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阿德勒曾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句至理名言，至今，使我深有体会。

我出生在皖北平原，一个名叫黄家坝的小村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给地主卖命的长工，劳碌一生，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直到父亲这一辈，新中国成立，家里才分到了土地。

父亲是读书的好苗子，当年高考考了全镇第一，却因家贫断了求学路。他高中毕业，在村里已是屈指可数的文化人，村支部安排他去学校支教，被婉言拒绝。在父亲心里，只有脚下的土地最踏实。

他整日埋头耕作，勤恳得像头老黄牛，村里人便给他起了“老黄牛”的绰号。父亲热心肠，爱帮人调解矛盾，又得了“和事佬”的外号。他人相貌堂堂，能说会道，可脾气暴躁得像火药捻子，一点就着。

二十五岁那年，媒婆介绍，父亲认识了母亲桂花。母亲娘家曾是大户人家；外婆的娘家是大地主，受过良好教育，外公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地主，因此，外公的封建思想极重，重男轻女，母亲刚上两天学就被拽回了家，从此与书本无缘。自从母亲嫁到了黄家坝，就像跳进了火坑，度日如年。

母亲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却并没有因此获得母以子贵的地位。

四叔结婚前，父亲拿出家里所有积蓄，盖了三间青砖瓦房。父亲头脑灵活，在上世纪80年代，做起了生意。他下乡收鸡蛋，请来北方师傅盖炕房孵化小鸡，再赊给农户喂养。后来，他又从南方引进鸭苗，以同样的方式售卖，年底按成活的鸡鸭数量收账。日子渐渐比从前宽裕了些。父亲每次外出，有时半个月，有时二十多天；四叔跟着他跑腿，可性子浮躁，往往一周就跑回家来。那些没卖完的鸡鸭苗，全由父亲兜底赊销。

四叔只上了三年小学，虽然读书不多，但是特别精明。他和父亲从六零年一起熬过来，他能活下来，靠着平时和父亲抢着吃饭，有时连父亲的那份也抢了过去，父亲心疼他，每次都会省下口粮给他吃，因此，他的个子也比父亲长得高大。

四叔盖房时，母亲天天天不亮起床，给施工的人烧火做饭。天寒地冻，母亲的腿受了寒，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四叔家新房落成那天，母亲饿得发慌，想拿一个馒头垫肚子，四婶却慌忙把吃食全都藏了起来。母亲忍不住和她理论几句，四叔竟勃然大怒，对着母亲拳打脚踢，还硬生生打断了她一根手指。父亲目睹了一切，非但没有劝阻，反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跟着四叔一起打骂母亲。母亲的心，彻底碎了。

那天夜里，母亲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傍晚，她怀里抱着年幼的我，手里扯着哥哥，背上一个包袱，决绝地离家出走了。天边的白云漫无目的地飘荡，夕阳像醉了一般，把天空染得通红，又透着说不尽的苍凉。秋风带着凉意，吹得人心里凉飕飕的，几只鸟儿在树梢叽叽喳喳，听得让人心里发慌。

她带着两个孩子一路向南，走到三叉镇的十字路口时，哥哥拽着母亲的衣角，哭着说：“娘，我饿，我想吃油条。”母亲慌忙摸遍全身口袋，却连一分钱也没有。她红着脸，难为情地对卖油条的大娘说：“大娘，孩子饿得慌，能不能给一根油条？我出门急，没带钱。”大娘心地善良，爽朗地笑了：“看你说的，孩子哪能饿着！来，给你两根，再盛碗热稀饭，不要钱。”母亲双手合十，不停地作揖道谢。我们捧着油条和稀饭，看着两个孩子狼吞虎咽，眼眶又红了。

我们又往东走了十多里路，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哥哥哭着喊：“娘，我腿疼，走不动了。”这时，桥头的石墩上，坐着一位须发花白的老大爷。母亲连忙上前问路，问这里是不是往关楼的方向。大爷摇了摇头：“你们走错方向了，这里是赵相。”他打量着我们母子三人，眼神满是怜惜：“他大妹子，你带着两个娃，这是要去哪儿？天快黑了，莫不是和家里置气出来的？你看这两个娃多壮实，可别迷路了。往西走那片三鹿四象，人贩子多，要是把娃拐走了，你哭都来不及。”母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簌簌往下掉：“大爷，您说得对，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本想去找孩子的姑妈，把娃托付给她，我自己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

