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成飞
网站用户
我的小学时光是在一所朴素的村办学校中度过的，学校的名称简单而直接，它由我们村的村名“魏楼”加上“小学”二字组合而成，这便是“魏楼小学”。乍看之下，这个校名似乎显得有些过于直白甚至随意，然而，它却并非简单的称谓，而是承载了一段深厚的历史记忆。这所学校，以及以我们村命名的“魏楼生产大队”，实际上是四个村庄——魏楼村、李楼村、王宝玉村以及西齐坊村——共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与缩影。当时，魏楼小学和魏楼大队之所以选择将驻地设在我们魏楼村，并非因为我们村在人口规模或土地面积上占有优势；事实上，若从这两方面进行衡量，我们村在四个村庄中仅仅位列第三，并无任何突出的先天条件。其根本原因在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性——我们村的村后便是连接聊城与台前的重要省级公路，这条交通动脉为行政管理、人员往来和物资集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使得我们村成为了一个相对理想的中心点。因此，这个看似简单的校名背后，实则蕴含着特定历史时期下，基于实用考量的区域布局与共同体生活的印记。
另外，自现代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并发展以来，以学校所在地来命名教育机构的现象，并非仅仅局限于民办小学这一特定类型。放眼全国范围，采用所在街道、胡同、社区乃至某个具体地标作为学校名称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相当普遍且历史悠久的命名传统。如果进一步追溯中国教育发展的漫长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书院以所在地命名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例如历史上声名显赫、影响深远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等，都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这些书院往往与所在地的地理、人文环境紧密相连，其名称本身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对于那些自创建以来，历经岁月变迁而依然存续、并持续发挥教育功能的学校而言，将它们比作是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活化石”，是颇为贴切且毫不为过的。它们不仅见证了教育形式与内容的演变，其名称本身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反映地方历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令人深感惋惜的是，魏楼小学在我毕业后的岁月里，经历了两次停办并最终被撤销的命运。具体来说，这两次停办分别发生在我离开校园的次年以及十年之后，即1992年与2002年。这所学校在漫长的时光中，曾肩负起启迪周边多个村庄数代人智慧的重任，它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深深融入了这些村落的历史文化积淀与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成为连接各个村庄的情感纽带与社区核心。
学校首次停办的直接原因在于办学经费的严重匮乏。在停办之前，魏楼小学的校园内共有十二间用于教学的教室，当时依然沿袭着小学五年制的教育体系。全校总共有七位老师，他们共同承担着从育红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前班）开始，共计六个年级的全部教学任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校长本人也同样站在讲台上授课，并非只负责行政管理工作。
这七位教师全部属于民办教师编制。如果不去严格考究建筑学上的布局规范，这十二间教室的整体排列大致呈现出一个倒置的“品”字形结构。其中，后排一溜整齐地建有八间教室，而前排则分布着四间，左右两侧各两间。在这些教室中，除了一间专门用作育红班、另一间作为教师办公室之外，剩下的空间被平均分配给各个年级，确保每个班级都能拥有两间教室。
所有的教室都是简单的平顶结构，四周的墙体由泥土夯实筑成，屋顶的构造则更为朴素，是由木梁、竹竿、茅草层、防雨的塑料布以及三合土等多种材料层层叠加铺设而成。尽管这些教室看起来十分简陋，但它们也并非在同一时期建成。从门窗的尺寸规格和所使用的木料材质可以明显判断出，前排那四间教室的建造年代，要比后排的教室至少晚上五年。几乎每一间教室的屋顶，都面临着每年或隔年就需要进行一次修补维护的窘境。
