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碑是冷的,我的手抚上去,那凉意便顺着指尖,丝丝缕缕地爬到心里来。周遭的枯草,经了冬,又经了春,还是那副憔悴的样子,伏在地上,了无生趣。我蹲下身,拔去新生的几茎野蒿,泥土润润的,带着雨水的气味。忽然,一缕香,极淡的,却又极固执的,穿过纸钱焚化的焦糊味儿,直往我鼻孔里钻。我抬起头,看见了那几株海桐。
它就在墓碑的左侧,不知什么时候,竟开了花。平日里是不大留意它的,总是一团一团的绿,密得不透风,像个沉默的守卫。可此刻,那墨绿的叶丛间,缀满了细细的小花,初开时是白色的,开足了便成了浅浅的米黄,一簇一簇,藏在叶子底下,并不张扬。那香气却藏不住,甜丝丝的,润泽泽的,像是把整个春天的好意思都糅在里头了。风来时,那香便一阵浓,一阵淡;风定住,它又幽幽地、不绝如缕地缭绕着你。我忽然觉得,这香,是父亲遣来的。
想起前人说的,海桐“根株如梧桐”,又“叶似大青”,故有此名。我却从未想过它的根与株,只记得它终年绿着,绿得那么老实,那么本分。母亲曾说过,这花有个好口彩,叫“七里香”,又说它的花语,是“勿忘我”。当时听了,不过一笑。此刻,在这寂寂的山上,对着这一树静默的花,这“勿忘我”三个字,竟像一句郑重的嘱托,从另一个世界传来。它记得我,它也替父亲记着我。这花开着,便是替他说一句“一切安好”罢。那香,便是他的叹息,温的,软的,拂过我的面颊,又散在风里了。
我靠着石碑坐下,像小时候靠着父亲的膝盖。眼前,是浩浩的长江水。
江从西边来,从天际那些隐隐的山影里来,莽莽苍苍的,流到我跟前,又头也不回地向东去了。这一段江面特别宽,水色是浑黄的,并不美,却有一种不由分说的气势。它载着上游的泥沙,载着两岸的人家,载着说不尽的岁月,就这么淌着。我望着江水,忽然想起一个痴念头——这水,是要流到上海去的罢?流到我儿子Alex所在的那座城市去的罢?
儿子去上海快四年了。他小时,父亲还在,常把他架在脖子上,到江边看大船。爷爷指着对岸隐隐的青山,告诉他山那边是什么;指着下游更远的地方,告诉他江水会流到一片很大很大的海里去。如今,爷爷睡在这江边的山上,听着江水日夜流过;孙子却在江的那一头,在江水最终汇入大海之前要经过的繁华城市里,为着他的日子奔忙。我忽然想起宋代词人李之仪的那句古词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这词,原是讲情人的,可此刻想来,用在我们祖孙三代身上,竟也有几分贴切。父亲在这头,守着这山,这江;儿子在那头,望着他的前程,他的世界。而我,站在中间,成了这条江的渡头。江水汤汤,流的是同一个江水,只是这一头,是寂寂的青山;那一头,是灿灿的灯火。我不知道,儿子在黄浦江边散步时,可曾想过,他脚下的水,或许昨夜,正从祖父的墓前流过?可曾想过,这水里,有他爷爷的、也有他父亲的、无言的凝望?
