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罩山的风

六月间，风从天罩山深处沿着溪谷吹来，在山脚下的村庄稍作停留，便迎面碰上了教堂飘出的余音。教堂内，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神父刚为信徒做完祷告，微风拂面，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逐渐隐去。教堂外，细雨点微尘，黄牛在田垄上懒散，白鹅在聒噪。在这五亩之地，依旧是鸡犬相闻，采桑种麻的田园风光。不知从何时起，远道而来的天主福音就这样与湘中深山里的桑麻农话隔墙相望，宛如细雨润无声。

风土有异，人情常怀。身为后乡人，我对天罩山的印象，源于家中的两位老人，一位安静而慈祥，眼角带着平和的微笑，每有家中晚辈前来，他会默默地烧好柴火，泡好茶，帮忙切菜、端菜、却不会主动上桌。虽然不苟言笑，但是举止能给人一种深沉的宁静。他成了这个家，却好像不当主角，好似谦谦君子、如琢如磨。而另外一位，则是中国农村妇女的经典映照，生活早早地压弯了她的腰，伛偻的身躯却不妨碍她脸上热情地笑容，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慈爱，就像她胸前佩戴的十字架，明亮而温煦。两位老人勤俭朴素，家中的神龛上，供奉着天主和圣母的画像，两盏长明灯闪着微光，昭示着他们的信仰，而这样的信仰，在天罩山村并不少见。

那么，一种源自欧罗巴高傲雪山的“普世价值”，是如何远跨大洋，来到远东腹地的雪峰山脉，隐入一个男耕女织的普通农家的？其中的宏大历程，恐怕不会亚于人类诞生之初的迁徙史诗。那就试着去找寻答案吧，或许就藏在天罩山的风里。

沿着岐山仑的土路蜿蜒而上，天罩山的面貌初现眼前，山体磅礴而紧凑，高大的主峰直耸入云，两座侧峰依偎两边，神似坐北朝南的将军营帐。三座山峰依着溪谷平原拔地而起，承接着雪峰山脉雄奇地气，与北面的芙蓉山，西边的大峰山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守卫安化东大门的群山体系。步入其中，山石崔嵬道旁，松林茂竹映带左右，鸟鸣声不绝，偶见山中散落的人家炊烟，疑是晋中桃源，也曾有人在山上发现过长近三米，壮如大臂的蛇蜕，也昭示着山高或有灵。如果韩愈再生，恐怕又会写出“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的瑰丽诗句。可惜，这次手袂汉云分天章，将这一片净土拉入文化版图的并不是韩老夫子，而是来自遥远的斯卡迪纳半岛的挪威人。

史记，一百二十年前，也就是1905年，来自挪威、瑞典的传教士原老牧师和倪老牧师建立了基督教湘中信义会天罩坪区分会，并以此为基地，在湘中的广大区域开始了基督教的传播。后来，来自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传教士接踵而至，传教士们在天罩山顶建起了教堂和别墅，把天罩山当作了临时的家国故土。他们在这里祝福着天主、旅游休憩、品尝着大福坪、仙溪的土鸡、吃着野生的猕猴桃，开展夏令营，并探讨着如何进一步传播天主的福音，俨然是一片天国乐土。而山下，又是另外一派景象，在清末那个昏暗的年代，当时的大福人恐怕根本来不及抬头去聆听教堂里飘来的声音，那种文化离他们过于遥远，远得天主听不到他们的民生疾苦。

可是，文化的可贵就在于有着包容的韧性和广泛的生命力，就像在雨后的土壤中播下了种子，总会有那么几颗会吸收广阔大地的养分，长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讯息。一百年前的一天，家住大福坪的刘福臣接到了传教士的消息，说是因教会的宣讲要求，邀请他去拍摄一张照片。于是，这位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换好新的长褂，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在与挪威牧师简单行礼后，他整理了一下衣冠，站在照相机前留下了一张略显拘谨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双嘴微含，额上皱纹压低了略微稀疏的眉毛，眼神却坚定地望着前方，这是一张在如今大福农村随处可见的老农的脸。然而，这是在1926年，那时，中国近代教育才刚刚起步，乡村教育的先驱陶行知还在美国攻读博士，在偏僻的安化大福农村，一位八旬老人却默默和家人一起加入了基督教会。我想，这固然有关于宗教信仰，但是更多的是关于文化的依存，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遇。

世纪光阴已过，早已换了人间。在临近山顶的荒草堆中，依稀可见挪威人留下的遗迹，青石板的碎石互相堆叠，保存相对完好的地基仍然嵌入了泥土，芳草萋萋，在山顶的晚风中默默风化。从留下的照片中，依然可以看到当时建筑的全貌。建筑多采用南方农村常见的青石，以黏土相砌，一层布局，套房相连，门窗高大，屋顶覆盖了整个地基，由多立克式的柱子相连，很有“中西结合”的风味。触摸着那些干裂的印记和斑驳可见的洋文，我不由得联想起了书上的圆明园遗迹。同样是“一片白茫茫里，真干净”的红楼梦式结局，但与圆明园残骸警示出的是野蛮和冲突不同的是，我更愿意将天罩山的断壁残垣理解为一种文化的拥抱与分离。

不妨将时间再往前三百多年，在满清攻陷北京的十七年后，清圣祖康熙正式登基。根据历史的记载，这是一位非常好学且精力充沛的皇帝，不仅学通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更对于天文、数学、工程机械等当时的西洋学科颇有研究。而带给他全球视野的，就是一群远跨大洋传教的传教士。根据历史学家的整理，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深受康熙信任，从皇室成员的教育和医疗，再到《尼不楚条约》签订这样的国家大事，都有传教士的深度参与。康熙的信任是基督教得以在近古以后的中国广泛传播的起点，从此，中国的文化又多了一份包容的气度。直到“礼仪之争”再起，面对着不可一世的教皇，康熙以雄主之姿果断拒绝了“中为西用”的要求，以一纸红票在宗教领域划出了界限，也在向西方世界释放出了强烈信号，中国的文化体系在有着恢宏气度的同时，也有着极为强大的主体性，是外来文化不可撼动的。基于此，暮年的康熙亲手关闭了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大门，透过大门一眼瞥去，他看到了清朝的落后，也十分清楚传教士带来的近代文明的力量，但作为封建帝王，在满清“防汉甚于防洋”的政治逻辑下，他也只能如此。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已经日落西山的清王朝再也关不住国门，管不了传教士，终于，一场裹挟着基督教义与民间信仰的农民起义瞬间爆发，将满清送上了不归路。然后，才有了我们熟悉的晚清风云，和汉人权臣“死不奉诏”的政治底气，也间接为民主革命开辟了先路。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臆断，基督教见证了满清的兴起与衰亡，它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细腻，天罩山晚风吹来的福音里，有着我们可以细品的历史。

走下天罩山，老人的笑容依旧和善可亲，胸前摆动的十字架犹如一口摆钟，数着山中绵密的细雨。回过头来看，戎马倥偬只是历史的一瞬，山下的普通农家们，或许不知道教堂与神父的前世今生，却也很自然地将他们接纳在桑麻农话，家长里短当中，天罩山的雨仍纷纷而下，风里的福音中有“农务各自归”的生活，有“闲暇则相思”的悠闲，更有“言笑无厌时”的洒脱，这就是文化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