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双节,在家整理书房,翻着翻着就见了套《觉醒年代》,是龙平平写、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的,上下两册。一看见这书,往事就冒出来了——整整二十五年前,也是个中秋节,我真站在那栋红楼跟前。
能踏进那楼,全是偶然。那天我在京城闲着,老家书记应邀去中南海出席全国农副产品流通工作座谈会,散了会就给我打电话,说下午去北大红楼看望老乡教授,让我开车陪他一趟。我没多想,应了声,就往江苏大厦去接他。
到江苏大厦门口,没等几分钟,就见他从车上下来,脸上亮着,还带着股兴头,老远就笑着喊:“见着首长了!咱这回难得,全国就咱一个县级市受邀,把家乡农副产品进超市的法子一说,首长当场就给了肯定,咱这路子没走偏!”
我迎上去,他说:“中午简单吃口饭,歇会儿,下午我带你去红楼,看看家乡那位老教授。”饭后歇了片刻,就往五四大街29号去。越走越近,先瞅见的就是那片淡赭色——红楼的砖,不像故宫朱红那么扎眼,就安安静静待着,倒像老家烧久了的土灶膛,透着点实在的旧劲儿。
老教授早候在门口,穿件半旧的灰布夹克,手里抓着一串钥匙——尼龙绳串着个铁环,环上叮叮当当地挂了好几把。见着我们,他扬了扬手:“可算来了!中秋这风正好,你俩这精神头,准是有好事。”
书记快步迎上去,俩人双手攥着,都没松。老教授先开口问:“你这趟全国座谈会,我听人说规格不低,开得还顺不?”
书记往砖边挪了挪,说:“就是去中南海开的,关键是咱做的那点实事,受了认可——以前家乡农户种点东西,没渠道,想进城难;如今市里牵头,把农户和超市直接接了线,从种到卖,再到保鲜、溯源,都弄得明明白白。会上首长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还说这路子打通了产销的堵点,直接给咱吃了颗定心丸,往后更有干劲。”
老教授听了,连着说“好,好”,又往墙根凑了凑,声音放轻些:“这楼可不是凭空建的,根子深着呢。早年是乾隆朝镇国公傅恒的官邸,西边那北大二院,原先还是和嘉公主的宅子,当年普通人想近个门都难。到了光绪年间,才改作京师大学堂,如今这红楼,就是在老宅子的木梁底子上,续的新砖——就这底子,还是当年27岁的光绪帝,硬给保下来的。”
他蹲下来,指尖蹭了蹭砖缝,抠了点灰,在掌心捻了捻,接着说:“光绪二十四年那会儿,他刚颁了《定国是诏》要搞变法,想给积弱的国家换个活法,可跟慈禧太后那帮保守派闹僵了,走到哪儿都受掣肘。没几个月,变法就败了,他也被囚在瀛台,新政说废就废,唯独这京师大学堂,他顶着压力,没肯让撤。开学典礼那‘京师大学堂’五个字,是他亲手题的,美国《纽约时报》有个记者叫怀特,还特意跑来参会,见他清瘦的模样,也把这事记进自己回忆录里了。”
书记听得认真,也跟着蹲下来,学着老教授的样子敲了敲砖,“咚咚”两声,声儿沉实。我也凑过去敲了一下,指节有点麻,倒像老家农户敲粮囤的那股声气。
书记伸手碰了碰砖面,又蹭了蹭灰,笑着说:“27岁啊,正是敢闯敢扛的年纪。这跟咱这回去中南海开会是一个理,认准‘农副产品进超市’这实事不撒手,如今做法又受了肯定,往后更得好好干。”
老教授只是点点头,没多说话。风从砖缝里钻出来,裹着中秋的凉,我们三个就这么蹲了会儿,谁都没开口,只听见风刮着槐叶,“沙沙”响。
过了会儿,老教授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掏出钥匙开红楼的门,“咔嗒”一声,实木门轴跟着“吱呀”响了下。刚迈进门,老蜂蜡混着旧木头的味儿就飘过来,跟老家放旧家具的仓房,是一个味儿。
“先去看一层119号房,李大钊先生1918年到这儿当图书馆主任,来的时候,刚31岁。”老教授脚步放得轻,在前头慢慢领着路。
