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乙己

我过去有个同事，姓王。在单位里，大家当面叫他“王主任”，背后都叫他“王乙己”。这名字是怎么来的，谁也说不清。只晓得他一来，人群里就有人努努嘴，大家便心照不宣。

他是我的同门兄弟，光着屁股长大。他爸是村支书，公社干部下来，偶尔在他们家吃饭。我那时候总跟在他后头，图两样东西：一是他家桌角堆的报纸，二是干部吃饭时，他偷偷盛给我的一碗肉烧青菜。

想得这两样，要帮他做作业。他人不笨，就是坐不住，算术题总出错，写作文也干巴巴的。放学了，他把作业本塞给我，我就揣着本子回家，伏在小桌上一笔一划帮他做。做完了，送去，顺便从他家抱走一摞旧报纸。

公社干部在他家吃饭，菜在锅里烧好，还没端上桌的时候，他就趁他妈转身的功夫，抄起一个搪瓷缸子，舀上一大勺肉烧青菜，连汤带水，紧紧捂着盖子，快步送到我家。那时候，肉是金贵的，青菜吸饱了肉汁，是我童年顶好的滋味。

后来他不上学了，靠他爸的关系，进了乡土管所，成了“王主任”。

中山装的上口袋，总是插着两支笔，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笔帽亮锃锃的，像他的身份，含糊不得。可村里人都晓得，想叫他掏出那支钢笔，在宅基地批条上签字，难如登天。

那时候，县里时兴摸奖。体育场搭台子，锣鼓喧天，一张奖券就几块钱。他常去，回来时，不是扛着冰箱，就是抱着彩电，再不济，也是一台电风扇。有人问他：“王主任，你运气咋这么好？”他就笑，手指敲着桌面：“赶上了，没办法，运气。”

哪来的运气？我们都清楚。乡里谁家要批宅基地，总得往他家送东西，烟也好，酒也罢。他嘴上说“规矩不能破”，这些东西，转手就变了钱。摸奖是个由头，那些冰箱彩电，哪里是中的奖，分明是村里人的“心意”。

再后来，我也考进了乡政府，我们成了同事。

一个大院里上班，交往却少了。走廊里碰上，他点点头，便匆匆走过。他在一楼，我在三楼，中间像隔了两层楼梯的沉默。偶尔听人说起，他又“中奖”了，又替谁家“协调”了宅基地。我听着，不言语。风从走廊窗户吹进来，卷起几张旧报纸的边角，像他当年偷偷端给我的那碗肉烧青菜——油花花的，如今，凉了。

他在土管所待了好几年，日子过得舒坦。后来有人举报他，领导找他谈了话。他整个人就蔫了，成天耷拉着脑袋，办公室门一关，烟灰缸里的烟蒂堆得满满的。

没过几天，他突然组织了一场饭局，叫上大院里五六个同事。我愣了，同在一个单位，他从没这么大方过，这个连当年给我送碗肉烧青菜都要瞅准机会的人，竟舍得请客了。

饭桌上，他开了两瓶酒，包装挺精致。拆盒子时，手一滑，酒瓶倒了，从盒子夹层里掉出一沓钱，花花绿绿的，五千块整。

我们都愣住了。他也愣了愣，脸上旋即挤出些“慌张”和“为难”，把钱捡起来，当即说：“哎呀，这可咋办？这酒是人送的，一直没动，不承想里头有钱，这钱我不能要。”

第二天，我们便听说，他一上班就把那五千块钱交到了领导桌上，原原本本“说明了情况”。

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拉开抽屉。那枚红印章躺在里头，像个睡沉了的老伙计。他拿起来，在废纸上盖了一下又一下，印泥红得刺眼，却盖不住纸的白。

他就这么在新岗位上熬到了退休。不再提“摸奖”，也不再穿中山装，但他有了两个新习惯——手里总拎着一个包，口袋里总揣着一把弹簧秤。

那包是他临退休前，到我公司来玩时“讨”去的。一个我闲置不用的旧公务包，那年头，拎这种包，是身份的象征。他见了，眼睛一亮，半真半假地说：“你这包闲着也是闲着，给了我吧，我正缺一个。”我怔了怔，顺水推舟送了他。

从此，这包再没离过他的手。

去菜场，一手拎着我的旧包，一手提着菜篮子，还能从兜里掏出那把弹簧秤。摊主称完，他必定要接过来，自己再称一回，嘴里念叨：“喂，少了一两，老板，得再添点。”那秤杆儿在他手里，比当年批宅基地还要较真。

他来我办公室闲坐，衣裳还是那身，包却换了个地方——不拎着了，抱在怀里，像抱着个娃娃。聊着聊着，手就伸进兜里，摸出那把弹簧秤，指尖在秤星上反复摩挲，久久不动。

如今，晚上去附近公园跑步的人多了。我偶尔会在公园的跑道上遇见他，他也在跑，跑得不快，气喘吁吁，但那只旧包，依旧牢牢地拎在他手上，随着步子，在夜色里一前一后地摆动。

回到家，他会把包小心翼翼地挂在门后，像完成了一桩仪式。他从菜篮子里拿出一把最便宜的青菜，用那把弹簧秤仔细称了称，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从旧包侧兜里抽出那支褪色的钢笔，在一个旧笔记本上，极认真地一笔一画记下当天的菜价，写完便盯着那行字，一动不动。

我有时想，那包里装着的，兴许只是他自己——那个没一直当着主任的王乙己，那个还会偷偷给我送肉烧青菜的半大孩子。

而那把秤，称来称去，称的，到底是人心。

夜色里，他，他的包，还有那把秤，都化成了影子。风一吹，影子晃了晃，像是还想努力站直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