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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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兆梅的乡土散文，特有韵味，极具美感。五年前，我写过一篇评论《潍河岸边童年“老家”的墨香余韵》：“多年来，她孜孜以求行走于自己匠心独具的文学王国——潍河岸边富庶丰饶的土地，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和美学追求，创作出了一系列丰富多样极富生活韵味土得掉渣的乡土散文。”她的系列乡土散文，犹如一座民宿博物馆，带着诸城大地泥土的味道和芳菲，如此的诱人，如此的鲜亮。现在，她历经四年精心构解，数易其稿，又用小说之笔，继长篇小说《相州王》之后，新创作出版了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古琴》。
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宋兆梅不无感慨地说：“很多人问，您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我不好回答，也不愿回答。我是把写作当作信仰来完成每一部作品的。我之所以坚持，源于我对文学的热爱，对生我、养我和我生活的土地的热爱。我愿意把自己的激情、才华和想象贡献给这座城市。”正是因了她对这片土地的一片痴情，才有了披肝沥胆、文韵深厚的《古琴》。
《古琴》二十多万字，大体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主要描写古城诸城五大家族臧、王、刘、李、丁，以及孟家、于家、张家等二三十家书香门第大户，读书、藏书，爱琴、藏琴、学琴、抚琴的鲜活故事。下半部，则用情述说延至晚清，社会腐朽透顶，匪患猖獗，国家摇摇欲坠，社会大众苦不堪言。面对国破家亡，民怨鼎沸，一群大族士子以及他们的儿孙开始觉醒和挣扎，王云龙、王居一父子，王方源父子，以及王方庐、王燕宾等一批爱琴如命的书生志士，为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不惜身家性命，许身赴死的感人形象。
历史文化名城诸城，明清时期，五大家族声势显赫，文脉传承深厚。晚清以来，王氏家族为翘楚，素有“半壁江山是王家”之誉。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诸城五大家族的士子们，钟情于诗酒唱和，陶醉于琴棋书画，企望身处腐朽而“独善其身”。但当社会山雨欲来，国将不国，已然难以明哲保身之际，他们被迫毅然放弃“独善其身”的修身传统，改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以拯救大众于水火为天职，揭竿奋起，并以书生之身拿起武器投身血腥战场。他们既是抚琴儒雅之士，又是仗剑侠义之人。如果对《古琴》做一个最简洁的评述，我认为仅仅四个字就已足够：“琴心剑胆”。
“琴心剑胆”作为中国数千年儒学传统，当社会剧烈动荡，疾风骤雨式的革命风潮悄悄来临时，大族士子们无奈骤然改变了抚琴唱和的“超然”人生境遇，改变了既往平淡安逸的人生轨迹，从而走向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先辈们呐喊杀伐的“入世”之路。《古琴》整部作品就是一个形象生动，文笔细腻，关于大族士子们琴心剑胆的历史风云际会故事，就是一幅诸城民国激荡波涌的社会瑰丽画卷。
生动再现了大族士子的“古琴”情怀
古代士大夫讲求文武兼备，即所谓的“剑胆琴心”。“琴心”是对文人雅士的精确表达，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深邃和精致。古代所称的“琴”，近代为了与西方乐器中的提琴、钢琴等区别开来，因此称为“古琴”。古琴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经典的标志性符号，体现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操琴通乐作为文士君子修身养性的最高层次，被“尊为太古之神物，天地之灵器”，“载道、修身、静心、养生，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据传，诸城为舜帝故里，古琴为舜帝创制。《尚书》记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国之诗，而天下治。”春秋时期，文人持琴奏乐盛行，并慢慢形成了文人“琴、棋、书、画”艺术修养的文化传统，弹琴则列四大艺术技能之首。孔子对琴乐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君子乐不去身，君子和琴比德。琴乐既是君子个人的修身之乐，更是教化百姓的圣乐。
