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债

一

黄田坝死在深秋的一个凌晨。临江省省立医院高干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楼层温馨的过道和转角大厅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衰败气息。黄总五十七岁，对于现代人来说，本该是人生经验鼎沸与精力尚可称不上老迈的年纪，但他却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火苗上下颠覆了几下就彻底熄灭了。医院病历记录三年零七天，这是其与病魔抗争的时间。病情三起三落，同样对守在病床边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说，是希望与绝望反复绞杀的一千多个日夜。每一次医生宣布病情稳定甚至好转，都像是暗夜里透进的一丝微光，但很快，更猛烈的风暴便会袭来，将残余的一丝自信和尊严扫光，一步步逼向苟延残喘的猥琐。

长期的吸烟、饮酒、熬夜，早已将这副曾经魁梧的身躯彻底掏空。入院时九十公斤的猛汉，桥梁建筑圈里有名的“黄胖子”，狮鼻豹眼，豪气冲天。最后离开时，体重秤上的指针轻摆，显示四十九斤。再看缩在宽大的病号服脖颈里的头颅，像裹一层黑布的骷颅，骨架轻得让人心碜。

黄田坝是改革开放浪潮里搏杀出来的，三十年前一个敢想敢干的万元户，一路成长为身家上亿的民营桥梁建筑明星。他的成功并非偶然，圈子里都知道，黄总为人诚恳，一诺千金。答应别人的事，拼了命也会做到。借钱给别人，有时连张欠条都不打，全凭“信义”二字。正是靠着这种近乎古典的豪气和信誉，他接单接到手软，大包小包的工程，不论好歹，是活就接，是钱就挣，硬生生积累起了亿万家财。妻子主内搞伙食，俗话说上阵父子兵，大儿子实干当项目监工，小儿子心思缜密管账目。那些年，黄家可谓是烈火烹油，鲜花什锦，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绿林之中好不快活。

转折点发生在三年前。那一次，他和临江省路桥集团的总经理乔伟喝茅台。两人年纪相仿，是所谓的“同庚”，又意外发现有个共同的特殊爱好——足疗。还不是寻常的放松，是偏爱那种力道十足、疼得人嗷嗷叫，美其名曰“解毒”的疗法。黄田坝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十毒不侵”的妖怪，足疗最贵的套餐专为我量身定制的，有点痛才够味。可那一次，竟然成为妖怪的最后一次。重庆妹子第一轮捏脚，弯曲拇指刚刚顶上足底的涌泉穴，黄田坝便脸色煞白，哼都没哼一声，直接晕厥过去。紧急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才勉强捡回一条命。诊断结果如同晴天霹雳：肺癌，二期。

接下来的两年，是金钱与死神的拉锯战。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跑了中美两国的顶尖医院，使用了世界上最新疗法、靶向药物……前前后后花了两千万人民币，终于宣布肺癌临床治愈。黄田坝出院那天，全家人都以为噩梦结束了。黄总换了全身行头，红裤头带金边，苹果手机最新款，手提包由黑色更换成白色。好景不长，出院不到百天，他再次被抬进了医院。这一次，诊断结果：胰腺癌二期。

医方专家的解释带着几分无奈，带着几分科研探寻的意味。对此前全面检查未发现任何指向胰腺癌的指标，基因测定也无异常，为何突发新病症的因果关系展开大篇幅的论述。但有一次胆管造影变形，当时被认为无关紧要，现在回溯，可以看作是这次病变的潜伏征兆。医生强调，这在医学上本缺乏足够的预判性，但考虑到癌细胞转移的可能性，本应作为重点排查内容云云。医学的解释冰冷的，但对于黄家来说，最关心的性命能否保住，这无疑又一次接住堵在眼前的如山沉重的命运大门的挤压。