大爷叹了口气，柔声安慰：“别哭了，也算你运气好，遇上了我。我有两个孙女，二十多岁了还没成家，我让她们来接你们，先去我家住几天，歇歇脚，等过段时间，再让你家人来接。”母亲听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大爷磕了一个响头。大爷连忙扶起她：“快起来，出门在外，谁还没个难处。”

没过多久，大爷的两个孙女闻讯骑着自行车赶来。我们跟着她们，到了大爷家。那是三间敞亮的青砖瓦房，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他们待我们，像亲人一样热情。晚饭十分丰盛：煮得软糯花生、喷香的煎鸡蛋饼、解馋的红烧肉，还有青椒肉丝炒土豆。吃完饭，他们又铺好干净的床铺，让我们安心休息。

夜里，我因为吃了花生肠胃不适，上吐下泻。大爷的两个孙女——雪莲和玉花，忙前忙后帮我清洗衣裤，守在床边细心照看。母亲过意不去，劝她们：“你们快去睡吧，小孩子又脏又臭，别麻烦了。”

姐妹俩笑着说：“大姐，这有啥，等我们将来有孩子，也得这样照顾，现在正好练练手。”这两个姑娘，不仅心地善良，模样也清秀俊丽。母亲看着她们忙碌的身影，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在关桥村住了一个多月，在雪莲和玉花悉心照料下，母亲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说，这是她这辈子最舒心、最安稳的一段日子。

母亲总觉得麻烦人家太久，心里过意不去，好几次提出要走。大爷总是挽留：“再住些日子，你现在回去，指不定又要吵架。”母亲实在不忍心再添麻烦，便留下家里的地址，拜托大爷通知父亲来接我们。大爷叹了口气：“好吧，回去以后，别再意气用事了。要是实在过不下去，就带着孩子来我这儿，我家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他轻轻拍了拍我和哥哥的肩膀。

几天后，父亲终于来了。他两手空空，没有带任何礼物，只是客套地跟大爷说了几句感谢的话。雪莲和玉花拉着我们的手，依依不舍地叮嘱：“以后有空，一定要常来玩。”母亲望着这对善良的姐妹，又一次跪下磕头。姐妹俩连忙扶起她：“大姐，举手之劳，别这样。回家以后，别再带着孩子往外跑了，外面不太平，人贩子多。”母亲点着头，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流。她们送了我们足足三里路，直到大路与小路的岔口，才依依不舍地挥手道别。

父亲拉着一辆架车子（方言，架子车），我和哥哥、母亲坐在车斗里。一路上，父亲一言不发，天空阴沉沉的，乌云密布。朔风呼啸着刮过脸颊，带着阵阵凉意，路边的落叶被风吹得漫天飞舞，几声大雁的哀鸣从天际传来，听得人心里发酸。

刚踏进家门，就听见四叔在屋里吆喝，让四婶把馍馍和饭菜都收起来。父亲终于忍不住，沉声呵道：“干啥？非要逼着我家破人亡，你才甘心吗？”这是母亲嫁到黄家这么多年，父亲说的第一句公道话，也是最后一句。或许是这一个多月的父子分离，让他尝够了牵肠挂肚的滋味。

原本以为从那以后，家庭风波会减少，但是事与愿违。家中的争吵和打骂依旧没有断绝。

我三四岁那年的记忆，至今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家门口，母亲和祖母、姑妈扭打在一起，只为争夺半袋面粉。

祖母姓李，母亲和她同姓。两个同姓的女人同在一个大家庭，便应了“一山不能容二虎”的说法。祖母是出了名的蛮横不讲理，她的娘家也是大地主，母亲的娘家也曾是大户人家，可一切随着新中国成立烟消云散。她们两人的血脉里，似乎都流淌着旧时地主家小姐的傲慢与倔强。祖母个头不高，裹着小脚，相貌清秀，可脾气火爆，打心底里看不起目不识丁的母亲，嫌弃她、厌恶她。