古琴音乐擅长制造一种空灵的美感，追求含蓄内在的神韵，音乐意境深沉蕴藉、潇洒飘逸，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长篇小说《古琴》，通过对主人公王方源、王燕宾，及他的徒弟王方庐，儿子王熙对古琴的深深挚爱，以琴修心，以琴修行的跌宕起伏的家族故事，再现了民国时期诸城社会的历史风云画卷。诸城五大家族的士子们，正是基于这种根深的琴艺传统，爱琴、抚琴、藏琴代代延续，逐步形成了以王昙花、王方源、王方庐为代表的诸城“三大琴王”。“王谦和认清了朝廷的腐败和官场的险恶，心灰意冷之下，希望孩子们不要踏入官场，最好寄寓书斋，与琴为伴。”于是“就让长子、三子拜师学琴。”（第6页）“诸城哪个大户家里没有几张上好的古琴？方庐从五岁时跟着父亲学琴”，而“经文堂藏了十几床上好的琴和琵琶，王鲁生最喜欢这床松雪琴，若是谁不经他同意随意乱动，那简直是老虎头上拔毛。”（第18-19页）人与琴乐合一，寄寓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正统思想和音乐艺术的至高境界。“琴曲伊始，王燕宾以轻柔的上滑音，弹出了秋风渐凉、月光清冷的意境。到第二小段，他自中指、名指两指的滑音开始，至同音反复弹奏，听者眼前出现寒凉的秋境：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第37页）。爱琴抚琴代代相传，成为王氏家族的家传。“居住在诸城后门口街后营巷“琴心堂”的王方源（“相州王”王瑛之后），和徒弟王方庐、儿子王熙沉迷于写诗、作画、弹琴。王方源得父亲言传身教，每晚灯后，苦练泛音、实音。左手指的吟猱功夫最大，在调弦及指法处理上，尤为精到。王方源弹琴重内在，不务外表，诗画情意融入琴中，文音并茂，琴画交辉。王方庐爱琴成癖，自小受教于父亲，师从王方源，为学琴夜不成寐，苦心钻研，三年便融会贯通。”“王燕宾喜欢携琴访友，与王方源亦师亦友，互学互进。他殚精竭虑，不以他人为法，不以诸谱为尺，琴声绮丽缠绵，流畅如歌。犹如深潭之水，渐起涟漪。”（第37页）王方源、王燕宾、王方庐、王熙四人自幼酷爱古琴，爱琴成癖，聚在一起，谈的最多的就是古琴。（第73页）
诸城派古琴，又称“琅琊派古琴”，形成于19世纪中叶，经几代琴家的探索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艺术个性和特定曲目传谱的古琴流派,享誉中外。他们对琴具有独到的领悟：“不是人弹琴，而是琴弹人”（第74页）。这是一群以琴会友，以琴展示人生，以琴认知社会的“琴痴”。宋兆梅用她饱含深情的文学之笔，肆意挥洒描绘了一个古琴士子群体，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方式，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晚清社会反叛族类。
细腻描述了大族士子的“东鲁遗风”情怀
“诸城是一座有历史、有文化、有情感、有记忆的城市。”古代诸城称“东鲁”，曾经呈现“十万人家尽读书”的文化盛景。东鲁遗风文化繁盛，书院林立。以诗书传家著称的诸城五大家族，尤重子孙教育，不吝巨资相继修建了众多书院。李家在东门外墨水河边建了藏书几万册的藏书楼“大书堂”，孟家在城北白玉山阳处建了“双松书屋”，臧家建有“山峰书院”，丁家亦有“琅琊书院”，刘家有“雪沁书院”。其他各大家族分别建有：太古园、砚香堂、赐书堂、班荆堂、对山堂、望山堂、静安堂、琴心堂、经文堂等，可谓堂号林立，书声朗朗，琴声悠扬。曾经一段美好时光，一群大族士子，就生活在文风炽盛，生活安逸，民风古朴的社会环境中。“王方源爱好多，弹琴、藏琴、写诗、画画、书法，在诸城都有一定的名气。他父亲王长普、儿子王熙，先生王昙花、徒弟王方庐，还有王燕宾，都喜欢写诗”（第35页）。
宋代著名大家苏轼，熙宁七年（1074年），因赋性刚拙，与当朝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闹翻了脸，被迫离开朝廷补外，从杭州来到密州（现诸城）出任知府，任职期间在城北修建了超然台。苏轼厌倦了官场纷争，远离了朝廷党争漩涡，内心渴望一片净土，期望超脱世俗，超然万物。他的超然人生，超然处世，对诸城士子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末清初，诸城出现过坚守气节，宁做遗民也不仕清的‘十老’，开一邑风雅之始。”明清大族士子们，以苏轼为楷模，仰望至极。“王居一带领兄弟们叩拜苏公，我们都是王家的子孙，当兄弟齐心，以苏公为楷模，温情、善良、乐观。”（第43页）王居一经书功底深厚，“五经背得烂熟”。他们经常登上超然台，咏诗唱和，超然身外，寄情山水，参禅论道。”（第41页）
诸城民国时期浓郁的文化气象，远播京城，深为国学大师所器重。王氏家族的王方庐1906年留学日本六年，加入同盟会，结识了《民报》主编章太炎。章太炎数次听王方庐弹奏古琴，慨叹说：中国一直没有国歌，实在是莫大耻辱！只可惜清廷有眼无珠，不知山东还有个叫王方庐的人啊！1918年，章太炎把王方庐推荐给蔡元培去北京大学当了国乐导师。而穷苦出身的王燕宾（王璊王）亦被康有为推荐给南京大学，当了国乐导师。
这些大族士子，自己学识渊博，对子孙的教育亦非常重视。富甲一方的巴山王家带头兴办学堂。“王家几代文风浸润，子孙身上承袭了顺应时代潮流之基因。动员族人，筹措办学经费。王家主动承担一切的办学费用，拿出250亩田地，其余五个大户从祭田中拿出五顷。”（第83页）第二年秋天，相州王氏私立三等学堂开诸城教育之先河，第一个挂牌教学。关注民众疾苦，敢为草根呐与呼，这是大族士子们的心灵之约。臧翰林自号“涓东瘦叟”，同治十年（1871年）考中进士，授翰林，累官侍读、侍讲学士，后出任湖北学政。那年诸城大旱，饥民潮涌，臧翰林带头为民请命，向县衙要说法，最后竟被腐败的朝廷“着即革职，永不录用”。《古琴》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着诸城历史的细枝末节，人文情怀及风土人情，诸城士人卓尔不群，崇尚读书、开化包容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纵情刻画了大族士子“兼济天下”的浓郁家国情怀