二

就是在这次入院，生命进入最后倒计时的当口，黄田坝认识了姜如意医生。

姜如意，虽然已经四十九岁，但保养得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临江省总医院宣传栏标注的肝胆胰脾科青年专家，她身上有种不同于一般西医的气质，言谈间带点中医的韵味，还很懂得揣摩病人心理，说话总能说到人心坎里。用护士们私下的话说，姜医生有种“天生的本事”，能迅速和病人及家属建立起一种超越普通医患关系的“特殊信任”。

黄田坝和陪护的家人很快对这位姜医生产生了好感。她查房时不仅将病者的病情能娓娓道来，处处显示出医术的高明，且待人接物让人如沐春风，特别是白色口罩上面的那一双灵动双眼，忽闪忽闪的让人心醉。然而，这种“特殊关系”很快变了味。在一次看似随意的聊天中，姜如意开玩笑口吻向黄田坝提出，想向黄总借100万，儿子在北京结婚购买一套房的首付款周转一个月，因为借给她弟弟100万用于其代理的一款“高档酒”的急需，短时间难于抽回。看黄总面有难色，还没等说话，马上就接上去说，要么购买一些我弟弟的酒，也行呀！最后一个字语气有点重，然后，眼睛开始互扇起来，视乎在急促催着答话。这个要求来得突兀但还有选择余地，黄田坝先是愣了一下，作为生意场上的谈判老手，各种“套路”见得多了，绵连的笑容像一团盛开的花朵。他不动声色，直接反问一个关键问题：“价格？”姜医生似乎早有准备，笑着接话：“我的问题是…当时我们是，我想你，订购酒的价格？这个，那问问我小弟。”她当场打了个电话，然后回复：“您是知道的，给别人一箱2000正，一瓶333元。给您吗，就按666元一箱，六瓶装，合一斤111元，咋样？”还没等黄总反应，接着说“图个吉利嘛，幺-陆吗就是要顺，一帆风顺，病自然好了嘛！”

“谢谢黄主任吉言，给我优惠到三折，虽然333元的酒不算顶级，但在高端酒局里也不失面子。好了，我决定了先安排20万元，剩余80万元等过了八月节我在续订如何？但是，我把酒先放在你那，我随要随提，咋样？”

这回轮到姜如意有些意外：“为什么？”

黄田坝摆摆手，语气带着病人特有的虚弱和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这些酒够我公司八月十五送节礼的。您看我现在主要是看病，业务已经停止了…”

“好的，谢谢黄总的慷慨！”姜如意立刻笑逐颜开，语气更加热情，“那么你需要把病房换一换吗？我已经找过院长，安排了一间省长病房，在前楼404病室，过一个走廊，不需要出该座大楼的，很方便，我安排护士马上把您送过去，咋样？”

“哈哈，谢谢！”黄田坝也笑了笑，只是那笑容里，掺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疲惫和洞悉。

二十万，就这样转到了姜如意指定的一个账户。备注栏里，老谋深算的黄田坝亲手输入了两个字：借款。

三

换了病房并未能换来命运的转机。不到三个月，黄田坝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弥留之际，这个体重只剩下四十九斤，真正成了硬汉子，“骨头渣硬的汉子”。他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留恋，最终都化为了眼角一滴浑浊的泪水，和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作为父亲面对两个孩子，在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断断续续交代着重要的身后事。明确提到了姜医生开始以“调动医疗资源、更换高级病房”为条件，向他“借款”100万，后又并建议“购酒”，我不得已才转账20万元，你们找姜医生要回这个钱，姜医生她心里清楚…”

姜医生在黄田坝临终前来过一趟，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露出一双不再闪动灵光的眼睛。她看了看病床上形销骨立的躯体，几乎没做停留，扭头就出去了。在病房外，她对追出来的黄田坝妻子轻声说：“进口特效针剂，一直使用，很放心。看有没有好转，只要挺过去这几天，一定会好的。” 语气专业而冷静，没有丁点让人感触悲悯的声调。

