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炉子

夏夜空调在头顶哼着单调调子，冷风裹挟写字楼里纸墨气息，直往骨头缝里钻。案头合同签了字，墨迹犹泛着潮气，指尖划过冰凉桌面时，倒想起老家那铁皮炉子——数九寒天里，它总红着脸膛，把铁锈味混着杨木的热气，沉甸甸压在人身上。

那年我八岁，北风脱缰野狗般在村头老榆树间撕咬。清早推开门，雪能没到膝盖，屋檐下倒悬的冰棱硬如铁杖，直指灰白天空。钻进堂屋，眼睛却先被那团跳动的光攫住。父亲总在天色未明时就起身，向炉中添几块劈好的杨木疙瘩。木头里泥星子遇热滋滋作响，纤维炸裂的脆声，如同有人暗处嗑着炒豆。母亲踩上条凳，将铝锅悬于炉口之上，掺了黄豆的玉米碴在锅中翻腾着，咕嘟声里，水汽爬上结满冰花的窗玻璃，洇出块模糊的亮斑。

祖母坐在炉边小马扎上，膝头覆着打补丁的棉絮，怀抱一个柳条簸箕，盛满粒粒黄豆。她眼神不济，偏着头，鼻尖几乎触到豆粒，枯瘦手指在豆子间细细摩挲。“石蛋儿，”她忽然捏起一粒凑过来，指腹在豆身反复揉捏，“这粒沉实，不见虫眼，开春埋进土里，必能结出满荚。”黄豆在她掌心滚着，被炉火烤得温温的，恍如小小的太阳。她低头挑拣时，额前白发垂落，被火焰映照出几丝枯黄的光泽，而柳条簸箕的边沿早已磨得油亮，缝隙里卡着陈年的谷壳。

一回暴雪压断电线，整个村子瞬间沉入墨池，唯我家窗纸透出一点橘光。邻居王婶抱着发烧的娃闯进来，父亲急忙将炉旁位置让出。母亲掀开结冰碴的水缸盖，舀出冰块裹在布里，轻轻敷在娃滚烫的额头上。王婶泪水簌簌：“药……早没了呀。”祖母闻声，将簸箕搁向炕沿，摸索着从炕席下掏出个油纸包——里面是攒了半年的鸡蛋。“拿去换药，娃的命要紧。”她声音不高，却沉实如炉中未燃尽的木炭。那晚炉火格外旺，映得满室人影幢幢，众人呼出的白气在昏光里纠缠成一团，仿佛无声的暖流汇合，抵御窗外无尽寒夜的围剿。

十五岁冬天，我接到县一中通知。母亲把炉火烧得极旺，杨木疙瘩在炉膛里噼啪爆裂，火舌舔舐炉壁，将她脸庞映得通亮。她往我包袱里塞进热乎乎的煮鸡蛋，蛋壳上还残留着手心的暖意。父亲蹲在炉边默默抽烟，烟锅里明灭的火星与炉中跳跃的火焰，一呼一应。他声音低沉：“到了县城，莫总牵挂家里。”说话时未曾抬头，捏着烟杆的指节却已发白。后来方知，为凑足学费，他竟在零下三十度的山场扛了半月木头，棉袄后背冻成了冰壳，敲击时铮铮作响。

后来那铁皮炉子改了暖气。父亲请村中铁匠焊了个水箱，铁管蜿蜒盘过炕梢，一直延伸到东屋。炉膛里杨木火星的活泼消失了，只剩下煤块闷闷燃烧的红光，虽无往日跳跃的生气，却让三间屋子都暖意融融。祖母依旧坐在炉边，簸箕里的黄豆换成了剥好的花生。她喃喃道：“煤火稳当，过日子啊，就得这样沉得住气。”她深陷的眼窝里，映着炉火温驯的微光，那火光已不再跃动，却更显得深沉而绵长。

去年清明归乡，老屋炉膛尚存一丝余温。掀开炉盖，煤渣凝结成块，敲碎后，竟还藏着几粒不肯熄灭的猩红火星。王婶塞给我一小袋炒黄豆：“照你奶的老法子，铁锅里烘得半焦。”豆子嚼在口中，炭火的滋味弥漫开来。临走时，我在炉边拾起一块未烧透的煤核，揣进兜里带回城。如今它静卧于办公桌笔筒旁，黑黢黢的，沾着故乡的泥土。指腹摩挲其上，竟还能触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潜藏深处的微温。

人这一生，大约皆被某点火光照着前行。老屋炉火所教我的，从来不是如何熬过寒冬，而是懂得再冷的天，凭一捧炭火的微光，一簸箕诚实的豆粒，几句滚烫的体己话，也能把日子煨得腾起暖人的热气。故乡炉膛里那点不灭的光，照见了父亲沉默如山的肩背，祖母筛豆时垂落的白发，邻人于寒夜中递来的温热鸡蛋——这光焰并非只供取暖，它早熔铸成我们筋骨里的韧与硬。

此刻窗外霓虹流泻如河，空调冷风依旧刺骨，可我胸膛里总揣着那点不灭的火种上路。它带着煤块的沉实，亲人的温热，在钢铁森林里无声燃烧，坚韧地陪伴独行身影。这粒来自泥土的火种，既映照出昔日屋檐下的冰棱，亦照亮了眼前这条远行的路——它微弱却倔强地提醒：纵使天涯逆旅，只要心火未熄，便终能熔开寒冰，焐热异乡长夜，亦不负那土地深处默默托举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