我闭上眼,听江水的呜咽声。那声音,不紧不慢的,像是天地间一座最古老的钟,用它那永不懈怠的摆动,丈量着生者与逝者,此地与彼方。
我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有些皱了,边角起了毛,里头装着几页打印纸。那是我写的文章,《轮回—怀念父亲》。去年冬天,它被《中国作家网》收录。消息来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哽得发不出声。此刻,我把那几页纸轻轻展开,纸上有我昨晚用红笔修改的痕迹,圈了几个字,又添了几个字,总觉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把心里的话说尽。
我清了清嗓子,开始读。
“生命是一个不断轮回的过程……”
声音一出,连自己都吓了一跳,那么轻,那么涩,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硬挤出来的。风把纸页吹得微微颤动,我用手压住,继续往下读。写他的背影,写他的手,写他病床上还在念叨孙子的名字。那些字,一个个从纸上跳起来,又一个个落进我的心里,砸得生疼。这是我写了最久的一篇文章,每一个字都是熬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从他坟前的土里长出来的。可是,当着父亲的面读它,感觉竟完全不同——像是在把他的命,重新过一遍;像是在把自己的心,剖开来,晾在这二月的春风里。
读到结尾处,我的声音终于哽住了。最后那几个字,怎么也吐不出来。我停下来,抬起头,泪水糊了满脸。
就这样,我静静地站着,文章还捏在手里,风把它吹得哗哗轻响。我不再读,也不再动,就那么伫立着,像一棵树,长在了父亲的墓前。
忽然间,一种奇异的感觉攫住了我。
眼角余光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我不敢转头,怕惊散了什么。可那感觉却越来越真切——左侧,那株海桐旁边,不知什么时候,仿佛多了一个人。他就坐在那里,坐在那块微凉的山石上,背微微躬着,两只手交叠着搭在膝头。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我知道他在笑。那笑意是弯弯的,从眼角一直漾到嘴角,是父亲看我时惯常有的样子——,还是那种笑。不说一句话,又好像把什么话都说了。
我没有动,也不敢出声,生怕一出声,他就会像雾气一样散了。可他就那么坐着,稳稳地坐着,陪着我,也陪着这片他睡了三年的山坡。风从江上吹来,带着水汽,拂过我的脸,也拂过他坐的方向。那几株海桐的香,愈发浓了,缭绕在我们之间,把生与死的那道界线,模糊成一片温润的光。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瞬,也许是很久——我从包里取出那瓶酒。是父亲生前爱喝的,牌子我没记错,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我拧开瓶盖,酒香立刻散了出来,烈烈的,冲得人眼眶发酸。
“爸,喝酒。”我轻轻说。
我把酒缓缓洒在墓碑前。清亮的液体落在黄土上,先是聚成一小洼,映着天光,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渗下去,渗进他睡着的土地里。最后一滴酒落尽时,地上只剩下一圈深色的湿痕,像一滴泪的印记。
我蹲下身,用手抚了抚那湿痕,指尖沾了泥。我没有擦,就那么沾着。站起身,再看一眼墓碑,再看一眼那株海桐,再看一眼父亲坐着的那块山石——石头空空的,只有风吹过。
我慢慢地转身,往山下走。步子很慢,像走快了会惊动什么。走了十几步,忍不住回头。墓碑静静地立在半山腰,海桐的花看不见了,只看见那一片绿。江还在流,流得和刚才一样,不急不缓,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可我知道,什么都发生了。
午后回到母亲的家,母亲正坐在窗边,膝上放着一个花盆。她见我进来,抬起头,她知道我去看父亲去了,眼睛有些红,却没说什么,只招手让我过去。
“帮我把这红掌栽上。”她说。
我搬了个小凳,挨着她坐下。那是一株极精神的红掌,叶子肥厚油亮,像涂了一层蜡。那花也开得正好,只一朵,却是鲜灵灵的、绸缎一般的深红。从叶心擎出来,护着一支挺立的、乳白色的花蕊,像一颗虔诚的、捧着的心。
母亲往盆底垫上碎瓦片,我帮着填土。她的手有些抖,动作却很慢,很仔细。土是买来的营养土,黑黑的,松松的,有一股林子里的气息。我们都不说话,只有泥土簌簌落下的声音。填好了土,母亲用掌心轻轻地按了按,又浇了水。水渗下去,那叶子便越发显得绿了,那花也越发显得红,红得像一团小小的、安静的火焰。
“这花好。”母亲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涩,“说是能开很久,红的,喜气。”她顿了顿,又说:“你爸……他喜欢这些花花草草的。”
我鼻子一酸,别过脸去,假装看窗外的天。天灰灰的,有一搭没一搭的云。母亲的手,却停在那片红叶子上,没有动。
那片红,就在这间静静的屋子里,在这个有风的下午,执拗地、温暖地亮着。像是一种许诺,又像是一种承接。江水流逝着,海桐花开谢着,而母亲和我,把这株红掌,栽在了时光的土里。那一点红,不知能否映到江那头去?我想,它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