然而，据黄大强后来回忆，他父亲去世后，他试图联系姜医生询问那二十万是什么性质的款项？对方很戒备也很小心，反问道你不知道呀！当初试图很容易得到的回答变得如此艰难。得知姜医生以病人去世很悲伤，故迅速删除了与其父亲所有的好友名单、通话记录等，至于购买酒品的微信中所有的聊天记录，关于酒的具体情况、要多少件、何时要的、取货多少等细节将无从得知。委托律师准备起诉，按照律师的建议再一次向姜医生的弟弟求证事实过程，姜虎的回复开始含糊其辞，把通话人当成了买酒的，一直说“你要什么品牌的酒，数量多少，要20万的吗？你在哪里，我直接送货过去。后来急于撇清，反问，你认识我吗，你见过我吗？最后干脆说我不欠黄总一分钱，有本事你起诉去吧。

人死债未消。尤其是，当这债务沾染了医患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临终前可能存在的乘人之危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笔钱的问题。兄弟俩商量后，决定将姜如意、姜虎姐弟俩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二十万借款本金。

四、

庭审那天，气氛凝重。

原告席上坐着黄大强和他的代理律师，一个年轻的秃头律师，戴着瓶底厚的眼镜，文质彬彬，但问话条理清晰，句句直奔要害。

被告席上，姜虎特意穿了一身深色套装，试图显得庄重，但稀疏的头发，以及眉头上方各自一块不自然浓黑、与其他地方“似有似无”的头发形成对比的区域。姜医生看起来有些憔悴和怪异。他身边坐着两位律师，分工明确，左边负责陈述事实，右边负责程序和法律适用，架势十足。

法官照例先核实基本情况。

“原告，你见过被告吗？”法官问黄大强。

“没有见过。”黄如实回答。

“你父亲死亡前说过和被告很熟悉吗？”

“说过是朋友关系，还有一点远房亲属关系，所以才可能借钱给他们。”

“借钱为什么没有字据和利息呢？”

“因为熟悉所以才没有打字据，因为是亲戚才没有要利息。”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亲戚关系？”

“我开了一份证明，是村委会的，证明姜医生的母亲和我们黄家是一个村的，三代之前是姑表亲关系。”

法官将目光转向姜如意：“被告，对于亲属关系，你认可吗？”

姜如意面无表情：“法官大人，这种一百年前的远亲，没有任何实际往来，我认为与本案无关。”

接着，黄大强的律师开始发问，焦点集中在“酒”上。

“被告，你答辩称这二十万是酒款，请问2000元一箱，300多一瓶的酒，进价多少？

姜虎回答：“80元一瓶。但是，我需要给法庭说明，酒价格不能按市场进行加价，新品牌推广期就是买的概念，允许高利销售…”

“反对！”原告律师立刻打断，“法官大人，被告在回避问题，并进行与案情无关的陈述。”

法官敲了下法槌：“反对有效。被告，直接回答问题，不要解释这些…市场行为。”法官差点把“废话”二字说出口，及时收了回去。

“大概几天提的货？谁给库管打的电话？”原告律师继续发问。

“没有几天，我就给库管说发100箱那个‘神仙老酒’。”

“当时谁请谁吃的饭？”

“我请黄总安排来的两个人吃的饭。”

法官插话：“你和黄总有电话和微信吗？”

“有。”

“上面有无关于酒销售的信息显示？”

“当天沟通很急迫，主要是打电话。我姐姐和黄总有微信记录，但是…都因为手机内存问题删除了一些内容。我们问过手机销售商，技术人员表示无法恢复。”姜虎回答得有些生硬和犹豫。

“传证人被告仓库保管员谢某出庭。”书记员对着话筒喊道。

证人谢某是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中年人，有些紧张。他陈述道：“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一次要一百箱酒不算特别少。两个人开了一辆大型白色面包车来的。因为我不、

识字，只会认数。姜总打电话同意让他们拉。我在楼上超市借了一辆板车，从仓库里共拉了五趟，才把100箱酒搬完。坐电梯下地下室装上那辆白色拉货的大面包车。我们仓库面积很大，酒类很多，那个仓库大概能盛1500箱。装一次车大概需要二十分钟。”他的证言是事先由别人代笔写好的，他只是在上面按了手印。