大族士子们爱琴操琴，内心推崇的不仅仅是古琴本身，更有那弦外之音。投笔从戎，沙场赴死，这是中国士子的文化血脉。正如唐代边塞诗人的万丈豪情：“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剑胆，是对英雄精髓的完美诠释，代表着士子群体的无畏和无惧，“书生亦有剑胆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对诸城社会及大族士子群体文化素质的养成，具有极大的根基性价值。也只有在诸城这块土地上，才会崛起一个影响深远、声名远播的士子群体，才会出现士子群体藏起古琴，奋不顾身投入刀光血影的反清革命洪流。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的消息传到诸城，诸城士子们欢呼雀跃。王方源第一个站起来说：“我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纲领，清政府很快就要完蛋了。”（第101页）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他们果断议定成立了诸城“东武公学”和“农林学堂”。而王方庐和王熙则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王云龙受丁承德委托，在诸城五大家族中开始发展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月，诸城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于1912年2月3号（辛亥年腊月十六）宣布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县里成立了防御队和歃血团，作为诸城独立的中坚力量。（第240页）
手无缚鸡之力的琴人们，怀揣一腔激情，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到诸城的反清起义。平日埋头读书、弹琴的一介书生，转眼成为革命斗士。他们身先士卒，用生命保护诸城。但是，这次举义遭到了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在起义七天后，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清军里应外合，攻陷诸城。清军疯狂屠城，宣布三天不收令。穷凶极恶的清兵以捕拿余党为名，对富商大户逐家抢劫，藏书楼、戏院、琴心堂、经文堂等，凡是值钱的东西，均被劫掠殆尽。一时间书堂被焚，街市萧条，血风腥雨，全城遭抢的大户和店铺一百余家，古城诸城数百年精华毁于一旦，360多名志士仁人英勇捐躯，王心源、王鸣韶壮烈牺牲。其悲壮其惨烈，被称为“小黄花岗”起义。（第257页）
“一天晚上子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阵琴声。这琴声像是在天上游走，一会儿出现在东市，一会儿出现在西市，一会儿又出现在阁街，最后才停留在炭市街。巡逻的清兵满大街追踪琴声，却始终没发现是谁在弹琴。琴声呜咽，悲壮凄凉的哀调如泣如诉，弥漫在诸城上空。琴声一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强度和力度陡然增大，闻者悚然。清县长吴埙头皮要炸，吓得浑身打哆嗦。王方源和王熙被抓进监狱，王燕宾逃走，王方庐被打死，这是谁在弹琴？吴埙命令一定要抓住弹琴的人，因为每一个琴音，都像射向他的子弹。”（第258页）琴声一直在诸城的上空回荡，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悲愤，像是一把宝剑，要把这眼前的罪恶劈为两半。“（第258页）”
大年三十除夕，清军停止了杀戮，亲身经历了清军屠城的琴人王燕宾、王方庐、王方源、王居一等相继逃出诸城。“王方庐启程要去济南，他要实现他国乐复兴、国乐救国的梦想。”（第278页）“王燕宾在康有为的介绍下，远走江南，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古琴导师”，其绝响演奏一鸣惊人。（第282页）
黑云压城，血雨腥风！一颗颗柔情似水的琴心，被罪恶的子弹穿过而永远停止了跳动！一颗颗装满经史子集的高傲头颅，被屠刀砍下而埋入泥土！这是野蛮的异族对华夏文化血脉的无情屠戮，这是腐朽权力对士子灵魂的残忍玷污！优雅的琴声从此消失，文化的殿堂从此血污，这座古城从此迈入社会凋敝的三十年岁月，直到一九四九年建国！
《古琴》的语言凸显了自己的风格。作者用一种散文化的简洁明快的语言，叙述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读起来颇具美感。十几个五大家族的士子人物，没有脸谱化感觉，各色人物工笔式刻画各有特色，形象鲜活，突兀立起。应该说，整部小说的艺术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功塑造了一个琴心剑胆的文学群体形象，超越了作者既往的创作成就，奉献给广大读者一份色香味俱全的文学大餐。
《古琴》是宋兆梅倾情写给士子琴人的一首哀怜挽歌，舒缓平展，如《平沙落雁》；是宋兆梅用情弹奏的一曲悲凉琴曲，悠扬婉转，响遏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