那天中午，太阳火辣辣地悬在头顶，几只麻雀落在院子里的椿树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眼前，三个女人死死拽着面袋，互相撕扯着头发，尖刻的骂声划破村庄的宁静。父亲就躺在屋里，一声不吭，任由外面闹得天翻地覆。我小小的身子僵在原地，听着刺耳的咒骂，看着母亲的头发被狠狠揪扯，心像被针扎一样难受。我多想冲上去帮母亲一把，可我个子太小，胆也太小，只能站在原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终于，父亲像是忍无可忍般从屋里冲出来，没有半句劝解，抬脚就朝母亲踢去，巴掌狠狠扇在了母亲脸上。祖母和姑妈趁机抢过面袋，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我望着母亲鼻青脸肿、头发蓬乱的样子，她的衣服被撕得破烂，露出大腿和后背，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双眼，小小的心里，装满了无助与恐惧。

我渐渐长大，上小学二年级时，一个周六的上午，母亲攒了一筐鸡蛋，准备拿到集市上去卖。她一个一个、仔仔细细地数好，轻轻摆进竹编的麻篮里。中午我放学回家，母亲脸上堆满了满足的笑容，笑着对我说：“球球，你来给娘算算账，我今天卖了46个鸡蛋，两角六分钱一个。”我一边应着，一边放下书包，拿出纸笔，认真地算了起来。“娘，总共是十块九角六分。”母亲的脸突然一沉：“不会吧，人家说了八块九角六分，给了我九块，说不用找了。”她满眼恐慌地说：“我得去找他们，他们坑我，一个老大爷帮我算的啊！球球，你再算算，别算错了。万一错了你爸又该和我吵架了，不行，我得去找人家。”说着，母亲就要往外走。我一把拉住她的手：“娘！你现在去找谁？都已经散集了，人家早回家了。别担心，不就差一块九角六分钱吗，还不到两块钱。回来我跟爸说，没事的，你别害怕。”我尽力地安慰着母亲。

过了一会儿，父亲从外面回来了。母亲眼神里满是恐惧，怯生生地跟父亲说了卖鸡蛋少了一块九角六分钱的事。父亲问清数量和价格，用手比划了几下，突然恼怒地对着母亲吼道：“谁叫你去卖鸡蛋的？你不会算账，逞什么能？被人骗了吧！你满意了吧，把我老黄的脸都丢尽了！”我急忙上前劝道：“爸，算了吧，还不到两块钱，没事的。”“滚！一个小屁孩懂什么！人家会问你家住哪？孩子爸是谁，这下我老脸往哪放？这不是钱的事！”紧接着，他又对着母亲破口大骂，脏话不堪入耳：“你咋不死去？你死了我比现在过得强！”

母亲知道自己理亏，一言不发，默默忍受着辱骂。大约十分钟后，母亲再也撑不住了，哭着跑出门外。我慌忙跟上去，一把抱住母亲的腿，哭着说：“娘，俺娘，你别去，爸消消气就好了……”母亲哭着，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声音沙哑：

“球球，要不是看你们还小，我早就喝老鼠药死了，我受够了，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娘，你别这么说，我不能没有娘。你走了，谁给我做饭、谁给我洗衣，我离不开你啊娘。”

母亲擦干眼泪，拉起我，朝外婆家走去。

周一，我和母亲回到了黄家坝。我去上学，坐在教室里，根本听不进老师讲课，满脑子都是母亲会不会再和父亲吵架，母亲会不会再次离家出走。时间过得格外缓慢，我既担心又慌乱，一刻也无法专心。我看了看专心听讲的同学，心中不由得羡慕起他们，既难过又自卑地低下了头。