原告律师抓住证言中的细节：“法官大人，证人证言提到‘拉了五趟’、‘装车二十分钟’，一百箱酒，按照常规纸箱包装，体积大约五个立方米。一辆大型面包车能否一次性装下？是否需要分五趟搬运？这与被告声称的‘即时交易’、‘正常提货’是否存在矛盾？此证言真实性存疑，很可能是在配合被告编造故事。”

辩论阶段，原告律师第一轮发言：“原告认为这不是酒品买卖，理由如下：第一，原告亡父生前转款时，亲笔书写转款用途是‘借款’，而非‘货款’或‘酒款’，这是最直接的意思表示。第二，价值二十万的酒品交易，不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不开发票，这符合商业惯例吗？显然可信度不高吗？”

姜如意抢答：“是你爹自己不要发票！所以不开发票，不很正常嘛！”

法官让黄大强回答：“原告，死者的手机还保存有其他相关信息吗？给家属交代后事多久后死亡的？他的微信号你们可以登录吗？”

黄大强：“我父亲的常用微信由他本人掌握，因病情的原因几乎不用微信，偶尔使用一下手机接听电话。我们当时沉浸在悲痛中，没有立刻查看。他在交代外欠款事宜后半个月去世的。我们后来尝试登录，发现一些关键聊天记录被人删除，我们正在考虑报警。但父亲生前交代过后事，共有两笔欠款，都是20万元，那一笔已经通过谈判收回来了，我父亲说的是借款，我们只能按借款起诉。”

法官再次问姜虎：“酒品交易有无书面合同？”

“即时交易，无需合同。”姜坚持原意。

原告律师补充：“即使有欠条，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后补变成以酒抵债。库管的证言存在明显逻辑漏洞，涉嫌虚假，混淆视听。银行流水性质虽中性，但结合‘借款’备注、无合同、无发票、证人证词不合常理以及我方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这二十万是借款而非酒款。”

被告律师则反驳：“银行流水备注仅为单方意思表示，不能直接认定合同法律关系具备的合意。酒款交易因人情关系复杂，存在各种特殊交易习惯，价格高低属于自愿交易范畴。原告父亲确曾表示要用于送礼，这符合购酒特征。对方提供的银行转账属于孤证，在其身体状况极差情况下形成，真实性、完整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另外，原告谎称双方具有亲戚关系，是在欺骗法庭，试图营造不可以在陌生人之间存在借款的可能性。”

双方各执一词，法庭辩论陷入胶着。

五

看着眼前争执不休的双方，听着那些看似都有道理却又相互矛盾的陈述，善断疑难案件的甄诚法官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愤怒。他审理过无数案件，见识过人性的各种面相，但每次遇到这种在事实层面硬生生编造谎言的案子，还是会让他的内心感到一阵无力。

他猛地敲了下法槌，打断了双方的争论。

“安静！”法官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本席听了这么久，双方陈述的事实版本截然不同。本席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根据生活常理、逻辑和经验，你们双方，必然有一方在说谎！”

他锐利的目光扫过原告席，稍作停留：“原告是当事人的子女，可能不是直接的说谎人，也可能因为并非亲身经历而不知情，因此其陈述或许并非故意虚假。”随后，他的目光如鹰隼般锁定在姜如意身上：“被告，你是人民医生，对你得到的要求很高！你是这笔款项的直接参与人和经手人！这笔钱到底是什么性质，你心里最清楚！你说没说谎，你自己明知！”

法庭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法官话语里的分量。“区区二十万元！”法官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痛心疾首的意味，“对于黄田坝先生留下的家产，或许不算巨款；对于姜医生你的收入，或许也不值得铤而走险。但是，这笔钱，关联着一个人临终前的托付，关联着医患之间的信任，关联着做人的基本良心！不能为了这区区二十万元，就坏了良心啊！”