屋里就一张旧木桌、一把藤椅,桌角立着块小牌,写着“李大钊同志办公旧址”,颜料有点褪了色。老教授轻轻碰了碰桌角那处浅坑:“调墨的时候,砚台磕的,我平时擦桌子,都绕着它走。他夜里写《庶民的胜利》,笔尖划着纸,沙沙地响,写得激动了,就抬手拍桌子:‘这回战胜的,是全世界的压迫者!这,就是庶民的胜利!’”顿了顿,又用手指了指桌面:“后来陈独秀先生来,俩人就凑在这张桌上,聊到半夜。陈独秀也拍着桌子喊,要拥护那‘德先生’‘赛先生’,就是当年说的民主和科学,俩人越聊越热络。油灯把俩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来晃去。他们能在这儿做事,说到底,还是沾了当年光绪帝保下这学堂的光。”
书记走过去,伸手摸了摸桌角的坑,又顺着木纹轻轻划了划,没说话。我也凑过去看,那坑的边缘磨得圆圆的,倒像我家老书桌的印子,还是小时候砸钉子砸出来的。
老教授又领着我们上二楼,楼梯是老木头的,踩一步“咯吱咯吱”响一下,我们都下意识放轻了脚。到了阅览室,他指了指靠窗的旧座位:“毛主席1918年经人介绍,来这儿当图书馆助理员,那年才25岁,管着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月就八块大洋,日子过得紧巴。”
“他来得最早,走得也最晚。天刚蒙蒙亮,就把报纸摊开,手指顺着字缝慢慢划,看不懂的,就记在小本子上,一逮着空,就跑下楼找李先生问,凑得近近的,问:‘李先生,这劳工主义当真能救中国?’眼睛亮得像淬了火似的。在这儿待了大半年,心里也算种下了火。”
日头慢慢偏西,风也比刚才软了些。老教授开口说:“咱去广场上走走吧。”
广场上,槐叶慢悠悠飘着,踩上去“沙沙”地响。老教授蹲下来,指尖点着脚下光溜溜的砖:“当年巴黎和会欺负人,咱的地盘要被抢,五四运动就是从这儿起的。北大的学生,就从这列队,往天安门那边走。”
风一吹,像真听见了喊声——“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一群群年轻人,手里攥着传单,步子踏得“咚咚”响,标语在风里飘着抖,鞋就算磨破了也不停,一路往北走。
书记用脚轻轻蹭了蹭砖,没说话。我也伸手摸了摸,砖面滑溜溜的,还带着点凉,这滑劲,全是当年年轻人的脚印,一点点磨出来的。
出了红楼,天慢慢有点发黑,月亮也慢慢爬上来了。书记说:“咱去积水潭码头吧,今儿中秋,去看看咱家乡来做船娘的妹子,她们在那儿撑游船,我一直记挂着,去跟她们说两句。”
开车过去,积水潭码头的游船都安安静静泊着,灯串刚亮起来,暖黄的光映在水里,像撒了一把碎星星。几位穿蓝布衫的船娘,正擦着船桨,指尖沾着水汽,头发梢还带着点风的凉。见着我们,都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说:“书记咋来了!”
书记走过去,摸了摸船桨的木柄,问:“在积水潭码头撑船,一天要跑几趟啊?胳膊酸不酸?”又叮嘱:“出门在外,别委屈着自己,家里要是有难事儿,跟市里说,咱都帮着想办法。”
话顿了顿,他看着积水潭水面上的月影,语气沉了些,却透着劲儿:“你们从家乡来,在这积水潭码头撑游船做船娘,把客人平安送过一汪水,也给京城添了点活气;咱家乡的农副产品,也凭着实在法子,走进了城里人的菜篮子,我上午刚去中南海开完会,这做法还得了首长肯定。不管是你们撑船挣生计,还是家乡特产闯销路,都是凭着股实在韧劲儿,这就是咱家乡人的体面。”
船娘们听了,眼睛一下子亮了,腰杆也跟着直了,说:“书记这话,咱记心里了!以后在积水潭码头好好撑船,绝不给家乡丢脸。”
月亮越爬越高,把积水潭码头的石板路照得亮堂堂的。风裹着水汽吹过来,没了白天的燥气,只剩中秋的凉和软。
看着眼前静泊的游船、攥着船桨的家乡妹子,还有跟她们轻声说话的书记,我忽然觉得,二十五年前的这个夜晚,格外扎实——就像红楼沉实耐风的砖,也像老家土灶膛里那股实在的劲儿走着,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