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

清晨推开门，我愣在那里。

院中，昨天还满树叶子的柿子树，一夜之间，叶子全落光了。黄澄澄的柿子，像一个个小灯笼，孤零零挂在光秃秃的枝桠上。树下堆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沙沙”响，风穿过枝桠，“呜呜”地叫，倒比往日更热闹些。我伸手摘了一个柿子，冰凉的皮硌着手指头，掂在手里，沉甸甸的——这分量，是整个秋天晒出来的，也是昨夜寒风抽出来的。

立冬了。

里下河人家，对这个节气当回事。老辈人说，立冬要“拜冬”，穿新衣，拜长辈，访亲友。寻常人家，就备点番瓜、糯米，祭祖，求来年收成好。还有句话：“立冬吃番瓜，冬天不头疼。”或是酿点米酒，天冷了，温着喝，暖身子。

我们庄子，立冬前后，最热闹的是杀猪。一家杀，全村帮，轮流来。外公是庄子上的屠夫，谁家要杀猪，头天就来请。那天一早，主人家院子里架起大铁锅，柴火“噼啪”烧得旺，水汽裹着草木烟，飘得满庄子都是。

外公杀猪前，先给猪喂一把热糠，再用井水慢慢洗一遍，粗糙的手顺着猪背摸来摸去，动作轻得不像要动手。猪大概也知道不对劲，低低哼着，不怎么挣扎。水烧开了，外公直起身，把围裙系紧，手里的刀在太阳下闪了一下。他手起刀落，猪只哼了一声就软了下去。暗红的血“噗”地喷出来，一股一股地溅进下面的大盆里。

主人家赶紧蹲在盆边，手里拿着一双筷子，不停地搅动着猪血，生怕它很快凝固。我躲在门后，不敢看，却忍不住探出头听。听见外公对主人家说：“血要一直搅着，别停。”

等猪杀好了，外公先把猪劈成两半，按部位剁好，摆给主人家。忙完这些，他才从掏出来的五脏六腑里，把大肠、猪肝、猪心这些下水挑出来，在院子里的井边用清水简单冲了冲，去掉表面的脏东西。

主人家会把这些初步清洗过的下水，用一个竹篮子装起来，递给外公。外公接过篮子，往胳膊上一挎，转身就往家走，围裙上的血渍被风一吹，渐渐凝住。

娘早已把灶膛烧得通红，正坐在灶门口添柴。外婆接过篮子，先把大肠、猪肝、猪心倒进一个大盆里，用清水再冲洗一遍。然后，她把铁锅烧烫，姜片一扔，“滋啦”一声，先下大肠煸炒出香味，再把猪肝、猪心一股脑倒进去，翻炒几下，加水，盖锅盖，咕嘟咕嘟就炖上了。

娘在灶门口，一边添柴，一边时不时掀开锅盖看看，问：“娘，汤熬白了没？”

外婆笑着拍了拍她的手：“急什么？好汤得慢慢熬。”

终于开饭了。娘给我盛了满满一碗，有炖得烂烂的大肠、猪肝、猪心，还有颤巍巍的血旺。我烫得直吹，舍不得放筷。一口热汤下肚，暖意从喉咙一直流到肚子里，鼻尖上的汗，唰地就冒出来了。外公坐在桌边，喝着自酿的米酒，看着我吃，眼神软乎乎的。我忽然问他：“外公，猪会疼吗？”

他愣了一下，放下酒杯，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疼。但它活过，也值了。”说完，夹了一块猪肝放进我碗里：“多吃点，长力气。”

一碗汤喝完，浑身都暖透了，连脚尖都热烘烘的。我抹了抹嘴，心里痒得慌——惦记着兜里的“蒋秃头”，惦记着村口那条结了冰的小河。

趁娘收拾碗筷，我悄悄溜出门，吹了一声口哨。不一会儿，阿存、发财就从家里钻出来了，手里都攥着自己的“蒋秃头”。

我们踩着月光往河边跑，棉鞋踩在冻硬的路上，“咯吱咯吱”响，笑声比风还快。

村口的小河，结了厚厚的冰，踩上去“咯吱”响，能看见冰底下的碎草。河面的冰，被月亮照得亮堂堂的，跟镜子似的。我们把“蒋秃头”往冰上一放，扯住线，猛地一拽——“啪！”线绳飞出去，陀螺“嗡”地转起来，顶上涂的红蜡黄蜡，搅成一团，伙伴们围着，拍手笑。原来这小东西，得挨几鞭子，才立得住，转得久。

