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爷”剪头

我生在贵州安龙的一个小山村里。小时候，村里对父亲的称呼五花八门——“伯”“爷”“爹”“爸爸”，喊“爸爸”的反倒少。大多数人家只用一个字：“伯”或“爷”。这些称呼和喊伯伯、爷爷的发音不一样，声调也不同。我从小喊父亲，就用一声平音的“爷”。

老家管理发叫“剪头”。“爷”就经常对我说：“来，幺儿，头发长了，给你剪个头。”那时从没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对，更不曾想到它听起来竟有点吓人。直到昨天，我给自己六岁的儿子理发，脱口而出说：“来，爸爸给你剪个头。”孩子一愣，满脸惊恐地望着我：“爸爸，你为什么要剪我的头？”我这才回过神来，尴尬地笑着拍了拍嘴，“呸呸呸，是剪头发，剪头发。”

“爷”有一把手动的推剪，年纪恐怕比我还大几岁。反正从我记事起，我和哥哥的头发都是用它理的。每次要理发，“爷”总爱选个晴朗的下午，在屋檐下或树荫里摆开阵仗。他先借来母亲那条旧围裙，仔细围在我脖子上，再拿出那把擦得锃亮的推剪，正面看看，反面瞧瞧，有时还用力朝刀口吹几下，才从我的鬓角开始推。冬天的时候，“爷”会先把推剪焐在手里暖一会儿，甚至贴在自己鬓边试试温度。这套准备动作一板一眼的，常惹得母亲在旁边念叨：“磨洋工。”

在我的记忆里，“爷”只会剪小平头，那种二寸长短的小平头，也是他自己几十年的标配。尽管准备得如此周到，“爷”那把推剪到底和电推子不一样。每推一下，总有几根“发坚强”没能被利落切断，我能清楚地听见发丝被生生扯断的细微声响。而且记得从小学起，每次头发剪得太短，总免不了被同学笑称“小和尚”或“劳改犯”。因为这些，我其实并不太喜欢让“爷”给我理发。

后来上中学，我和哥哥离家到镇上租房子住，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有那么多种发型。镇上有好几家理发店，逢赶集的日子，街边还会摆出许多理发摊子。那阵仗，和“爷”在家给我理发时差不多，只是他们会剪的发型多些。初中三年，我舍不得花钱进理发店，几乎把街边的理发摊尝了个遍。他们都没有“爷”那样繁复的准备程序，生怕耽误了下一单生意。手推剪在我头上快速地爬来爬去，每一次不经意的牵扯，也会扯断几根倔强的头发。街边的摊位，通常都没有镜子，要是碰到了不熟练的学徒，理发就像一场“豪赌”。有一次寒假回家，“爷”见我戴着一顶像漏网的帽子，似乎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也就是在那个寒假，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爷”突然翻出了那把许久未见的推剪，要我给他理发。我不得不努力地回忆着他那一套熟悉而又陌生的程序，拿着推剪正面看看，反面瞧瞧，也用力吹几下，正好想弄明白，那些年他到底是在看什么、吹什么。可能是那天的阳光不够明媚，除了几朵锈花，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那用力的吹气，倒像是为了完成一个例行的动作。“爷”把衣领内折，围上母亲递来的围裙，微闭上双眼，像是终于等到了一刻难得的休憩。当把推剪猛地贴到他鬓角时，看到他黝黑的脸颊骤然一缩，才想起还是忘了些什么。从没想过，在十几岁的年纪，会给自己的父亲理发，不知道他那历经风霜袭扰的发丝在我笨拙的动作间，会不会也有刺痛？我当完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爷”却翻箱倒柜找了很多东西，包括他那顶军绿色的帽子。

记得在那之后，不管是我高中还是大学期间，每逢假期回家，“爷”都会要求我给他理发。跟小时候一样，我在他面前通常很安静，聊天就像是一场全都是简答题的面试：他问一题，我答一题，给他理发这件事，却悄然成了我和他之间少有的沟通机会。方式还是不变，只是简答题渐渐变成了论述题，他会问更多关于学业和生活的事，我的回答也变得更具体，有时甚至觉得他讲的许多道理“没有道理”。没办法了，“爷”只能重复讲一些旧事，教导我一定要正直善良、诚实守信。讲得最多是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小时候玩火把茅草屋烧了，家里迷信，花了很多钱请先生来“扫火灾星”，把本该用于重建房子的钱花了，最后才发现是爷爷不小心点着的。类似这样简单的故事，他随口可以讲很多个，最后的总结都是一句话：“讲给你听，是希望同样的错误不要犯第二次”。

参加工作之后，虽然距离老家不过四十公里，我每年能回去的次数却不多，也就很少给“爷”理发了。去年春节，全家人决定去重庆旅游，“爷”虽早早起来准备，但还是和往常一样，没感觉他有多高兴。只是后来听母亲说，昨夜一直在问穿什么衣服，搭什么裤子。全家人各自收拾着，“爷”却拿着那面镶着木框的老镜子看了起来，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拿起来，不时又用手拨一拨额前的头发。我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镜子说：“‘爷’，我给您剪个头吧。”

那把尘封已久的推剪被重新翻找了出来，“爷”像见到了失散多年的老友，马上握在手里对着空气剪了几下。兴许是发现推剪手柄间的弹簧有些失灵，一边递给我，一边叹道：“老了，弹不动了”。接过推剪，仿佛时光倒转回到了儿时的屋檐下，所有程序历历在目。拿起来正面看看，反面瞧瞧，用力吹几下，然后握在手心里，从鬓角开始推起。

突然发觉，眼前的老头是那么陌生，满头银发像是结满霜雪的草丛。草丛前面的“黑土地”里，也不知被谁悄悄犁出了几道深深的沟壑。一根根白发，像稻田里被遗弃的稗草，东倒西歪。明明是上了年纪的推剪，收割起来却异常容易，我也可以像街边摊主那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剪完。那些对推剪正反面的仔细检视、那用力的吹气，不过是为了排除刀片间的发屑杂物，以减少卡住头发带来的刺痛。如今看来，来不及，也完全没有必要了。

这一次给“爷”剪的还是小平头，我也只会剪小平头。“爷”换好衣服，我给他拍了一张照。母亲像穿针引线般眯起眼，拿着手机放大看，笑着说：“剪了头，看起来年轻多了。”她或许想起了和“爷”初遇时的模样，那位刚从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战场回乡的军人，一位剪着二寸小平头的退伍兵。我没有读懂这位退伍老兵，没有读懂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也没有读懂他那繁复程序里的细致入微，才会因为旁人的碎语和不可避免的刺痛，而不喜欢小平头，但我不喜欢的，可能正是“爷”用一辈子默默坚持的东西。

现在，我坚持定期回老家，去给“爷”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