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张之洞

中体西用张之洞

王  定  芳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

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张之洞《劝学篇·设学》

1898年4月，张之洞《劝学篇》横空出世，在晚清的天空炸响了一声新教育发展的春雷，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大地上播下了“中体西用”的思想种子。

同年7月，清廷下发圣谕：“朕详加披阅，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1900年，美国纽约精心出版了乌特勒来基译本，更改书名为《中国唯一之希望》。乌特勒来基在书中这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张之洞《劝学篇》标志着“长时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英国公理会全国总会主席杨格非在序中赞扬张之洞为“今日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人，中国没有比这位两湖总督更为杰出的真正爱国者与有才能的政治家了。”

百年来的历史见证和实践例证，《劝学篇》不断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可，张之洞也随之受到社会的普遍公认——

张之洞，无愧为一位既破又立、由旧而新的大教育家，一位以文化人、以教育人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

一  同心

1898年，岁次戊戌。这一年的春天与往年有些不同。在东方大国的北疆，云层低垂，寒风劲吹，让人们一时难以找寻到春天的方向。

张之洞临窗凝视远方的天空，沉静地题诗纸上：“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对惜花时。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

戊戌变法的前夜，夜漫漫兮月难眠，风潇潇兮日不出。一边是帝党跃跃欲试，一边是后宫磨刀霍霍，另一边是列强虎视眈眈。善于洞悉时局的张之洞心急如焚，祈盼野火烧尽历史的枯枝败叶，让春风吹又生发出新的希望；心忧似水，但愿冬眠雪下的江水破冰而涌，再度涛涛东流。此时的张之洞，站在教育家的角度，首先想到的还是教育救国之路。他在《劝学篇》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念：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

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

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

“保国、保教、保种”，三位一体构建了张之洞教育救国的逻辑思维。这一逻辑思维的核心理念则是“同心”。孟子也说过：“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希望尊贵，是人们的共同心理。同心，就是共同的心理、你我的追求、大家的愿景。当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保卫国家、保住文化、保护民族，是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历史使命。“保国、保教、保种”，三保一体，系统思维，保教居其中，承前启后、上下联动，地位特殊、意义重大。

保教，承担着保国保民的职责。直面时局，张之洞有着自己深沉的思考，他接着又在《劝学篇·同心》中直抒胸意：“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张之洞坚定地发出了深沉的历史呐喊：

同心齐办，教育救国！

张之洞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两场战争，让他更加笃定了教育救国的战略路径和亲为实践。

——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战争爆发前一年，张之洞敏锐的洞悉到法国入略越南的最终目标是侵略中国，而国内却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激烈纷争。张之洞实在是坐不住了，他曾在这年2天共上奏5个长折，详陈已见。1882年4月的一天，连上2折：一是《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预防折》，针对法国图越窥滇，兵势已成，建议应急作预防；二是《请遣重臣驻粵筹办越事片》，建议李鸿章为两广总督，统筹战略。同年11月的又一天，再上3折：一为《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折》，奏陈战守事宜17条；二为《法患未已不可罢兵折》，驳击投降派的休战和谈论调；三为《越事关系大局请断自宸衷片》，直陈当今急迫时势。

1884年6月，张之洞怀揣“两广总督著张之洞署理”上谕离京，经天津过上海达广州，主持抗法战事。张之洞少年时代在贵州兴义府（今安龙）曾师承胡林翼学过军事知识，熟知治军之道。此时得以运用，绩效彰显。他一面调和内争、凝聚合力，一面启用良才、激发将士，一边关注组织两广防务，一边全力支持福建、台湾、云南等省抗法部队。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凭籍镇南关大捷、谅山大捷，取得了中法战争的胜利，他从而也赢得了“张香帅”之赞誉。然而，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推动下，中法战争最终以《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为结束。中国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却以自身权益被损的失败结局告终。历经中法战争，目睹“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事实，张之洞悲恨不已，仰天长叹息，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实力，将无法在国际舞台拥有一席话语权，更谈不上保护好自已的国家。要保国家，须强实力；要强实力，须重实业；要重实业，须兴教育。张之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而清醒地感悟到这一道理。

