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乳汁

我离开村庄快四十年了，好多事情像斑驳的老树皮，干了，皱了，朽了；像墙后的石磨，老了，豁了，长青苔了。但我又觉得，我是一尾离开一条河流，游到另一条河流的小鱼，只是换了河流，并没有离开水。水仍滋润我，仍映出我清晰的倒影，仍给我温柔的记忆。

世宗三伯就长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放学回家的路有若干条，但一段时间后，我们喜欢打三伯家门口走。这其实不是一条最近的路，但仍是孩子的我们觉得这是一条最有趣的路。

三伯是一个神秘的老头。全村的叔伯手里拿的不是大锹，就是钉耙；不是扫帚，就是箕畚，而他手里拿的却是一个小本本和一支笔。全村叔伯说的话我都懂，而他说的话好听却不大懂。全村的叔伯看到我们说一两句就完了，而他能像老师一样和我们长谈。他大大的、团团的脸，长满了坚硬的胡碴，但笑起来，像梨花擦着桃花，弥漫着软软的善意，他比老师还和气。我常看到他在村里走，笑嘻嘻地跟这家聊聊，和那家唠唠，我以为他是村干部。问家人，家人说，他姓王名世宗，说话像“孔老二”，文绉绉的，我们该叫他三伯。于是，上学放学，我们选择走三伯家门口走，想猎点新奇，感受那份和蔼。

一年，临近过年下着大雪的一天，他跑到了我家，跟我父亲拉家长，他问：“和二伯（我父亲王世和，排行老二），今年曾蒸糕啊？”“糯米紧张，今年没有蒸。”我父亲说。“和二伯，细小的，一年到头，就巴望个过年；过年了，巴望个团啊糕的呢！”父亲无言。沉默了一会，三伯说：“走，今天我家蒸糕，我带还四伙（我小名）到我家去吃糕，吃个饱。”说完，就俯下身来驮我。

我毫不客气地爬上了三伯的背，三伯边驮边和我聊天，我看到三伯呼出的热气变作浓浓的白雾，像烟囱喷出的炊烟。我还看到三伯的头发上、褂子上、裤子上也积满了白雪，他像一头大绵羊。

突然，一个踉跄，三伯差点跌倒，但他还是紧紧地用双臂反夹着我，摇了几下，最终稳稳地定住。原来，那时农田进水、放水口子多，而大雪连下了数天，大概已有尺把厚，遮蔽了口子，三伯踩进其间，一下子“失重了”。

三伯就这样吐着“炊烟”，像灶头吐着家的温暖。他躬身驮着我，在坑坑洼洼中走了大约两里路。我不知道三伯累不累，只见他的颈脖里竟像水透了冒出袅袅的热气。到家后他立即把我轻轻放下，像放一篮子鸡蛋那样轻轻地。放下我，帮我掸了头发上、外衣上的雪，然后就连忙拿碗拿筷子，从腾着满屋子热气的厨房里，夹来了热气腾腾的蒸糕。“吃吧，吃吧，别烫着。”我用筷子搛了一块，夹成四小块，扔一小块嘴里，很烫，用舌头把糕左贴右挑，稍稍降温后，三嚼两咽，囫囵吞下。蒸糕的粘和香立即从喉到胃画出一条暖暖的线。如此炮制几次，很快，几块蒸糕下肚，饱了，心也暖了。“民以食为天”，三伯让我残破的天不再残破，让我的天有天的模样，三伯，您是补天的神仙。后来，我当教师讲杜甫忧虑民生的诗，不知什么原因我脑海中常浮现出我三伯的身影，他是农民，估计没读过杜甫的诗，但我肯定他有杜甫一般的诗魂。

三伯晚年常住女儿家。一天，大约是他九十岁那年，他又出现在了村庄，他仍是笑嘻嘻的，但他的那个笑不像梨花那么嫩而显，有点像野菊花，老而淡。大家争着跟他唠家长，问寒暖，他还像往常那样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地跟大家拉话。大家都说，三伯精神头好，再活个十年八年没问题，一百岁有希望。可第二天三伯就“驾鹤西游”了。村里人说，他原来是来“辞路”的。这个老骨头，临死还不忘自己的小村庄。他的离世，我还是后来听大哥讲的，我心里本盘算他百岁寿辰，作诗一首呢。现在，只能默默地在心里三鞠躬，郑重地。

三伯像流星一样划过天空，却照亮了我心中的兰姑奶奶。

小时候上学总是沿大河边一条大道，道下有一座茅草屋，那时茅草屋多了，也没太留意它，习以为常。

一天上学，我一个人走的。茅草屋旁站了一位奶奶，头发梳得油光光的，后面盘一个髻，抄着手，慈眉善目地站在那儿。我没有奶奶，我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奶奶。于是我叫了一声“奶奶”，又补充地问道：“你吃过了吗？”奶奶就也问候我，说：“吃过啦，宝宝去上学啊。” 这是村里人遇到了正常的礼节。