终于熬到放学，我飞一般地跑回家。还没进门，邻居就告诉我，父母又吵起来了。我心里难过到极点：为什么别人家和和气气，我家却总是争吵不休？

回到家才知道，只是因为母亲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我心想，一只碗不过几角钱，值得发这么大的火吗？可父亲一怒之下，又把前几天卖鸡蛋被骗的事翻出来，对母亲又打又骂。母亲实在忍受不住恶骂与毒打，突然像疯了一般冲出屋子。我赶紧追上去，她跑得飞快，无论我怎么喊，她都不回头。她径直冲向一口井，到了井口，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我吓得浑身发抖，一边跑一边拼命喊人：“快来人啊！救命！救命啊！”

邻居黄大狗闻声跑来，衣服都来不及脱，直接下井救人。黄大狗是父亲的堂兄弟，皮肤黑得像被抹了锅灰。平时不爱说话，别人对他说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他总是嘿嘿一笑。在我心里，他就是行侠仗义的“大侠”。祖父慌慌张张赶来，腰上拴着长麻绳，把一头扔进井里。黄大狗潜入水中，抓住母亲的手臂，把麻绳系在她腰间，在下面用力托举，祖父和村民们在井口往上拉，不一会儿，母亲就被救了上来。母亲呛了很多水，需要立刻医治，可离医院太远，只能送到村里的小诊所。万幸的是，经过抢救，母亲活了下来。

可死亡，威胁不了父亲，更吓唬不住祖母和四叔他们。对母亲的辱骂和殴打，丝毫没有减少。母亲也终于明白，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他们更加看不起自己。

这场生死劫难，依旧没能平息家里的争吵和打骂。不到一个月，鸡飞狗跳的闹剧再次上演。母亲看着身边尚且年幼的孩子，终于清醒：死亡解决不了任何苦难，她的孩子，还需要她。于是，她咬牙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这一住，就是四年。

在娘家的四年，是母亲半生中少有的安稳快活时光。祖父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催着父亲去接母亲回家，乡邻们也纷纷劝说。在那个年代，离婚是天大的丑事，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能填饱肚子，已是最大的奢求。最终，父亲还是把母亲接回了黄家坝。

回家后的日子，只平静了一个月，便又重蹈覆辙。生活的苦水一波波涌向母亲，可她只能咬牙忍耐。她记着外公的教诲，凡事要顾全大局、懂得忍让；也念着外婆的劝慰：“别钻牛角尖，等孩子长大了就好了。”母亲把这些话藏在心底，任凭辱骂像刀子一样剐着心，也只是默默垂泪。

两年后，母亲生下了三弟。三弟自小体弱多病，爱哭爱闹，还总尿床、拉肚子，母亲在他身上耗费了无数心血。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她便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衣，回家还要做饭、下地干活。后来四叔要结婚，大家庭分了灶，却没有分家，宅基地和田地，依旧归全家共有。

这样的事情，在我的童年里数不胜数，大多随着时光渐渐模糊，可刻在骨子里的伤痛，却一辈子也忘不掉。

印象最深的，是我上三四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父亲找不到自己的高中毕业证，不由分说把所有过错推到母亲身上，咬定是她没保管好。他暴跳如雷，对着母亲破口大骂：“你个该死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你咋不死了算了！赶紧给我找出来！你给我好好想想，我那是个红皮本本。你个该死的东西！……”母亲被骂急了，恼怒地回怼：“你才该死！你凭什么骂我？我不识字，哪里懂你那些证件？我记得是个红皮本本，皮子破了，我以为是本破书，大概是扔锅炉里烧了！”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父亲。他像一头疯牛般扑上去，一把揪住母亲的头发，拳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死死拽着母亲的头发，像拖一只死狗一样，从屋里拖到院子，又从院子拖到大门外。消息传开，村民们蜂拥而至，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把路口堵得水泄不通，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前拉一把。他们像一群没有感情的木偶，冷漠地看着母亲在地上挣扎哭喊：“打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直到黄大狗闻讯赶来，阻止了继续打骂。

