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排”,听着普通,就是故宫东墙根下,十三排挤得紧实的小平房。年头可不短,乾隆年间就有了,墙缝里的煤烟子,抠都抠不掉。南北各十三座,灰瓦硬山顶,俩凑一院,西墙开着院门,南端安了个垂花门——规整得像用尺子量过,倒也不呆板。下雨时最好,黑瓦上“哒哒”砸雨珠,听着安生,心里也跟着沉定。
那时候,这儿是宫里师傅们的家属院——修文物的、管库房的、看门的,都住这儿。后来老人们凑在柿子树下唠,说“单位文保重地,不能住家了”。咱干活的,不给公家添麻烦,念旧归念旧,说搬就搬,大多去了北四环安慧北里。我刚北漂来北京,就住这儿,天天听他们唠东唠西,听着听着,就跟这些老伙计熟了。
我带几个人,靠干装修混饭吃。没事,就在小区里溜弯,见王师傅搬小马扎,顺手搭把劲;老刘扛米袋,帮着扶一把。也不是特意帮忙,就是路过,顺手的事,一来二去,他们都把我当自家兄弟。
傍晚,王师傅蹲在柿子树下剪枝,剪刀“咔嚓、咔嚓”,脆生生的。远远瞅见我,招招手:“小兄弟,过来坐,给你个柿子,刚摘的,还带着叶儿,甜!”我接过,剥了皮,咬一口,汁水顺着手腕往下淌,黏糊糊的,也不擦。他慢悠悠开口,手里剪子没停:“单位要弄厕所隔断、换窗户,都是细活。我看你实诚,帮你搭个线,价格别虚——咱实在人,总不能比故宫的砖还不实。”
我又惊又喜,赶紧应下。没几天,跟王师傅进故宫,头一回见那么多红墙黄瓦,风都比外面沉,我腿有点发紧,步子不敢迈大。王师傅笑我:“慌啥?咱不碰文物,就看看现场,核核尺寸。量的时候多瞅两眼,别多占一分地——故宫的砖,比咱爷爷岁数都大,得敬着。你这胆儿,还没我这柿子苗壮实!”
就这么着,我带着人在故宫干了五年装修。从东华门进,穿过一道又一道门,厕所散在各处,从这殿旁走到那宫后,比在老家逛夜市还费脚。活杂,补隔断、换漏窗、调置物架,也没啥技术含量,就是细心点,别让游客用着不方便。我算得细,报价也公道,甲方满意,王师傅也放心,说“没看错你”。
一来二去,连故宫管门的师傅都熟了。早上进东华门,神武门的张师傅老远就喊:“伙计,来啦?暖壶里有热水,喝口再去!”晚上收工晚,他还倚着门叮嘱:“回去慢点,你急,路可不急。”
好处也实在,也不是啥大好处,就是暖人心。老家来人想逛故宫,电话打到检票口,报我名字,值班师傅就笑:“进来吧,别乱碰里头的东西——碰坏了咱赔不起,也对不起老祖宗。”亲戚回去总跟人说:“那小子在北京没白混,故宫门票都能省!”其实哪是我能耐,都是“十三排”的情分,人家记着你罢了。
王师傅是故宫木工班退休的,七十多了,头发白了大半。小区楼下的柿子树,是他从“十三排”剪枝嫁接的苗。刚搬来那阵,见他天天蹲在树旁扒土浇水,比照顾自家娃还上心,嘴里还念叨:“宫里出来的苗,金贵,得找亮堂地,不能受委屈——以后还得给娃们结柿子吃呢。”
深秋最好,柿子挂满枝,黄澄澄的,压得枝条弯弯,伸手就够着。2003年我回老家,王师傅找了个纸箱子,里面垫了两层旧报纸,把柿子码得整整齐齐寄来,电话里说:“别着急吃,放院子里晒晒,晒到皮变薄了,摸着软乎乎的,再吃。”
后来我在老家买了带院的房,跟他提了一嘴,说“院子空着,想种点啥”。没几天,快递员就扛来俩纸箱子,打开一看,是两棵柿子苗,根裹着湿泥巴,还套着旧塑料袋,袋里附了张纸条,字歪歪扭扭的:“别先浇水,缓三天,记着。”这苗真争气,如今长得比院墙还高,深秋照样挂满柿子,邻居打趣:“这树怕是在故宫学过本事,结的柿子都比别家甜!”我总说:“‘十三排’来的,实诚,树也随人。”
小区里,除了王师傅,最热心的要数医务室的王大夫。说话带漯河口音,尾音总拖个“咦”,性子却热得像夏天的太阳。谁喊“王大夫”,她拎着药箱就跑,红十字磨淡了,里面纱布、碘伏却摆得整整齐齐——比我装工具的包还规矩。
前阵子她给李叔撮合对象,李叔俩儿子不乐意,堵在医务室门口喊:“一把年纪找对象,丢面子!”王大夫把药箱“啪”地合上,嗓门提了点,却也没生气:“咦,咱‘十三排’的人,实诚比面子金贵!你爸孤单这么久,找个伴儿,晚上能唠唠嗑,暖手说话,怎么就丢面子?总不能让他比‘十三排’的老砖还孤单——老砖还有墙缝靠着呢!”
