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冬天

古人说：阴雨天是时之余，黑夜是白天之余，冬天是一年之余。余者，闲暇无事也，可以用来休闲，用来玩的。但是妈妈却把冬天填满了事情。

妈妈要缝补。过年应当穿新衣，可那时家贫，没钱买，但母亲要给我们过年的感觉，哪怕打个补丁，这是新补丁，有了新的感觉。全家六口人，一人一套衣裤就是十二件，还有破鞋破袜子也要补呢。那时补丁可不是“风毛麟角”，而是邋遢人身上的虱子，摸摸就有一个。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袖坏了，衣肘破了，衣领撕了，都得补。

母亲先从父亲的补起。母亲不是毛糙工匠，她仿佛无师自通地懂几何学，思忖着补丁该剪成什么形状，才正好配上那窟窿；她又得像懂美学一般，思量如何让补丁的颜色与原衣和谐。剪刀在她手里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摊在桌上的破衣被翻来覆去，转来转去，母亲像严谨的科学家在计算一些重要数据。母亲的手在寒气中早已麻木，指尖碰着针尾都没了知觉，得用嘴唇含一会儿才敢穿线。脚也冰凉，不由自主地在地上轻跺。手臂凉了，她就弯弯手臂；身子凉了，她就用手捶捶，捶打又能生出多少热量呢？外面狂风在野蛮地怒吼，室内冷空气在固执地流动，在拔你的暖，再塞给你寒。这时母亲拿起一根针。十二件破衣就能铺满冬天，铺满破衣的冬天威逼母亲不停地穿针引线，捏着寒冷，那寒那冷像夏天吸附于大腿上的蚂蝗，死死缠着她，甩也甩不掉。

衣服补好了，母亲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母亲要为每人做一双新鞋。不能全身新，至少脚是新的，脚新根就新，步伐就新。母亲每晚坐在床头戳针、拔针，再戳、再拔。鞋底像块砖头，像块铁板，虽是布的，但是又硬又凉。母亲用针箍顶，用牙咬，还得防针断肉破手流血，防不胜防。母亲手上的针眼像青春痘，拦也拦不住，不注意就冒出一个。母亲手上的针眼仅是小菜一碟，还有冻得裂了的不少口子，像长久干枯的田地裂的缝那样又宽又深。但不能袖手不干，一双鞋还没做好呢，怎么办？听人家的经验，将松香放在煤油灯上烤，烤化了滴在破裂的手指缝里。母亲照办了。滚烫的松油扑向带血的红肉，嗞地一声，母亲的手微微一缩，随即又伸向松油，哪怕是老虎凳，母亲也不肯回避，她只要还能纳鞋底。

当一双双鞋整齐地排放在一起，当新年虽穿着补丁衣，但脚上穿着新鞋时，就像野草，我们在新年又一次碧绿。

纳鞋要硬劲，洗被子靠软功夫，在水里不断地扯。冬天的水咬手，母亲做好了被咬的准备，一天洗一床。母亲的手先冻得通红，像一只只红萝卜，继而又发烫，生痒。母亲不理睬它，把衣袖卷得更高，跟长长厚厚的被子作拉锯战，跟刺骨的寒冷作拉锯战。母亲上身淌汗了，可下半身却发凉，母亲成了一头冷一头热的怪异动物。母亲手上的裂口更深了，牙冻得松动了，嘴巴浮肿了，吃饭喝粥都疼。但母亲说，不管它，洗被子又不要嘴洗。你一关心它，它就撒娇，耍无赖。

“好，你还嘴硬，嫌疼不够，是吧。”疼跟嘴较上了，疼让妈妈嘴不能吃东西，脸肿成个大胖子。母亲又听人说，以毒攻毒，喝凉水呛它。呛了一开始好过些，可后来更疼。有人说，用热手巾焐，一开始舒服，可后来竟没感觉，脸更肿了。

还有人说，含一口酒在嘴里麻痹它，含了，疼却很顽固，不肯退让。母亲说，没功夫搭理你，被子洗完了跟你算总账。

被子洗完了。母亲说：“我倒洗起瘾来了，把小桌子、碗柜、锅盖都搬出来洗洗吧。”我们也插上去帮忙，母亲说：“跑开去，弄潮了冻着了不划算，妈妈冻惯了无所谓。”

但是妈妈却也冻得发烧了。妈妈就带着浮肿的脸，发齉的鼻子，每天喝几碗热水，病魔竟悄悄地退了。妈妈说：“不要我算总账，它们识相！”

冬天再犟好像犟不过母亲。

妈妈把冬天缝补得整整齐齐，清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崭新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