又一天放学，经过这座茅草屋，奶奶又站在路边，看见我，说：“大智啊，这是奶奶炒给你的豆子。”说着，递给我一只玻璃瓶，瓶里装满了炒熟的黄豆。黄黄的黄豆，一个挨一个地挤着透明的玻璃瓶子，像美术图案，好看极了。那时黄豆可是很稀罕的零食，回家我就把故事说了一遍，问妈妈那个奶奶的姓名。妈妈说，她也不知道她的姓名，村里人都不知道，她是一个外来户，没有男人，也没有孩子，大家都叫她兰姑奶奶。从此，我也就叫她兰姑奶奶。

后来母亲说：“你也带点东西给兰姑奶奶。”于是母亲就拔了门前几颗萝卜，磕掉泥土，找了个旧布袋装上，我带给了兰姑奶奶，兰姑奶奶笑着收下了。

又一天放学，兰姑奶奶又站在路边。等我走过来，她又递给我一个瓶子，瓶子里装的是炒好的蚕豆。她说：“大智啊，这是奶奶炒给你的蚕豆。”我接过来一看，炒得真好，蚕豆没炒黑，还绿生生的，那绿好像要透过玻璃瓶泼到我身上。看看就饱了，何谈吃！

后来啊，我还带过山芋、白菜啊什么的给兰姑奶奶。兰姑奶奶说：“以后不要带，我长着呢，你留了自已吃。”

等我跟兰姑奶奶熟识了之后，放学的时候，口渴了，就我会弯到兰姑奶奶那里喝水，兰姑奶奶就像给自己的孙子舀水一样欣喜，用扣在缸盖上的水瓢舀水端给我，我一饮而尽，抹抹嘴也不说谢谢就走了，但兰姑奶奶好像做了一件大事一样的愉悦。

天冷的时候，跟奶奶要水，她就连忙拎来家什柜上的茶瓶，拿只碗，倒水，端给我。“别烫着。”然后，她什么也不说，就笑眯眯地看着我喝水。

多次去玩之后，我发现兰姑奶奶两间小屋，外面当厨房，里边是卧室。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

一天放学，正准备到她那喝水，突然听路上人说，“兰姑奶奶疯了！疯了！她背着被子喊：‘儿子——儿子——’，那声音就像钝锯子拉硬木头叫人难受。”有人说，兰姑奶奶原来是有男人的，也是有孩子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男人和孩子先后都死了，她心冷了，也不想再嫁人了。她疯了，又念叨起儿子。

兰姑奶奶当然没走成，村里人拉着她，说：“好，找儿子，找儿子，今天晚了，明天去。”说着，把兰姑奶奶的被子夺过来，扛了回来。

兰姑奶奶清醒了一些，好长时间不说话。别人问她什么，她也不答，只是默默地瞪大了呆滞的眼。好心人要帮她烧饭，她说：“我不要你们烧，不要你们烧。你们烧的饭里有毒。我要大智烧，大智烧饭，我才吃呢！”大人们都走了，我和同学熊加汉、鲍玉书等几个伙伴尝试着淘米、放水、烧火、煮饭，记得烧好的饭有点生。但兰姑奶奶吃了，她不嫌生。我们都很高兴，兰姑奶奶都吃饭了，不想儿子的事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兰姑奶奶又背着被子说要去找儿子，被早起的村民拦住，帮她扛回被子。

后来兰姑奶奶隔几天清醒，隔几天糊涂。我站在圩边看到兰姑奶奶屋旁翠绿的豆苗变黄了，她原来一贯梳得油光发亮的头发现在乱糟糟地蓬着，原来的慈眉善目变成现在的呆若木鸡。我都不敢一个人到她那喝水、玩耍了。噢，后来，我曾喊过她奶奶，但她痴痴的，慢慢地转过头，朝我看看，未答应。

奶奶可能真疯了。我的心砰砰砰地直跳。

后来一天中午放学，突然听人说兰姑奶奶死了，我的心猛然地咯噔一下。又听说，兰姑奶奶是五保户，队里为他做了斋饭。大人小孩都可以去吃，我也去了。有的人在埋头扒饭，有的人在流泪，有的人在说说笑笑，就是没有人哭她。我头脑中尽是兰姑奶奶的黄豆、蚕豆、慈眉善目、痴痴呆呆的眼神，我的几滴泪掉进了白米饭里……

兰姑奶奶像秋天的银杏叶从枝上跌落，鲍发如却像冬日的芦苇，摇曳在清水之湄。他高高的个子，顶着一头白发，身影像极了芦苇。他是来自遥远《诗经》里的芦苇。

小时候我家旁边是大片农田，劳动疲乏或遇到突然下雨，村民们就会到我家歇脚。我家小房子堂屋左边有张睡柜，大家就都坐在上面谈笑。鲍发如也坐在上面。他个子大，一米八几。他逗我玩，笑着说：“还四伙儿（我小名），你把我推了倒下来，我就给你五角钱。” 说完，还从裤袋里掏出五角钱在我眼前晃一晃。你要知道那时一只烧饼二分钱，五角钱就是二十五只烧饼；如果买糖，一分钱两颗，能买一百颗糖，一天吃三颗，能吃一个月。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诱惑啊。

