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个兴化路

北京的路名，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你走在东单、西单，觉得自己是在历史里；你走在中关村、望京，又觉得自己是在未来。可你一拐进兴化路，嘿，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我第一次见这路牌，是在1996年的冬天。风刮得人脸生疼，我拖着两大包行李，像个被生活流放的难民。就在我晕头转向，以为自己要在北京的风沙里迷路时，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像个老乡似的，突然从灰蒙蒙的街景里站了出来。

那上面写着：兴化路。

我当时就乐了。心想，这北京，可真够意思。我刚从江苏兴化“逃”出来，它倒好，直接在城里给我复制了一个。

说起来，那年我也是脑子一热。放弃了老家那份饿不死也富不了的安稳工作，揣着一部砖头似的模拟手机，就敢往北京“下海”闯。现在回头看，那哪是闯，简直是“裸奔”。

那手机，是托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沉甸甸的，拿在手里像攥着块铁。天线一拉，足有十几厘米长，竖在耳边，活像个小发报机。在当时，算是个“体面”物件。毕竟要去陌生的大城市，有个手机联系着，心里多少能踏实点。

出发前，妻子反复叮嘱，到了就给家里回电话。我从老家坐长途汽车到南京中央门火车站，夜里挤上K66次绿皮火车。一坐就是二十多个小时。车上人挤人，连过道里都站满了。我找了个靠过道的位置，把两大包行李塞在脚底下，整个人卡在座位和行李之间，动弹不得。

出发前，走南闯北的同事们都说北京冷得刺骨，我便把棉袄棉裤、毛衣毛裤塞了两大包。结果火车越往北开，车厢里暖气越足。到后来穿着毛衣都热得浑身冒汗。心里直犯嘀咕：这北京的“冷”，莫不是哄人的？

可一出北京站，风就给了我结结实实一耳光。那风，不是吹，是刮。像刀子似的，一下就刮过来了，直往骨头缝里钻。我赶紧把棉袄掏出来穿上，才算缓过劲。按着北京朋友给的地址，我拖着两大包行李，在人潮里七拐八绕。终于，在车站西侧坐上了104路。还是那种头顶“小辫子”的无轨电车，草绿色的车身，看着就满是年代感。

车开起来，车身又长又晃，晃得人发晕。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掠过的崇文门、东单，楼影飞速掠过，像一卷看不真切的胶卷。

过了地坛西门，报站器含糊地喊着“蒋宅口东”。我正准备起身，目光却突然被路边一块蓝底白字的路牌钉住了——“兴化路”。

我以为是长途跋涉产生了错觉。赶紧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使劲眨了眨眼。没错，就是“兴化”，和我老家一模一样的两个字。那一刻，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酸溜溜的，又暖乎乎的，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安顿好旅馆，我第一件事，就是用手机给妻子报平安。旅馆门口风大。我把“大哥大”从皮包里掏出来，天线“唰”地一下拉到最长，像一根孤独的避雷针，徒劳地试图引来一丝信号，却只引来满耳朵的嘈杂。深吸一口气，按下那串烂熟于心的号码。电话那头，传来“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像无数只小虫子在电线里爬。

“喂？老公，到了没有？”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带着点焦急。

“到了！我到北京了！”我对着话筒大声喊，生怕她听不见。“我在……”白天路过的“兴化路”三个字还在脑子里打转，又刚从和平里北街的旅馆出来，脑子一混，脱口就喊出了最熟悉的名字：“我在兴化！”

电话那头，瞬间沉默了。紧接着，妻子带着哭腔又满是疑惑的声音钻了出来：“啊？你怎么还在兴化？你压根没去北京是不是？是不是骗我？”

我一下子懵了，心里“咯噔”沉了下去。赶紧解释：“不是兴化！是北京的兴化路！我真到北京了！”

“什么兴化路？我没听见！你说你在兴化？你到底走没走啊？”她的声音被电流拧得变了调，像根细针似的扎在我耳朵里。明明是最亲近的人，却隔着千里风沙和混乱的信号，远得像在另一个世界。

我站在北京初冬的寒风里，手里举着那部曾让我觉得体面的“大哥大”，对着话筒一遍遍地喊：“是北京的兴化路！我不在老家！我到北京了！”风里的沙粒打在脸上，手指冻得发僵，按在冰冷的按键上几乎没有知觉。

最后，我对着话筒，声音里满是无奈的哑然：“算了，你别着急，我安全到了，等信号好了再跟你说。”

挂掉电话，我盯着手里那根孤零零的天线。突然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插在我和这座城市、和远方的家之间。我以为揣着“大哥大”，就能在异乡稳住阵脚。可到头来，连一句报平安都被信号和脱口而出的地名，搅得一塌糊涂——北京的“兴化”和老家的“兴化”，明明是同一个名字，却在电话里，成了最荒诞的误会。

第二天一早，我去路边摊吃早点。风裹着沙尘扑面而来，行人都缩着脖子、拢着衣领，脚步匆匆。街角的油条摊前，摊主顶着一顶白帽子，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骆驼祥子》里的北平街头。油锅“滋滋”冒着白烟，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翻滚，油星子“噼啪”地溅出来。我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刚咬一口，就觉得不对——这油条和老家的不一样，没有那种一咬就碎的酥脆，反倒带着股韧劲，得费点劲嚼，少了些蓬松的面香。

豆浆也清寡得很。不像老家村口王大爷，每天天不亮就支起摊子，用那盘沉重的石磨，一圈一圈地碾着黄豆。石磨“吱呀”作响，磨出的浆稠得能挂在勺子上，乳白色的浆体里还浮着一层细密的豆沫，满口都是醇厚的豆香。这碗喝着，顺着喉咙“唰”地一下就滑下去了，只在舌根留下一点若有似无的生涩感，碗边干干净净，寻不见半点浆痕。

摊主操着京腔问：“要麻酱烧饼不？刚出炉的，热乎着呢！”我愣了愣，才反应过来——这陌生的口音、寡淡的豆浆、发韧的油条，和老家清晨那满是烟火气的吆喝、醇厚的豆香，竟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点了点头。

如今三十年过去，北京的104路早已换成了崭新的电动车型，再也看不到头顶那两根标志性的“小辫子”。兴化路两旁的红砖楼，也变成了整齐的商品房，连路边的梧桐树都比以前粗壮了不少。

可我还是总记得，那个冬天：那部“大哥大”里扭曲的哭声，那根被风吹得摇晃的天线，那碗清寡的豆浆，还有那条突然撞进眼里的路牌——“兴化路”。

北京有个兴化路。它不在我的故乡，却藏着我初到北京时，所有的狼狈、无奈，和那一点点关于“家”的念想。它像一个固执的坐标，钉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也钉在我心里。

只是，我常常会在某个冬天的清晨，恍惚间觉得，又看见了那辆草绿色的电车。看来，人这一辈子，有些路是走不完的，它会一直留在梦里，时不时地出来遛遛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