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我生命的底色

他们说，底色是画布上的第一层颜色，是一切的基础。它默默渗透在往后的每一笔中，即便被覆盖，仍会从深处隐隐透出，与新的色层发生微妙的化学反应。于我而言，东湖便是这样一方不断延展的生命画布——三十三平方公里的浩渺水域，三百二十一座山峦的温柔环抱，六十八载春秋的时光晕染。而它最初在我生命中留下的印记，始终从生命画卷的最深处透出温润光泽，如湖面下的潜流，永不褪色。

我生命的第一层底色，是东湖教会我的“敬畏”。

那层颜色，调自十三岁初秋暴雨后的湖水。栈桥大半没入浑黄的水下，混沌的波流中，一只手臂正绝望地挥舞。我扑进湖水的瞬间，冰冷便浸透肌肤，如无数细针刺入。那个约莫六岁的小女孩死死抓住我的衣角，指甲几乎嵌进我锁骨下方的皮肉——那尖锐的疼，至今仍是记忆的刻度。后来我们瘫坐在梨园的石阶上，湖水从发梢、衣角不断滴落，在身下汇成一小汪水迹，混着恐惧与庆幸。许多年后我才懂得，那一刻，东湖用它的激流让我触摸到生命最原始的重量：当一个生命将全部希望托付给另一个生命时，那种令人心颤的真实。更晚些时候，当我读到东湖湖底沉积着四千年的古洪水层理，才豁然明白，那场暴雨不过是东湖与长江永恒呼吸中的一瞬，而我们，恰好闯入了它的节奏。

从此，我看东湖的眼光变了。春日，透明的桃花水母在碧波中张合，这些比文明更古老的水系精灵，用两厘米的伞径盛着五亿年的演化智慧。冬日清晨，野鸭掠过薄雾，翅尖的油脂让它在零度的湖水中保持体温。甚至听涛景区香樟的年轮，每一环都是东湖水位涨落写下的生态档案。东湖教会我的，是对万物各自生命历程的尊重。这层名为“敬畏”的底色，不是怯懦的退缩，而是看清人在自然谱系中的位置——我们不过是这三百二十一峰、三十三平方公里间的一个物种，与其他生灵共享这片水域的恩泽。

在这底色之上，东湖为我缓缓染上“文脉”的浑厚。

那是行吟阁前的一个清晨，露水未晞。作为东湖中学的学生，我们站在屈原塑像旁齐诵《离骚》。当“哀民生之多艰”的句子响起，初阳恰好为诗人的衣袖镀上金边。那一刻，文字不再是课本上待考的符号，而是从湖面升腾而起、穿越两千三百年的一声叹息。据学者考证，楚辞中的“沅湘”或许并非特指今之湖南，其地理意象的源头，正是东湖所在的古云梦泽水系——“沅”状水势回旋，“湘”喻水流清澈。屈子的魂魄似从未离开这片他曾行吟的水岸，风过松林与湖波微澜，都是那声叹息的余韵。

这种浸润向来具体。东湖周边的摩崖石刻，从宋人的“水天一色”到近人的“泽被江汉”，每一笔都是时光在岩石上的镌刻。我曾在省博物馆端详出土的战国陶瓮，其上旋转的涡纹竟与东湖因科氏力形成的水涡相似，仿佛千年匠人正是从湖波中攫取灵感。更不必说沉在湖底的明代楚王府城砖，被湖水温柔接纳，成为鯮鱼产卵的基质。这“文脉”的底色，让我的生命不再局限于此时此地，而是与更深的时空结构相连——我们的悲欢，不过是东湖水面上一层又一层涟漪，在更大的维度里重复，又在每一次重复中生成新意。

而后，是“开拓”的坚韧之色，为生命打上最坚实的底衬。

这颜色，来自1929年周苍柏先生站在荒湖边的一张照片。背景里的磨山童山濯濯，前景中的他裤腿沾满泥点，手中却紧攥着植被规划图。这位银行家变卖祖产，购入成千上万株树苗——桂、梅、樟、松，这些树比后来闻名的水杉更早扎根，成为东湖的第一批绿色使者。他深知，财富的价值在于为城市种下一片能自由呼吸的肺叶。如今我漫步水杉林，那些高达三十米的乔木笔直如箭，年轮里镌刻着“海光农圃”四字——东湖最初的私园之名，也是周苍柏为这片土地投下的第一抹生机。

然而，开拓从来不是孤独的拔节。1957年修筑东湖大门，成千上万市民用扁担箩筐将建材抬上山坡，汗水融进了混凝土；七十年代种植池杉林，我作为东湖中学学生也曾投身其中，和知青们摸索出“浅水稻田、深水莲藕、岸边林木”的立体生态模式。东湖大门本身亦是精神的注脚：设计者摒弃传统牌楼，让门柱如两片展开的竹简，简洁得几乎无装饰。这个曾引争议的决定，如今愈发显出超越时代的远见——这种创新勇气，与周苍柏的绿化、李四光的地质考察、叶雅各的植物分类一脉相承，构成了东湖精神：既要筚路蓝缕，又要开风气之先。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份开拓始终带着敬畏。据史志记载，1958年曾有工程师提议在湖心建塔“镇水”，被时任市长断然否决：“东湖的美在于开阔，任何制高点都是对湖光山色的独裁。”正是这种对自然本体的尊重，让开拓从未沦为征服的暴政。

当这些底色沉淀于心，我年近半百重返母校东湖中学任校长时，它们自然交融成教育实践。

我带学生在湖心岛观测夜鹭归巢，不为论文，只为让他们在暮色中体会“不动声色的专注”——那些夜鹭在树冠间精准降落，翅膀扇动间是数百万年的演化智慧。当樱花落在摊开的书页，我从不让拂去，而是静观它如何在纸上留下淡粉水印，在日光下缓缓褪为浅褐。这是时间对文本最善意的介入。

老园丁张师傅说：“好园丁要懂得等待。”这话语让我想起童年陈老翁冰钓时的叮咛：“等它自己愿意上来。”东湖的冰层须超十厘米才能承重，鱼汛到来需水温、气压、溶氧量的精准配合，任何急躁都是对生态系统精密性的冒犯。在东湖的语境里，等待不是消极忍耐，而是对万物内在时序的深刻理解——水草自有作息，菹草春生，苦草秋长，从不僭越时序约定。我们要做的，是学会阅读这本无字的自然日历。

如今，我生命的画卷已过大半。色彩日渐纷繁，有少年时的鲜亮，中年时的沉郁，而今渐老的旷达。但无论添上多少笔触，那源于东湖的底色——对自然的敬畏、对文脉的承续、对开拓的坚守——始终不曾被覆盖，反而在每一次新着色中愈发清晰。

它们从繁华与沧桑之下透出温润光芒，稳定着整幅画面的精神格调。这种稳定不是僵硬的静止，而是像东湖本身，在永恒流动中保持内在清澈。湖面永远向世界敞开，接纳长江来水，也向长江送出清流，每年交换的水量相当于自身三分之一。它的美从不在于封闭自足，而在于这永恒的交换与循环，在于它是活的、生长的。

这或许就是东湖予我的最终启示：生命从来不是对完成画作的临摹，而是在一方不断延展的画布上，与天地、古今、众生共同完成的创作。我们的每一笔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既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我的足迹只是湖水暂时记住的波纹，不久就会被取代，而那浸透生命的底色，终将融入更大的水域，成为后来者描绘生命时，最初那一抹温柔而深沉的浸润，并在他们的笔下，生长出我无法预见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