俩小子脸红到脖子根,低着头,后来买了水果来赔罪。没几天,就见李叔和阿姨在石凳上喝茶,阿姨给他拂肩上的碎毛,李叔笑得眼睛都眯成缝,手里的茶杯都晃出了水。王大夫拎着药箱路过,老远就喊:“李叔,多唠唠‘十三排’啊!说说当年谁歇脚,谁偷着烤红薯,烤糊了还往嘴里塞,烫得直咧嘴!”
小区门口有个文印社,老板是老邹媳妇赵大姐,以前在老家当幼儿老师,说话温温柔柔的。当年老邹在故宫出版社干活,赵大姐还没过来,俩人一年见不着两三回,全靠写信搭话。
每回赵大姐的回信到,都是“十三排”最热闹的事。邮差还没进巷口,就扯开嗓子喊:“老邹,你的信!”这一嗓子下去,焦师傅手里的锤子“当啷”一放,老刘擦把汗就凑过来,王师傅也从柿子树下挪过来。
老邹刚把信封拆开,老刘手快,一把就把信纸夺了过去,摊开了,清了清嗓子读给大家听:“你上回写信,还是有错别字。你说最近在宫里忙,糊书封皮把手磨破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垂’不着。”那个“垂”字,被红笔圈了个圆圆的圈。
老刘指着红圈笑出声,故意逗他:“老邹,‘垂’不着?你这是眼皮垂下来要睡觉!”王师傅立马接茬,拍着他胳膊起哄:“准是想媳妇想糊涂了,才把‘睡不着’写成‘垂不着’!”焦师傅也跟着乐:“可不是嘛!心都飘老家去了,字哪还写得对!”老邹脸涨得通红,伸手要把信抢回来,嘴里还硬:“就是笔误!”指尖蹭到那个红圈,却又慢了半拍,嘴角悄悄翘了点。
后来赵大姐来北京,本可以进出版社,坐办公室,享体面,却开了这文印社。我打趣她:“放着体面活不干,开这小店,图啥?”她头不抬地校对报价单:“体面哪有踏实金贵?小区里的人,打个文件、晒个图、复印点资料,你要做报价单、印标书,推门就来,不用等,多热闹。你不也一样?为了体面把心放虚,不值当——有用,才金贵。”
有回我赶工做报价单,天黑了才去,文印社还亮着灯,赵大姐坐在灯下,戴着老花镜,瞅着电脑,慢慢敲键盘。一进门,就闻见老邹保温桶里的饺子,屋里醋香浓得很,盖过了油墨味。赵大姐扫了眼我手里的材料,笑说:“可别学老邹,连‘睡’都能写成‘垂’,让人看笑话。”老邹在旁边听见了,挠头笑:“那不是想媳妇想糊涂了呗!”赵大姐白了他一眼,从抽屉里拿了个甜柿子,往他嘴里塞:“吃吧,堵堵你的嘴,别老说糊涂话。”
“十三排”的实诚,不光藏在家常里、书信里,还藏在干活的手底下,焦家父子就是这样。和赵大姐的“柔”不一样,焦家父子的实在,全裹在干活的“慢”里,慢得有道理。焦师傅在“十三排”做古建筑修缮,守了一辈子故宫老物件,手上的老茧厚得像砂纸,摸上去糙得很,他常说:“沾‘老’字的活,就得慢,慢着来,才对得起手里的东西——不能跟吃面条似的,呼噜一下就完事,那是糟蹋,咱干不出那事。”
我干装修第五年,承接了一处老宅子的修缮,甲方说,这宅子的砖,跟故宫是一个年头的,金贵得很。我第一反应,就喊了焦师傅的儿子,他跟着焦师傅学了十几年,早把“慢”刻在了骨子里。
我拿卷尺,想先量量空鼓墙的范围,刚要往墙上靠,小焦就一把攥住我胳膊,没使劲,却攥得紧:“别慌着量!老砖娇气,跟老人似的,得先摸、先听,跟老伙计打招呼似的——急不得,一急就坏了,跟哄小孩似的,得顺着来。”
他给焦师傅打了个电话,十分钟不到,焦师傅就骑着旧自行车来了,车筐里装着一把小锤子,木柄被手磨得溜光,连木纹都透着亮,一看就用了很多年。他蹲在地上,摸墙面,指尖轻轻蹭过砖缝里的灰,生怕碰坏了砖;然后用锤子,轻轻敲,敲一下,就侧耳听,眉头皱一下,又舒开——像在跟砖说话,生怕吓着它。敲到一处,他指了指,声音放得低:“这儿空鼓,从旁边开个小口填灰,别莽撞,轻着来——碎了砖,没地方找一样的补,更对不起这老物件,咱不能干那亏心事。”
我照着他说的,记好尺寸,安排工人干活,小焦在旁边盯着,大气都不敢喘,比我在故宫盯装修活,还紧张,生怕工人手重了。
那天走在小区里,风有点凉,却不冻人。王师傅蹲在柿子树下唠嗑,手里攥着个没晒透的柿子,捏着软乎乎的;赵大姐关了文印社的灯,老邹在门口等着;焦师傅站在墙边,手指轻轻敲着砖,他儿子凑着耳朵听动静。风里,有柿子的甜,有油墨的香,还有老伙计们的家常话,贴在心上,暖乎乎的。
“十三排”哪是故宫东墙下的排屋?是树上挂着的柿子,是手里磨亮的小锤子,是信上圈着“垂”字的红圈,是饺子裹着的醋香。风一吹,这些味道、这些模样,就都来了,比红墙黄瓦,更耐琢磨,更让人记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