由于我的父亲是一名从事建筑行业的小包工头，并且早年还在大队部担任过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他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手艺、在乡里乡亲中公认的良好人品以及较高的威望，学校大大小小的修缮工程，包括垒砌校园围墙在内，每一次都会委托给他来负责。我父亲为人实在，做事认真，每一次都圆满完成了任务，从未辜负大家的期望。在这个过程中，他甚至常常自己先行垫付不少工程款项。
父亲垫付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支付给参与建设的村民工资。这样前前后后多次的垫资，直到学校最终停办，也没能顺利收回。后来，历经了好几届村委会的努力，通过抵扣农业公粮和村级提留款等特殊方式，才在多年后逐步结清了这笔欠账。然而，到那时，魏楼小学的学生早已分散到周边各个村庄就读，教室的屋顶也大都坍塌损毁，那段临近水塘修建的西侧院墙，整体倾斜陷入了水坑之中，整个校园荒芜破败，逐渐变成了对方柴草的打麦场。更让人感到痛心的是，那些从废墟中露出的半截檩条、悬垂的竹竿，甚至包括一些尚且完好的门窗，都被不少村民陆续搬回家中，充当了搭建鸡窝、修筑牲口圈棚的材料。
金钱的损失或许可以计算，但其中蕴含的情感与付出却无法估量。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对那所仅仅与我家一路之隔、先后教育了我们父子两代共三位家庭成员的学校，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然而，即便个人的情感再深重，面对教学器材日益短缺、教师陆续辞职离去、学生生源不断流失的严峻现实与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周边几个村庄的村委会都感到束手无策、回天乏力。我的父亲，也只能怀着满腔的遗憾与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这所他付出过心血的学校一天天地走向衰败。
作为魏楼小学最后一届完整接受了小学阶段系统教育的学生，在学校停办之后，每当我看到那片日益荒凉、残破的校园景象，内心总会涌起复杂的感慨。当然，在那个时候，以我尚且浅薄的人生阅历，还无法真正深刻地体会何为“触景生情”，那些感慨大多只是停留在单纯的不理解与深深的惋惜层面。
时间到了1996年，山东省石油防空办公室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了魏楼小学所面临的困境，随后他们通过县教育局，向村委会捐赠了一笔五万元的建校专项资助款。平心而论，如果不刻意追求学校的规模与标准，即便是在当时经济更为滞后的西北或西南偏远地区，仅凭五万元想要建成一所小学也必定是杯水车薪、捉襟见肘的，更何况是在地处中原的鲁西地带。不过，有资助总比没有强，而且这件事也成功引起了县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很快，村里就以这五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后来又卖掉了校园内的二十多棵已成材的大树，凑齐了重建学校所需大部分费用。
必须承认，当时的村委会为了重建学校，确实是倾尽了全力。那些从旧校舍拆除下来的砖瓦、院墙的残料，哪怕是还能使用的半块红砖、缺失了窗棂的窗框，以及被风雨侵蚀多年的旧檩条，都被尽可能地利用起来，成为了建设新校舍的材料。对于前来参与建设的村民，村委会采取了一种“半包半雇”的灵活方式——即支付一部分现金作为报酬，另一部分则允许用将来应缴的村级提留款进行抵扣，从而巧妙地解决了人工费用的支付难题。
两个月后，魏楼小学在原址上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矗立起来。原本那个不规则的倒“品”字形布局被调整，去掉了前排的两个“口”字形区域，腾出的空地由北至南依次规划成了运动场地、升旗台，两块绿化区域被一条两米宽的砖铺道路从左右两侧分隔开来。学校的校门也从原先的朝南方向，改建为朝向东方。并且，在新校门左侧靠近门楣的墙面上，郑重地嵌入了一块用黑色大理石制成的、刻有校名的门牌。
倘若要叙述得更为详尽一些，重建后的学校规模实际上有所缩减。原本完整的小学五个年级，在新校舍中只保留了一至三年级。这就意味着，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们，不得不像四年前他们的学长学姐们一样，需要前往外村的学校去完成剩下的小学课程。
至于那块黑色大理石门牌，它不仅仅是一个标识，更像是一个无声的见证者。门牌上的文字自上而下依次铭刻着：魏楼村希望小学，由山东省石油防空办公室捐资兴建，落成于1996年5月27日。