那天阿存抽得高兴，追着他的枣木“将军”往后退，脚底下忽然“咔嗒”一声。我们都停住了，盯着他脚边的冰面，一道裂缝像冻住的蛇，贴着冰面“嘶啦”往四周爬，连冰下的草都跟着颤。

“冰裂了！”发财喊得变了调。阿存脸都白了，眼看裂缝快到脚边，他猛地往前一扑，胳膊撑在冰上，连滚带爬地往岸边挪。

那夜风特别冷，我们抱着冻僵的手往家跑，心里又怕又兴奋。原来冬天，不只有热汤和月亮，还有这么刺骨的冷。

如今外公不在了，村里也再没人杀猪了。大铁锅、柴火、满院子的笑，都成了照片里的事。但娘还在。她年纪大了，不再像从前那样炖一大锅杂碎汤，可每到立冬，总会炖一小锅杂碎汤，汤里依旧只放姜片和盐，却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上周打电话回家，她说：“你要是回来，我给你炖锅汤，暖一暖。”

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的柿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几个黄柿子。恍惚间，仿佛又看见外公站在树下，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刚从主人家换来的猪杂，脸上带着憨厚的笑。

晚上，妻子包饺子，我煮。她擀皮、包馅，手指快得很，一个个饺子排满案板。我站在灶台边，等着水开，心里记着当年在北京学的法子。小孙女在旁边转来转去，一会儿抓把面粉撒地上，一会儿抢奶奶的擀面杖，弄得满脸都是粉，像个小面人。妻子笑着拍掉她手上的粉，她咯咯地笑，声音脆生生的，比炉火烧得还暖。

这让我想起刚去北京的时候。立冬那天，加班到半夜，走出写字楼，寒风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我在路边便利店买了一袋速冻饺子，回到亚运村的出租屋，用小电锅煮。水开了下饺子，再沸，淋一勺凉水；再沸，再淋；第三次沸了，饺子浮起来，就熟了。这一勺水，淋了二十年，从北京的小电锅，淋到今天家里的不粘锅。我把饺子盛在掉了瓷的搪瓷碗里，没醋，没蒜，就那么吃。

如今，饺子还是那个饺子，煮饺子的法子也没忘，只是身边多了她们。

水开了，我把饺子一个个放进锅里，看着它们在水里滚。第一次沸了，舀一勺凉水淋下去，水面静了，又慢慢冒起泡。

小孙女跑过来，扒着灶台踮着脚看：“爷爷，为什么要加水呀？”

我笑着把她抱起来，让她看锅里的饺子：“这样，饺子才熟得透，吃起来才暖。”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小手在我脸上摸了摸，带着面粉的凉，却暖得我心口发颤。

夜深了，我泡了一壶普洱茶。窗外的风还在刮，穿过柿子树的枝桠，“呜呜”地响。屋里很静，只有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和茶壶偶尔“咕嘟”一声。

我拿起白天摘的那个柿子，在清水里冲了冲，剥了皮，咬一口。甜里带涩，冰凉的汁水在舌尖散开。这甜，是整个秋天积攒下来的。忽然就想起外公喂猪的糠、外婆炖汤的火、娘添柴的身影、月光下冰面的亮，还有北京出租屋里那碗没醋没蒜的饺子。外公不在了，但汤的味儿还在；北漂的日子远了，但煮饺子的法子还在；日子走了，但身边的暖还在。

我看着窗外的柿子树，月光下，果子黄亮黄亮的。明天一早，小孙女定会拉着我的手，指着柿子问东问西。

我会告诉她：叶子落了，是为了让果子更暖；冬天来了，是为了把暖藏起来，等春天，再慢慢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