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座小石桥的水泥台子,被夏日的太阳晒得发白的时候,我们便知道,玩泥巴的季节到了。
连雷总是第一个甩掉拖鞋,赤脚踩上去,试探温度,然后回头咧嘴一笑:“正好!”他的门牙缺了一颗,笑起来漏风,是我们的开心果。接着是春雷、松松、桐桐、川川和我,六双小脚在水泥台上留下湿漉漉的脚印,游戏正式开始了。
水泥台一侧,就是小河沟,浅浅的紫泥下面就是结实的淤泥,细腻,粘性正好,不沾手。我们围蹲下来,手伸进去的刹那——那种沁凉、柔软的触感,至今还留在我的指尖。
“今天做什么?”川川总是最没主意的那个。
春雷抹了把汗:“摔瓦屋!昨天输给你俩泥巴,今天得赢回来。”
“摔瓦屋”是我们最庄严的游戏。取一团泥,在掌心反复揉搓,拍打,直到它柔韧如面团。然后开始“造碗”:大拇指按进泥团中心,其余手指配合着旋转,让泥巴在手中渐渐变成一个厚薄均匀的碗状。这过程需要耐心,太薄了容易摔碎,太厚了又不会破。松松手艺最好,他做的泥碗边沿光滑,碗底平整。
“看我的!”春雷站起身,把泥碗倒扣高举,然后猛地向水泥台摔去——“啪!”清脆响亮的一声,碗底炸开一个不规整的圆洞,边缘呈放射状裂开。
“好!”大家欢呼。
按照规则,川川作为对手,必须从自己的泥巴里揪下一块,把那个洞严严实实地补上。他小心翼翼地捏着泥,填补,抹平,像在进行精细的外科手术。春雷则得意地捡起摔过的泥巴,重新揉成一团——这团泥因为经过了一次摔打,变得更柔韧、更有光泽,是我们眼中的“高级材料”。
水泥台上“啪啪”声此起彼伏,混合着我们的惊呼、争论和突然爆发的大笑。太阳越爬越高,水泥台开始发烫,我们挪到桥边的大树阴凉下继续。手指被泥巴浸得发白,起了细密的皱,脸上、胳膊上溅满了泥点子。
有时我们也做别的。桐桐手巧,能用泥巴捏出带轮子的小汽车,虽然跑不起来,但轮廓分明。连雷喜欢做手枪,晒干后别在裤腰上,神气十足。我最爱捏小人,给他们取上我们六个人的名字,排成一排在水泥台边缘晒太阳,仿佛在守护我们的王国。
时间在摔打与捏制中失去了刻度。直到远处传来母亲们的呼唤声,一声接一声,在傍晚的空气里拉得很长:
“春雷——回家吃饭啦!”
“松松、桐桐——家来吃饭了!”
我们这才惊觉天色已暗,慌忙把泥巴藏到桥洞下的“秘密基地”——一块青石板底下,约定明天继续。然后在水泥台边的小水沟里胡乱洗手洗脚,水被我们搅得浑浊不堪。穿上拖鞋往家跑时,回头看一眼那水泥台,在暮色中泛着灰白的光,像一艘即将起航的船,等着我们明天再来掌舵。
那时候我以为,这样的夏天是取之不尽的。
后来,我们各奔东西,忙于事业或学业。春雷在老家开了家具店;松松去东营学汽车电路维修,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川川去了青岛发展;连雷和桐桐在村里学开大车;我去外地上大学。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很少能聚在一起了。
今年清明节回村,我特意去家门口的石桥看了看。水泥台早已不在,小河也干枯多年,一切是那么的熟悉又陌生。
我蹲下身,用手摸了摸石桥——凉凉的、硬硬的。忽然想起连雷缺牙的笑,想起春雷“摔瓦屋”前总要深吸一口气的认真模样,想起桐桐分泥巴时郑重的表情,想起我们六双小脚拍打出的水花声,想起大人的呼唤声怎样在炊烟里袅袅升起。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摔的每一个泥碗底部炸开的洞,都是时间本身。我们用童年的泥巴去填补,以为游戏可以永远继续,但最终,是时间用我们各自的人生,填满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缺口。
风从桥那头吹来,带着泥草特有的湿润气息。我仿佛又听见了那清脆的“啪”的一声,从很远的夏天传来,在水泥台上轻轻回响,等待着永远不会再来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