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素的底色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诗经》写姜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偏偏缀上一句“素以为绚兮”。子夏以此问道，孔子答曰：绘事后素。

孔子提及的，其实是一个纺织概念，本源于《周礼·考工记》“凡画绩之事后素功”。周代制锦的老规矩，匠人先用木刻花版在丝帛上印出灰色菱纹底图，再用朱红、墨黑等浓色画上花瓣叶脉，最后以素白颜料修整画迹、遮盖污渍，此即“后素功”。看似简单的工艺，在周代仪礼中却有着森严的等级象征——纹饰与色彩的搭配，皆暗合贵贱之别。

然而，关于“素”的释义历来众讼纷纭，由于语言歧义，究竟是“后素”，还是“后于素”（先素），莫衷一是，加之时代、类型、风格等绘画程式的差别，至今尚无定论。主张“先素”的，有说“凡画绘，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其间，以成其文”（郑玄），也有说“先绘彩色，然后再加上一种白粉”（黄宾虹），为的是要“用柔和的调子压一下笔墨，尤其是在描绘云雾的时候更是如此”（林语堂）。“后素”派则认为，在用色描绘之前，要先用白色打底，“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朱熹），而潘天寿将“素”与白描关联，认为用“白描打底”是中国画一贯的素描传统。

汉代郑玄在《论语集解义疏》中对“素”的解释，或是后世普遍认可的说法，即“修整画迹，去其渍污”，这与《考工记》记载的制锦工艺颇为契合。但朱熹依据《论语》的语境，在《论语集注》中对郑玄的解读进行了修正，似乎这才合了孔子的心意。

试想，子夏借用齐女庄姜出嫁卫庄公的典故展开话题的用意为何呢？庄姜的美貌已无人能比，如何才能更加突出庄姜的美，其实子夏自己已有答案。他之所以去问孔子，无非是想确认老师和自己的想法是否一样。所以，当子夏接着问“礼后乎”，朱熹认为孔子是十分赞许的。

虽然郑玄的解释侧重工艺末端的修润功能，将“素”视为覆盖瑕疵的最后工序，这与《考工记》“画绩之事后素功”的技术描述直接对应，但孔子与子夏的对话核心并非工艺细节，而是借绘事喻指人格修养——当子夏由“素以为绚”追问至“礼后乎”，实则在探讨“礼”与“仁德”的本末关系。朱熹敏锐捕捉到这一哲学转向，将“素”抽象为“美质”（即内在仁德根基），“绘”对应“文饰”（即外在礼仪规范），提出“绘事后于素”的诠释逻辑，强调“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素为质”，使绘事隐喻升华为文质命题。

这种修正的关键，在于朱熹将“素”从技术层面的“修润之白”，转化为哲学层面的“本真之质”。正如孔子赞子夏“起予者商也”，因其能从《诗经》的美人形象，联想到“礼”对“仁德”的修饰需以本真为基。郑玄的工艺解读虽忠实于典籍，却未触及孔子“以艺证道”的深层意图；而朱熹的穿凿虽偏离纺织原义，却紧扣《论语》“人而不仁，如礼何”的核心理念，最终使“绘事后素”成为儒家文质思想的经典注脚。

在注解《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时，朱熹也将“绘事后素”的绘制工艺与儒家“文质之辨”深度勾连，构建起“质先文后”的人生哲学体系。他以“质者，本也；文者，末也”为核心，认为“素”是丝帛未染的本真底子，对应人先天的仁德善性，需通过格物致知来澄明本性，剔除私欲以回归天理，如同匠人平整素帛奠定根基；而“绘”是后天的诗书礼乐等文饰，恰似在素底上敷彩勾纹，但必须依托“质”的根基，否则如无基之绘般色彩洇染。“文质彬彬”的理想人格绝非质和文的简单叠加，而是“质先文后”如织锦般“素底”和“彩绘”的有机统一。若质胜文，则如素帛无彩，难免粗野；若文胜质，则似无基之绘，徒显浮夸。

在朱熹看来，“质先文后”的秩序也是有递进关系的，需先立“质”之根本，通过诚意、正心等内省功夫稳固仁德根基，再以“文”为用，在洒扫应对、诗书研习中涵养气质。这一逻辑与“绘事后素”一致：素底是“质”的具象，彩绘是“文”的显现，唯有先具素底，彩绘才能依循自然文理，成就和谐之美。他还以“画竹”作比二者关系，若心中无竹之形态与生机（质），纵有笔墨技巧（文），也难绘出竹的神韵。

画竹之质，与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画理相通，暗合中国画“写意传神”精髓，与嵇康“声无哀乐”的音律相合，音乐之美不在音符表象，而在演奏者“得之心，应之手”的内在体悟，亦与王维“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诗境共鸣，在物我合一中寻求心源与造化的默会。这恰如庄子所指“天籁”，非人为造作，而是“道”在笔墨诗心中的自然流淌，浓淡皆为本真显化。

其实，“绘事后素”并非儒家一家之论，其涵盖的“返璞归真”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融会贯通。在道家看来，这符合庄子“庖丁解牛”中“依乎天理”的理论，也呼应老子“大音希声”的本质追求——艺术的“传神”必以道法自然、虚室生白的心灵本真为根本。佛理观之亦然，与慧能“本来无一物”的明心见性、宗炳“澄怀观道”的山水佛性可谓一脉相承，无论是画竹需先悟竹之质，操琴要先得自然之韵，还是吟诗要先融心于天地之境，皆如参禅般先涤荡尘虑，让本心成为映照万物的“素底”，方能在笔墨或音律中显发“心源”。

可见，中国文化的核心，正在于这种“以本统末”的智慧，无论是绘画、奏乐、作文，还是处世、悟道、修行，皆需在“外师造化”的形质探求中，守住“中得心源”的精神本真，让“素底”成为一切绚烂表达的文化底色。这恰似《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既承认“文”的技艺价值，更强调“质”的本源意义，最终在“文质彬彬”中实现“道器合一”的生命境界。

爱讲故事的庄子，其实早把这“素底为本”的哲思说得很明晰——

宋元君招人绘画，听闻这个消息，画师纷纷聚到宫里，行礼后毕恭毕敬地在一旁，忙着舔笔调墨做准备。人太多，甚至有一半都站在庭院外了。有一位画师慢悠悠地来，既不小步快走上前，也不在跪拜作揖后站到队伍里待命，而是径直走进馆舍。宋元君觉得奇怪，派人去察看，只见他解去衣服，盘腿坐着，撩起袖子，握着笔杆。宋元君听闻后却说：好，这才是真正的大画师。

虽然此做派定会被朱熹以“礼”规训，但此中深意却和他主张的“本立而道生”殊途同归。庄子称赞的“解衣槃礴”，恰是抛开文饰束缚以显发“质”之本真，与朱熹强调的“先立仁德之质，再修诗书之文”一样，都指向“以本统末”的文化内核。只不过庄子以狂放的艺术姿态喻指“道”的自然流露，朱熹则以严谨的哲理构建文质秩序，二者恰似绵延千年的织锦经纬，共同编织出中国文化的本质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