张健安先生在《张之洞传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中有这么一段阐述，最能体现张之洞当时的心境：“从中法战争的痛苦中，张之洞还进一步看到：签署这一和约不仅仅是因为清廷中枢的主和意识，更关键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实力的确太差了。倘若台湾战场也像越南战场那样得胜，清政府何必非要签约；倘若中国的海军力量果能对抗法国海军，清政府怎会底气不足；倘若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果真能超过或相当于列强的力量，清政府又何必总是提心吊胆地环顾自已的疆土，生怕被吞吃呢……说到底，种种失利，最关键的因素是实力。”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7月-1895年4月）。距中法战争结束不到十年，中国又爆发了近代史上一场堪称悲壮惨烈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接替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主持南洋军务（1894年11月至1896年2月）。虽未亲赴前线直接参与中日甲午战争，但一直在筹建军务、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献计策、力主战、反主和。据史料记载，为支援前线将士，张之洞在镇江、扬州、清江、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13处，在南京设江南转运总局。威海危急之际，主动为守军送去快枪1000支、子弹100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曾致电诚谢：“我公统筹全局，谋国之忠，与为之厚，诸深钦佩！”《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张之洞多次电奏朝政，疾呼痛陈：“万不可允，恐从此中国不能自立。”“倭约各条，贪苛矿甚。”“战不及战，守不及守，和不及和，即欲暂避亦不避，倭性凶狠，不比西洋，其祸岂堪设想！”“水师不能再振，陆军亦不能自主，中华何以立国？”“意在吞噬中国，非仅割占数地而已。”最终，中日甲午战争还是以中国赔款失地、丧权辱国而苍凉收场。这一惨败的战争教训，让张之洞再次猛醒：中国必须变法自强，必须向“兵强国富”的西方国家学习，必须走教育救国之路！

随后，张之洞向朝廷上疏《吁请修备储才折》，阐述中国务即在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大力施行变法自强。同时，他还提出9条改革举措，初步构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自强战略：编练陆军、重建海军、修筑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兴工制造、派员出国考察、预备巡幸之所。张之洞1893年11月创办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1895年12月于江宁（今江苏南京）组建自强军，均以自强命名，可见其对自强的深悟和践行。

增实力，图自强，必兴教育。张之洞在《咨南北学院调两湖书院肄业诸生》中阐释：“维持世道，首赖人才，人才之成，必则学术。”在《劝学篇·序》中写道：“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在《劝学篇·益智》中论述：“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指出：“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方今时局孔亟，事事需材，若不广为培养，材自何来？”张之洞还明确提出：“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造就人才为一切政治之根本，培植之法全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此时的张之洞，已经有了自已教育救国的系统思维：维世道——强国势——造人才——需学术——兴教育——办学校。

张之洞对教育的关注和重视，已提升到了国家强盛的战略高度。其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专门在奏章赞誉张之洞：“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

二  设学

兴教育才治世，务当建校办学。此乃古今定论。

北宋思想家、教育家胡瑗在《松滋儒学记》中阐明已见：“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学校是教化之本，是师儒之职，是郡邑首任之责，是成天下才之根，是致天下治之源。

“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之处。”“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张之洞非常明白这一道理。一天，他在继续创作自已的《劝学篇》。静静地端坐在书案前，铺展纸张，迎着习习清风，深深吸气，提笔挥书“设学”标题后，再举笔蘸墨接着写下去：

今年特科之诏下，士气勃然，濯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

当之无愧，上副圣心者盖不多觏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

为日未久，经费未集，兴办者无多。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

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游学

外洋之举所费既巨，则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识

已定者，始遣出洋，则见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

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

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

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

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

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

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

张之洞在《劝学篇》专设一章“设学”，阐述自已创书院建学堂办学校的初衷原由、顶层设计、制度建设、难题破解等。不广设学堂，人才何求？不办学兴教，国何以兴？他深刻认识到，“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不然将“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比喻何其精当！思想何其敏邃！

张之洞的顶层设计更是直观明了：“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如何设置、应当学习什么，他也讲得一清二楚。

张之洞坚持问题导向，务实提出：“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有着持续数十年办学经验的张之洞，接着就给出了解决办法：“先以书院改为之。”“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十之七以改学堂，留十分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等等。抓深入，抓具体，很有针对性，颇具操作性。

可以这样设想张之洞当年写作《劝学篇》时的情境：多少个日星月夜的冥思苦想，多少次添油拨灯后的铺纸提笔，悠悠岁月里的思想积淀，绵绵风雨中的办学经历，一切过往，仿如昨天。

那一刻，窗外的历史时空，一幕幕幻灯片式地在张之洞的心室中展陈。他也不曾想到，当年的义举，谱写了中国教育新篇章。

1869年，时任湖北学政，在湖北武昌创建经心书院。张之洞仕途生涯中创建的第一个书院。

1874年，时任四川学政，在四川成都创建尊经书院。这是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也是张之洞仕途生涯中创建的第二个书院。