就在这时，被法官的话逼到墙角的姜如意，猛地站了起来，脸色涨红，情绪激动地伸出手指，指着天花板，尖声叫道：“我指天发誓！我姜如意要是说了半句假话，我死全家！天打五雷轰！”恶毒的誓言在寂静的法庭里回荡，显得格外刺耳。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她身边的两位律师，都露出了些许尴尬和不自在的神情。

黄大强看着状若疯狂的姜如意，看着她那稀疏头发下因激动而扭曲的面容，再看看法官那洞悉一切却又充满无奈的眼神，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父亲的死，不仅仅是因为疾病，或许也因为那些透支生命的过往，以及临终前所托非人的悲凉。而这二十万的“死债”，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幽暗与复杂。

法官深吸一口气，缓缓坐直身体。他知道，毒誓不能作为证据，但有时，它比任何证据都更能折射出某些真相。庭审结束了，但关于这场“死债”的真相与裁决，才刚刚开始。合议庭需要时间去梳理这纷乱的线索，去甄别哪些是精心编织的谎言，哪些是生命尽头无奈的证言。

窗外，秋意正浓，一片枯叶打着旋儿从枝头落下，无声无息。

六

案件合议室临时安排在二楼小会议室里。

甄诚法官整理了一下法官袍，重新拉了一扣红色领带，虔诚面对着几位邀请旁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法院监督员，法官助理高尚和书记员给每一位斟上热腾腾的茶水，各位领导和朋友们，谢谢你们在后排旁听席听审，你们亲苦了，我想听听你们的高见。

省人大代表、原作家协会副主席路亩耕先生已61周岁，刚办完退休交接手续，这或许是他任上最后一次在听证席岗位履职。他听得格外专注，老花镜始终架在鼻梁上，手中的一页草纸密密麻麻记满了，天书一般，也许只有自己可以辨认的一种速记。我主要关切双方的动机与行事逻辑。路亩耕缓缓开口，黄田坝作为成功的商人，在生命末期，面对一笔二十万的支出，其“借款”的备注虽然是借款，但与姜氏姐弟“购酒”的说辞相比，我更愿相信“购酒”的说法，因为更具说服力。你们想一想，一个垂死之人他主要想的是什么？是保命呀，他敢让主治大夫下不了台吗！医生利用自身优势强加于人也要考虑自身的安全呀，买卖白酒是交易，借款则是强迫交易，说不通且无法解释得通，所以，买卖白酒无论病人死活都没有关隘。

甄诚法官点点头说：“亩耕先生，我是你的粉丝，看了不少你写的诗歌和散文。你的发言很有启发，但是你能继续说一下，为什么转款备注是借款而不是酒款呢？”

亩耕先生谦虚地笑了笑说道：“我不是法官，很难判断，但是我想是不是没有提货或者姜氏姐弟没有供应而产生的退还酒款，不知道可以称之为借款吗？但我不赞成有些人说死者精心伪造“借款”的说法，这与我同时不认可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医生编造“酒款”的理由。”

第二位发言的是32岁的省政协委员小季，其家族经营酒业四十年，家中三代有三人担任市人大代表，一人任省政协委员。“我对本案的酒类销售细节格外关注，‘购酒’说法实在漏洞太多。”小季语气肯定，“价格与价值完全背离：进价80元/瓶的酒，竟以333元/瓶售出，暴利惊人，却宣称是‘新品牌推广期’，逻辑牵强。交易方式也不合常理：二十万大额交易，无合同、无发票——‘不要就不开’的理由在商业逻辑上站不住脚；且全程靠电话沟通，仓促得不符合大额采购习惯。提货环节的证言更存疑：‘五趟’‘二十分钟’运送‘一百箱酒’，与‘大型面包车’的装载能力矛盾，显然是加工过的说法。再者，姜虎以‘总经理’身份，陪同大客户派来的陌生人提货还设宴招待，也与其身份不符。我们家族做酒业一条龙服务，如此大额订单，必定送货上门、卸货到位，这才是行业常态。”

