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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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清晨的语文课，老师引述钱钟书《围城》中的经典隐喻：“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话音未落，我的思绪却已飘向那被红砖校舍框定的高中岁月。
我的高中母校是坐落郊区的名校，每年皆有十数学子踏入清华北大的门槛。初中时的我亦曾心驰神往，直至亲身叩开大门，才惊觉高升学率的光环下，是“优绩主义”织就的密网。我们如同流水线上的精密零件，被注入统一的价值指令：“高考分数是丈量人生的唯一标尺”。
五点半的闹钟切割黎明，午休时走廊蹲坐苦读的身影是青春的底色，“清北光荣榜”如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将“不够优秀即是罪过”的恐惧刻入骨髓。在军事化的时间管理下，连迷茫都成了奢侈。我机械地将“考高分”奉为圭臬，笃信大学便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然而，真正踏入大学校园，却如一叶扁舟驶入茫茫大海，顿失航向。想象中的康庄大道化作迷宫，我依然重复着“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的节奏，只是丈量“优秀”的标尺，从分数悄然换成了绩点。 当首个学期的高绩点，以及辛苦考取的普通话、计算机二级证书，未能兑现想象中的“价值”——既未为考研增添砝码，也未在简历上熠熠生辉——我开始质疑这些“努力”的意义：它们是撕开未来可能的钥匙，抑或仅是自我安慰的安慰剂？
迷茫在目睹舍友的生活状态时达到顶峰。她们从容享受着曾令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光”，而我则在“卷绩点”与“见世面”的摇摆中陷入更深的焦虑。当我效仿她们放下书本，短暂的娱乐时光却被刷手机带来的负罪感吞噬；潦草完成的作业背后，是对自我价值的更深层怀疑。
困惑之际，我向一位人工智能助手寻求答案。它指出：“优绩主义的思维惯性在大学演化成了隐形的枷锁。”此言如当头棒喝，令我惊觉自己始终困在功利主义的牢笼之中。那些曾被内心质疑为“方鸿渐式假文凭”的证书考取，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思维的延续——我总在计算投入产出比，渴望每个选择都指向“最优解”，却忘了人生本无标准答案。如同小学时父亲逼我背诵的古诗，当时只觉是课业负担，未曾想却在高中某个晚自习，助我快速完成默写，意外赢得珍贵的“八小时睡眠”。
五月的课堂，老师讲解《大学》中的“三纲八目”。千年之前的求学目标虽显抽象，却为学子锚定了清晰的精神坐标。反观当下，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紧握“实用”稻草，却在追逐中遗失了探索的勇气。想起有人说“中国小孩的一生如同走钢丝”，可谁又规定青春必须步步精准？即便那些证书最终束之高阁，备考中习得的办公技能、诵读里沉淀的文字素养，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焉知不是生命予我的意外馈赠？
站在教学楼的落地窗前，五月的阳光斜斜打在走廊尽头新换的LED光荣榜上，清北学子的照片在玻璃上投下流动光斑。这光斑，恍惚间竟与当年烙印在我视网膜上的分数刻度重叠——曾以为是照亮前程的明灯，后来才明白那是自我设限的网。
《大学》中那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蓦然涌上心头。原来古人早已洞悉，真正的“大学”从非冲刺某个终点，而是如活水般动态生长的历程。就像我曾嫌弃的计算机二级证，虽非求职的显性筹码，却让我在大创比赛中熟练运用数据可视化工具；那些被质疑“无用”的普通话训练，竟在主持人大赛中稳住了我颤抖的声线。 原来，生命的馈赠从非即时兑现的支票，而是深埋于时光土壤中的伏笔。 推开窗，风卷着樱花掠过发梢。忆起那个在走廊背单词的清晨，雾气蒙在玻璃上，我用手指画下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那时的我定然想不到，多年后会在同样的春风里，读懂“无用”的珍贵。或许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优秀”或“实用”本身，而是将其异化为唯一标尺的偏执。
当我开始允许自己“低效”地读一本闲书，允许绩点从4.2滑向3.7，允许证书在抽屉里安然蒙尘，那些被挤压出的缝隙里，竟悄然滋长出久违的生命力。 舍友说我近来变了，不再紧盯着课程表计算每分钟的“性价比”。其实，我只是学会了与“迷茫”和解：恰如《围城》里的方鸿渐，若早知人生本无“正确的城”可进，惶惑或能少些。此刻我终于敢承认，大学第一课从来不是学会“如何成功”，而是懂得“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处”——那些曾被优绩主义修剪的枝桠，那些被实用主义折叠的时光，恰恰是生命得以饱满丰盈的缘由。
暮色漫进教室，我在笔记本扉页写下：“人生无围城，唯心自设之。”合上书本走向操场，见有人在放风筝，线轴在掌心轻颤，风里尽是春天的气息。原来真正的自由，并非挣脱所有枷锁，而是愿意像那只风筝，带着必要的牵系，依然能在广阔天空中舞出自己的轨迹——心怀对“优秀”的敬畏，亦保有对“无用”的宽容，在“必须”与“可以”之间，找到属于自己呼吸的韵律。
这或许便是成长的答案：我们曾在“有用”的围城里寻觅安全感，最终却在拥抱“无用”的辽阔天地间，遇见了生命本真的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