛋、白的面条、绿的葱花，热汤裹着面冒着气。第一口下去，面条软滑，卤子酸甜带点酱香，汤顺着嘴角流下来，赶紧舔掉。南方阳春面的细软，混着北方卤子的浓郁，竟意外地合口。
打那以后，这西红柿打卤面，就成了我的拿手活。现在回老家，侄子一见到我就追着喊：“大伯，煮你那绝活面！”连幼儿园刚放学的小孙女都学会了撒娇，扒着灶台不肯走，奶声奶气地盯着锅看。偏偏小侄子也凑过来，端着空碗等面，小孙女立马护着灶台冲他喊：“这是我爷爷做的！就不给小伯吃！”我笑着往俩孩子碗里各多浇一勺卤，看着他们捧着碗“吸溜”吃面的模样，倒想起当年，自己对着一碗面琢磨滋味的时光。
可有意思的是，如今偶尔出去应酬，酒席快结束时，桌上总会端上阳春面当主食，明明是老家最熟悉的模样，我却总忍不住皱眉头。旁人劝“垫垫肚子”，我筷子碰都不碰——那面里，没有北京冬天蹲在工地墙根的滋味，也没有盼着一口热汤的渴。
大概是北京那几年吃伤了。那些年靠面条打发的日子太密，后来一看见面条，胃里先泛起熟悉的“寡淡”。反倒只有自己做的西红柿打卤面，能让舌尖找回点当年的暖。那碗面里的名堂，他们未必懂。就像那碗北京的面，滋味没常提，可日子过着过着，早浸在里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