“希望小学”这四个字，在我读初二那年，初次从电视荧幕上看到时，我一直以为那是只存在于偏远山区的特殊学校，未曾料到，不到三年之后，它竟然真切地出现在了我家门前，成为了我日常生活视野中的一部分。
那一年，麦收季节来临之前，我静静地站在大门外，透过坚固的钢网围栏，久久地凝视着校园内的每一寸土地——那刚刚萌发的一草一木，那一排排整齐的教室，以及摆放其中的各类物件，我努力地试图在其中寻觅过往熟悉的痕迹。然而，眼前所展现的却是一座全新的、光鲜亮丽的校园景象，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与我记忆中的模样相隔甚远，没有一丝一毫的亲切感，令人感到陌生而疏离。
当我缓缓收回凝视的目光，不经意间抬眼，再次看到那块静静悬挂的门牌时，一股复杂难言的情绪——夹杂着怀念、失落与感慨——再也无法抑制地从心底翻涌而起，瞬间淹没了我的思绪。
永远也再见不到了，那些曾经扎根在校园里的每一棵树——那些高大挺拔、枝叶繁茂的梧桐树，那些枝干虬曲、姿态各异的槐树，那些苍劲古朴、历经风霜的榆树，还有那棵孤零零生长在校园西南角落、树形奇特而显眼的旱柳——它是整个校园里唯一的一棵柳树，默默伫立了许多年。在我求学的那些岁月里，它们那宽广如盖的树冠曾为我们遮挡烈日与风雨，也在课余时光里为我们提供了嬉戏玩耍的天然乐园。每年盛夏时节，它们更是屡屡带给我捕捉鸣蝉的惊喜与快乐；而每当上课前或放学后，来自附近各个村庄的学生们常常聚在树下，不仅玩耍交谈，还会为了学校该以哪个村庄命名、各村之间的地界又该如何划定等话题争论不休——这样的争执从建校之初便开始，一直到学校第一次停办的那一天，都未曾真正平息过。
令我深感懊悔与遗憾的是，上述这些鲜活的场景与细腻的感受，并非当时即能体会，而是在我离开校园多年以后，随着人生阅历的积累和认知能力的提升，才逐渐将记忆中零散的片段一点点拼接、还原成一幅完整而动人的画面，让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些平凡日子里的珍贵。
记忆中的事物总是美好而令人回味，仿佛蒙上了一层温暖的柔光；然而现实中的存在却往往难以抵挡时代洪流的冲刷与改变，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规律。我所经历的这所校园的逐渐没落，其实并非孤例。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小学的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约105万所的历史顶峰，之后便呈现出持续减少的趋势。到了2019年，全国农村小学仅剩下大约10.5万所，而如今，这一数字又进一步大幅度缩减，显示出乡村教育格局的深刻变迁。
与旧日校园一同渐渐消逝的，还有那些曾经充满生机的村庄。另有数据显示，1985年时，中国尚有386万个自然村，而预计到2025年，自然村的数量将减少约150万个，行政村的数量也减少了接近50万个，这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与乡村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数量上的减少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消失”，而是在更宏观的规划层面上，对原有分散的小学和村庄进行了合理的合并与重整，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毕竟，那些扎根于乡土、传承了数百年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以及教育传统，早已深深融入人们的血脉与意识之中，它们会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调适与创新，继续以新的形式延续下去，并不会因外部的变革而轻易湮灭。
1999年，魏楼村的这所希望小学，在乡村小学与村庄格局演变的时代浪潮中，如同昙花一现般，再度迎来了解散的命运。历史仿佛重演，原本可以就近入学的孩子们，又一次不得不面对重新选择学校的现实困境，他们的求学之路也因此增添了变数。
这一次的解散，也终于将围绕校名归属而“争执”了十几届的旧日话题，彻底定格在了各自渐行渐远的记忆里，成为一段再也无法续写的往事。
至于“魏楼大队”这个带有鲜明集体所有制烙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实早在我踏入小学之前，就已随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进，悄然淹没在历史改革的洪流之中，成为了一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