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的雪中情
北大荒的清晨,总带着股能穿透骨头的凛冽。那天的雪尤其肆虐,鹅毛般的雪片密密麻麻地从铅灰色的天空往下砸,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小刀子割。放眼望去,广袤的大地早已被冻得僵硬,往日里熟悉的田野、树林,全被厚厚的白雪严严实实地盖着,满眼都是晃眼的白,连天地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不清。
就在离宿舍一里远的那条小路上,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在雪地里艰难挪动,像是风中摇曳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没过脚踝的积雪里,每走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时不时就会失去平衡摔倒在雪地里,挣扎好一会儿才能慢慢爬起来。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连呼出的气都能瞬间凝结成白霜,在这样的天气敢出门,简直是拿命在赌。我和身边的战友见状,心里咯噔一下,也顾不上多想,急忙转身跑回宿舍,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厚重的棉衣、棉裤,戴上棉帽和手套,裹得严严实实后,便朝着那几个人影的方向跑去。一路上,寒风像无数只冰冷的手,往我们的衣服缝隙里钻,冻得我们牙齿不停打颤,身体瑟瑟发抖,但想到那几个还在雪地里挣扎的人,我们脚下的速度丝毫没有减慢。
等我们跑到近前,才看清那是四位年轻的上海知青。他们的脸上、帽子上、肩膀上全积满了雪,嘴唇冻得发紫,眼神也变得有些涣散,显然是又冻又累,已经快要走不动了。我们没有多余的废话,立刻上前,两人一组,连推带拉地搀扶着他们,一步步朝着宿舍的方向挪动。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到宿舍里,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寒风,我们才松了口气。
在温暖的宿舍里,几位知青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说出了缘由。原来,年关将近,他们想家了,想回上海过年。为了能赶上当天南下的火车,他们没有走常规路线,而是打算先经过我们连队,再去二龙山上火车。从他们所在的农场到我们连队,足足有二十多里路,从连队到火车站,又还有二十里路。他们本以为自己体力能撑下来,可没料到这北大荒的严寒如此厉害,还没走到我们连队,就已经体力不支,再也走不动了。
我们看着他们有气无力的样子,赶紧把他们扶到火炕上。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帮他们脱下那双早已冻得硬邦邦的棉胶鞋时,心一下子揪紧了—— 他们的脚趾头已经变白,显然是冻伤了。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去找其他取暖的东西,连忙拿起脸盆,跑到室外舀了几盆干净的雪,回到屋里后,几个人分别捧着雪,轻轻地在他们冻伤的脚趾上揉搓起来。雪的凉意起初让知青们忍不住瑟缩了一下,但我们知道,这是缓解冻伤的好办法,只能一边轻声安慰,一边继续轻柔地揉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渐渐地,他们惨白的脚趾慢慢恢复了血色,由白变红,看到这一幕,我们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之后,我们又用干暖的手,继续帮他们揉搓了一会儿,直到脚趾摸起来有了些温度,才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的脚放进我们的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暖着,生怕再让寒气侵袭。或许是太过疲惫,或许是感受到了温暖,没过多久,这几位知青就抵挡不住困意,累困交加地睡着了,脸上的痛苦也渐渐消散,眉头舒展了不少。
趁着他们睡觉的功夫,我们把他们湿透的棉鞋、鞋垫和袜子拿到炕边烘烤。火炕的温度慢慢将衣物上的水分烘干,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臭汽,还夹杂着一丝衣物晒干后的温暖气息。一个多时辰后,几位知青陆续醒了过来。看到我们还在一旁守着,又看了看烘干的衣物,他们的眼里满是感激。我们赶紧把早就准备好的干粮拿给他们,有馒头、咸菜,还有热好的开水。他们接过干粮和热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概是饿坏了。吃饱喝足后,他们拉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说着感激的话,嘴里翻来覆去都是 “谢谢你们”“要是没有你们,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考虑到他们还要赶去火车站,我们赶紧联系了连队里要去二龙山拉货的拖拉机。等拖拉机到了宿舍门口,我们帮他们把东西搬上车,又仔细叮嘱司机路上多照顾他们。看着拖拉机缓缓驶离,消失在茫茫雪海中,我们站在门口,心里既有欣慰,又有一丝牵挂。不知道他们那天有没有顺利赶上回家的列车,不知道他们回到上海后,是否能好好调养冻伤的脚,更不知道,多年以后,他们可还记得北大荒的那个风雪交加的清晨,曾经有一群素不相识的战友,在寒风中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这份在大雪中诞生的情谊,就像北大荒的雪一样纯粹,也像火炕上的温度一样温暖,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无论过去多少年,都不曾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