我就扑上去用力一推。鲍发如没倒，我被一撞猛地挡回，反而差点跌倒。小孩子虽小，但是往往不服输。我“卷土重来”，又扑上去，用力推，被挡回；再扑上去，用力推，又被挡回。坐在一旁的人都笑，劝我：“还四伙儿，你那么小的个子，怎么推得动他呢？”众人又转过去，对鲍发如说：“你这么大个人了，欺人家细小的做什么呢？” 鲍发如嘿嘿嘿地笑。

突然，直觉来帮忙了，力学来帮忙了，哲学来帮忙了，它们坚决地站在小孩子的一边。我直觉地感到如果先拉他一下，他会反抗后仰，他后仰时趁他不注意再猛地一推，他定会倒下。一想到此，我立即实施，果然奏效。多少年之后我还知道了，这里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有推与拉的辩证法。鲍发如被推倒，他又哈啦哈啦地笑，很爽气地把五角钱掏给我。我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知道礼让。上世纪七十年代拿工资的一般也就一个月二十几块钱，五角钱对农民来说，也是大钱。鲍发如如此诚信，令我现在想来仍很感动。

我曾数次到鲍发如家看燕窝，他都把我当贵客一样地接待。一次去他家，他正在堂屋中支起的大桶里放热水，准备洗澡，室内热气腾腾。他听了我的来意，停止了洗澡，指着叽叽叫的燕子给我讲它们的窝，讲它们的孩子，讲怎样等它们的粪便，讲如何清理它们的粪便。他像个博物馆的讲解员，细致、认真、热情，连水凉了也不顾不上。一个大人，把小屁孩的事如此当真，他骨子里把对孩子的关切放在首位，他一直坚决站在小孩子一边，他当然是个大好人。

从小到大，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他脸上总敞着微笑。他的心里有花一样的善意，他的行动如花一般的可爱，如《诗经》中的“思无邪”。鲍发如不懂《诗经》，但他肯定是《诗经》中的一首，对么？

鲍发如这株《诗经》里的芦苇，让我总觉得，王港小村的泥土里，好像盛产诗——比如圩上做烧饼的大洪哥哥，就是一首暖人的乡土诗。

一天，放学回家，闻到房里一阵饼香，我问：“妈妈，我闻到一股饼香，哪来的饼？”妈妈说：“馋猫鼻子尖。圩上那个做烧饼的大洪哥哥送的。他说，人家小孩都到他饼店赊饼吃，你一回都没赊过，他夸你懂事，特地送了十只烧饼给你。”这可是个大礼啊。我跟大洪哥哥说话不超过十句，他却如此细心地关心一个孩子。大洪哥哥，他不是生意人，或者说，他是生意人，是儒商。我为我们这个小村能有这样的人心要暖上一辈子。如果连带大洪嫂子，就要暖两辈子。

这得从一次拜年说起。那时拜年最好的东西大概就是糖，次一点是炒蚕豆，再次一点就是麻花、炒米之类的。我拜年拜到大洪嫂子家时，她毫不犹豫地要拿糖给我，是那种包装纸就很诱人的牛奶糖。但是，这时她很小的三儿子就哼，就哭，就闹，阻止妈妈，他舍不得那糖，他要留着自己吃。于是大洪嫂子就哄他，然后去捧炒米，趁她儿子不注意，在里面放了两块糖。她宁可违逆自己亲儿子的意愿，也要让一个外人的孩子得到一份甘甜的享受与快乐，这对小孩是多大的尊重与呵护啊！她让乡风陡然地更加淳朴与芬芳，大洪嫂子朴素地伟大着。

小时候，我不懂看相，其实现在也不懂，但会凭直觉看人。现在看看大洪嫂子，大大的脸上总泛起憨憨的笑。那张脸，就是敞亮、善良、纯朴等许多民间优秀品格的一个“总集合”。我前些时候回老家还看到她，她的笑还是那么憨，她守住了乡村的某种灵魂，不经意间示范着某种道德的高地。大洪嫂子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体检下来啥毛病也没有。我祝愿她长命百岁。

我童年的苦难能嚼出甘甜，我小屋的暗夜能看到曙光，就是村庄的叔婶们，亲人们，用真用善用诚，跟上苍讨要而来的，跟老天兑换而来的。

多少年来，村庄常在我的心头萦绕，常在我的梦中安歇。每一次的萦绕都是一次救赎，每一次的安歇都是一次新生。它像夜草肥了牛，像早虫饱了鸟，像母亲的乳汁滋养了我。我沐浴的所有风不源自别处，都来自村庄；我呼吸的全部空气不来自别处，都来自村庄。我感受的所有幸福，根不在别处，都在村庄。村庄啊，我甘甜的乳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