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头有个长颈项,半夜起来烧厨房。黄豆烧得咯嗒响,从此竟然变发旺。”这是曾流传于大营镇王港村很响的顺口溜。说的是我父亲。我家住小村的东边,一夜堆在厨房里的黄豆失火,墙都烧红了。谁想到一把火后我们家竟慢慢发财了。村民们一方面借此揶揄我父亲安全意识不强,一方面又欣慰我家的脱贫向好。同时,以铁的事实说明了我父亲是个长颈项。
长颈项,如果在女人那里叫天鹅颈,是美的实力之一,是不得了的,一些女人甚至为了美不惜动刀动针制造天鹅颈。而在我父亲那里,只不过令其“项立人群”罢了。
错了。男人天鹅颈,也是上天的恩赐。像我父亲长脖子,吃饭时,喉结上下动一动,一团饭就下去了。一碗稀饭,筷子扒拉几下,底就朝上了。父亲的喉咙是直的,不拐弯。仿佛是条运输带,倏地一下,眼睛只一眨,货物就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了。父亲吃得猛,吃得快,父亲是个大力士。
大力士冬天是闲不住的,要去挑河。领头的给你一个人画一块地,长多少,宽多少,深多少,告诉你,你自己想办法把它挑完。冬天的地冻成铁,太阳化了又成烂泥,几担一挑淌汗了,风一吹,汗又变成冷水了,父亲在忽冷忽热的煎熬中挑着百十斤的泥土来来回回。但父亲是不会埋怨的,父亲非但不缩脖子,却伸长脖子,像天鹅朝天放歌。他想出风头,想早点完成任务,想拿红旗,想别人用尊敬的目光看他呢,他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想老师的一个红五星贴在脸上一样。
完成任务后的父亲才有空闲感知饥饿,他觉得这时一盆子饭他都能吃下去,但公家供给是定量的,一人一盒饭。父亲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就快要解决了。突然他停下来,剜出一角,像挖泥一样,他很快消灭了周围的米饭,那一块他不碰它,留着,那是一座宝岛。其实,父亲还没饱呢,但他有原则地停下,像士兵守着国界一样庄严神圣。父亲这一块是留给他的小儿子我的。这时我觉得父亲就像一只鸬鹚,他给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个无形的绳索,本该吞下去的鱼又吐了出来,鱼被我吃掉了,我惭愧。可我又欣慰,父亲喉结滚动如天鹅曲颈哺雏,他让儿子读懂了关爱,读懂了伟大。
不挑河时,冬天的父亲戴一顶毛帽子,穿一件棉袄、棉裤,一双棉鞋,但颈脖他是不顾及的,就那么光秃秃地裸露着,跟寒风跟飘雪僵持着,较量着,往往是风雪拉着脸认输。
父亲的硬气中我也摸到了软,那就是父亲颈脖的暖,我童年里“坐骑”的软——骑项马。
实际上在我现在的心中不叫骑项马,而叫骑项牛,因为牛看到你要有骑它的意思,它会主动低下头,让你稳稳地爬上去骑着它。我骑项马时,父亲常常也像牛那样温驯地低下脖子。
父亲蹲下,妈妈将我抱、扶到父亲项背上,我双手抱住父亲头的“方向盘”,脚不负责任地踢打父亲的胸,手狠狠地揪父亲的头发,还咯啊咯地笑。有时又“严肃”地发号施令:蹲蹲,嘚嘚……父亲既要听令又要随时双手护我,或抓着我的两只小手,或握住我的两只胳膊,或托住我的小腰。父亲浑身的细胞里都激烈地穿梭着小心。此时的父亲既是机警的马,又是温驯的马。
我摇晃着脑袋唱着歌,有时,就把父亲的头当乐器来敲;有时,又当成桌子来打拍子;有时抠抠父亲的眼,有时挠挠父亲的鼻,有时撕撕父亲的嘴。父亲的头成了我最好的玩具。
在父亲的脖子上,我仰望天空,看到一朵白云正骑在另一朵白云上,一只鹊窝正架在另一只鹊窝上,一朵花正搭在另一朵花上。而父亲这匹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马,却跑得更欢,跑得更起劲,像一架不知倦怠的永动机。
唱累的我毫无顾忌地喊:“嘚(吃),嘚,爸爸,嘚嘚。”于是提前准备好的果子、饼干或新摘的桃、梨就递上去。我吃得是那样的陶醉,“口水淌下三千尺,直流爸爸头发间”。还有掉下的果子屑、饼干粒,间或一只桃核、数块梨皮等,全撒在父亲头发窝里。父亲的头成了餐桌,头发成了垃圾场。
据妈妈说,骑项马时我曾毫不犹豫地把一泡尿撒在父亲的项背上,但父亲怕惊吓我,勇当尿壶或是一块亟待施肥的土壤。我尿完了,爸爸身上湿了一大片。如果是夏天,就跳到河里洗把澡算了,把汗衫脱下来,扯几把,挤干,仍套在身上;如果是春冬,则听天由命,任那童子尿渗透到棉毛衫、棉袄上,用身体的热把它焐干、烘干,事后还要闻闻这衣服,仿佛那尿不但不腥骚,还有浓浓的奶香。
当我睡着了,头一磕一磕的,身子很软,坐不稳,这时父亲要全神贯注地托举着我,脚下、手上都要小心,这时父亲浑身全长着心眼,他举着的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宝贝。实在举不动了,就抱一段,像妈妈喂奶那样抱着孩子,定时地变换着姿势,以确保我梦乡的温柔与香甜。
父亲的颈脖上我是一言九鼎的将军,是幸福快乐的王子,是德高望重的帝王,而父亲此时是世界上最忠厚最卑微的臣子。长大后,我才发现父亲那夜被灶火舔红的脖颈上隐隐地有四个大字:忍“苦”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