从那以后，父亲认为自己的毕业证没有了，一生的荣华富贵是被母亲一手毁掉的，每次吵闹打架，父亲都拿这事来拿捏母亲。

那一年，家里的钱无缘无故少了一些，父亲一口咬定是母亲偷偷拿给了娘家，又对她打骂不休，母亲的衣服都被抓破了。后来后院的黄大狗赶来，劝住了父亲。到后来才知道钱是被哥哥偷走的。

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从我四五岁起，便信了基督教，寻找心灵的寄托。父亲有时半个月回家一次，有时一个月左右回来，回来后，就把账本交给母亲保管。就连账本丢失这样的事，都能成为父亲打骂母亲的理由。那些日子，我坐在教室里，根本无法专心听课，满脑子都是家里的争吵与暴力，时时刻刻担心母亲被打死，担心她再想不开寻短见。

可比起父亲的暴力，更让我愤怒又心寒的，是叔叔们对母亲的欺凌。

父亲兄弟六个，他是老大，底下五个弟弟。除了六叔，其他四个叔叔，都不同程度地动手打过母亲。尤其是四叔，他打了母亲，还对外扬言：“兄弟打嫂，打了也个屌！”他骑在母亲身上殴打，母亲用手护头，他竟恶毒地把母亲的手指掰折。父亲看在眼里，无动于衷，甚至还跟着骂：“打死她个贱货！打死她个贱女人！”

我至今不明白，母亲到底做错了什么。后来听村里人说，她只是在和邻居拉家常时，无意间说起了家里一年的收支情况。就这么一件小事，竟让她受尽恶骂与毒打。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几乎年年不断。我的童年，完全浸泡在家庭的争吵与打骂之中，我的学习，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

上小学五年级，数学考试次次不及格。升初中时，因为数学成绩太差，差点没能入学，后来还是父亲托了同学关系，我才得以继续读书。

五年级那年的大年三十晚上，父母又因为炸丸子吵了起来。父亲怪母亲火太大，油蒸发太快，丸子炸得黑乎乎的，骂她是废物、一点用都没有，还不如死了算了。母亲回怼了几句，又招来一顿毒打。母亲气到极致，跑出了家门。我们兄弟几个因为已是深夜十一点，都睡熟了，谁也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不见母亲的身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从村东头找到西头，从南地找到北地，始终不见她的踪影。后来邻居二大娘告诉我，她看见我母亲躺在南地的麦秸垛旁。我箭一般地飞奔过去，和哥哥们一起把母亲抬上架车子。我一遍又一遍哭喊：“娘！俺娘！你醒醒！别吓唬我啊娘……”

回到家，我们把母亲放到床上，手足无措。二大娘凑过去听了听心跳，说还有气，不要紧。十多分钟后，母亲醒过来，喊着要喝水。我们赶紧端来一大碗凉水，母亲一口气喝光。我们兄弟几个都哭了，异口同声地问：“娘，你到底咋了啊！”母亲缓了缓，慢慢说：我去村医那里想拿几包老鼠药，借口药老鼠，可医生看我神色不对，又是大年三十，不肯给我。后来我说睡不着，医生才给了我几包安眠药。我哭着说：“娘，你不能再吃安眠药了，你要是醒不过过来，我可怎么办啊！别人都有娘，都有完整的家，我不能没有娘！”母亲轻声说：“傻孩子，世上没有娘的孩子那么多，不也好好活着吗？”“娘，你别这么说，我不能没有娘！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母亲听着孩子们的哭喊，心一下子软了。她把趴在床沿的我们一个个搂进怀里，流着泪说：“娘知道了，娘知道了，以后再也不喝药、不跳井了。娘好好活着，把你们一个个拉扯长大。”

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寻过短见，反而变得异常坚强。她常常轻声念着：“人家骂我，我不还口；人家打我，我不还手。”又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庭风波从未停止，几乎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从来没有过片刻安宁。如果说有哪一个月能安安稳稳度过，那一定是父亲在外做生意、没有回家的日子。我多么渴望，能过上像同学那样没有争吵、没有打骂的生活。可童年的我，终究没有拥有过那样平静的幸福。

直到我年满十五岁，步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生活才有了温暖的光。但童年那段痛苦的经历，却永远刻在了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2026.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