邀请旁听的市中区人民法院监督员、开立德律师事务所主任申怀友，主要从专业角度分析了证据的优劣性。“姜如意的事后行为很蹊跷，——迅速删除微信聊天记录，并在被追问时表现出推诿、含糊的可疑形态，这与正常交易后的反应大相径庭，更符合试图销毁证据。”同时指出，“姜如意作为主治医生，利用危重病人的心理和医患之间的特殊信任，以“购酒”为名行“索借”之实，此一系列操作涉嫌违纪违法。可惜原告方没有捉住这个战机，在举证、辩论阶段落于下风。比如举证双方熟悉且属于亲戚关系以及主张因为熟悉才可能借款和可能不要利息，这些都是败笔。应该揭示出医患关系的实质以及医生的私心，许多不利局面本可扭转。”

七

甄诚法官自幼便是福尔摩斯的忠实崇拜者，对案件细节有着近乎本能的敏锐。庭审结束后，他将案情向分管副院长如实汇报，并提出亲自参与侦查的必要性。经副院长与院长商议同意，为保证外部调查人员的安全，院里指派两名经验丰富的法警全程协同参与。

甄诚带领法官助理高尚，先前往涉案仓库实地勘查，随后到黄总的公司走访调研，又将姜医生的手机送往深圳某手机研发研究院数据分析中心进行专业检测。通过对死者手机通话记录（主叫、被叫、时长及时间节点）的细致梳理，结合多方查证，最终得出结论：原被告双方都在说谎。

现场勘查显示，涉案仓库仅是一间普通办公室，根本不具备储存酒类的条件。写字楼物业明确规定，严禁易燃易爆及易污染性物品进入，少量作为样品或自用的酒箱或许能暂时规避检查，但要说能存放1500箱酒，显然是虚假陈述。姜医生的手机存在人为破坏痕迹，残留信息仅恢复不足10%，其中虽有“安排销售黄某某酒品”的表述，却未出现2000元、300元或333元的价格，仅两次提及“666元”——经分析，这显然不可能是单瓶价格，而应是每箱售价。按20万元总金额推算，对应数量应为300箱。

进一步核查发现，有证人证言提及的运输时间显示，其借用小型自卸平板车的记录上有本人签名，用时仅半小时。结合路线分析，半小时内最多往返两次，每次最多装载16箱，据此推算实际出库装车约30箱。此外，黄某某与姜医生的通话记录仅四次，每次时长仅二三十秒，且均发生在转账20万元当天，时间线显示“先装货、后转钱”。黄某某公司的几位老职工见到法官带去的涉案酒品（含外包装及裸瓶）后，多人证实曾见过或喝过这款酱香型白酒，是老板在公司餐厅分给大家品尝的。

综合所有信息，甄诚法官还原出真相：病人黄某某为取得主治医生姜如意的好感，同意购买其弟弟经营的酒品，但并未打算一次性提走全部300箱，仅提取了约30箱（用类似货拉拉的面包车送至公司餐厅）。当时黄某某或许盘算着病愈后再做后续打算，却没料到世事难料，竟一病不起。他弥留之际，想必已明确表达了不再需要剩余270箱酒的意愿，生前在转账时特意备注“借款”，或许也是留了一手。

而黄某某的两个儿子作为原告，不愿接受这份高价购酒的“不平等条约”；被告姜氏姐弟明知实情，本应继续履行合同、交付剩余酒品，却因担心原告反悔，索性“以毒攻毒”——既然对方不实事求是，便也用虚假陈述应对，将价格虚高至2000元一箱，谎称“一车拉走100箱完成交易”。他们以为时过两年多，难有人能彻查细节，即便事情“属实”，也足以应付调查。

真相水落石出，甄诚法官如释重负，判决书洋洋洒洒写了两万字，笔势如长江奔涌、万马奔腾。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对原被告予以训诫，对作伪证的证人处以1000元罚款，并向所有参与案件评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律所主任通报了结果。

作家路亩耕感慨于本案的峰回路转，尤其赞叹法官能深入细微之处还原真相，而原被告双方也都送来锦旗表示敬意。为警示世人、彰显人性善恶，他特意就此案撰文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