1883年，时任山西巡抚，在山西太原创建令德书院。1902年，与晋阳书院合并，建山西大学堂，成为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和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一同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这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也是张之洞仕途生涯中创建的第三个书院。

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在广东广州筹建广雅书院，次年6月建成开学。1903年，与湖北自强学堂、两湖书院和上海南洋公学（今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并称全国“四大书院”。这是张之洞仕途生涯中创建的第四个书院。

1890年，时任湖广总督，在湖北武昌创建两湖书院。因经费主要出自湘、鄂两省茶商捐赀，故名“两湖书院”。1903年，改称文高等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不久再改称两湖总师范学堂。这是张之洞仕途生涯中创建的第五个书院，也是最后一个书院。以后创建的皆称学堂。

1893年，时任湖广总督，在湖北武汉创建自强学堂，即今天武汉大学的前身。

1898年，时任湖广总督，在湖北武汉创建设农务学堂，即今天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同年，在湖北武汉还创建了工艺学堂，即今天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的前身。

1902年，时任湖广总督暂署两江总督，在江苏南京创建三江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最后衍生出了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河海大学。2002年，江苏省政府分别给这9所大学赠送了一尊特别文物——百年鼎，庆祝建校100周年。

…………

1903年，他自京城返回武昌，顺道回南皮祭祖，捐出朝廷给他的5000两赏银，再加上数年来积累的12000两廉俸，筹建慈恩学堂。4年后建成投用。这是张之洞毕生中创建的最后一个学堂，现为河北省南皮第一中学。

踏上仕途，每到一地，主政一方，建校兴学都是张之洞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和行动实践。据不完全统计，从1869年张之洞创建第一个书院经心书院起，至1903年筹建最后一个学堂慈恩学堂止，34年间，他一共创建了5座书院、52座学堂（包括湖北师范传习所、武昌蒙养院），衍生出来的现代大学18所，除以上提及的16所大学外，还有西北工业大学（可追溯到1938年的国立西北工学院，1946年国立西北工学院迁至咸阳。1950年更名为西北工学院。1952年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在南京组建华东航空学院，1956年迁至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10月，西北工学院与西安航空学院合并组建西北工业大学）、第五军医大学（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先后更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华东军区医学院、第三军医学院、第五军医大学）。其中“985”大学4所，分别是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同时，还创造了教育史上的“6个中国第一”：

1902年创建的湖北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

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

1903年创建的湖北文普通中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公办中学。

1903年创建的湖北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公办学前教育学校。

1904年创建的湖北师范传习所，是中国第一所教师进修学校。

1906年创建的湖北女子师范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

张之洞毕生创建的学校，从数量、质量以及历史影响，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堪称罕见，甚至独一无二！

一个有家国情怀的教育家，办学的艰辛、付出以及执守，其心里最为清楚、最有体味、最能感触，当然也将会被世人铭记、传承、点赞。

张之洞的学生张继煦后来回忆时说：“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

张之洞刚到任湖北学政时，看到当地书院陈旧破败，难承文教使命，于是大力倡导创办经心书院。他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从选址用地、图纸设计、建材采购、工程建设，全过程参与、全链条监管，资金吃紧时，慷慨捐出俸银，确保书院建成投用。

他在四川创建尊经书院后，了解到图书紧缺，严重制约学子学业，他又慷慨捐出巨额俸禄，购买四部书数千卷，置于尊经阁中，供师生阅读，解决了书院的“缺米之炊”。以致于后来离任时，路费不够，只得售刻万氏十书经版，才能携家人踏上回京之路。回到京城不久，又逢自已生日，喜欢小饮的张之洞尴尬至无钱买酒的境地，最后还是夫人典当衣服为其买酒庆生。

张之洞的2次诗文感慨，让我们在绵绵酸楚中又对其钦佩不已。

第一次是他创建经心书院三年后，时年三十四，给妹妹写了一首诗：“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

第二次是夫人典衣买酒为其庆生后，他真实而简洁地记录了当时的万般情愫：“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衣为置酒”。

张之洞不仅热衷于自已办学，同时又大力支持别人办学。这是一个教育家的另一种精神境界。

据《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一书记载，1902年，清朝颁布了高等中小学堂章程，命令各省把书院改办学堂。黄炎培与张访梅、陆逸如等几位同学好友联名公呈上海川沙厅同知陈家熊，请将观澜书院改办为川沙小学堂。当时陈家熊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予批准。无奈之下的黄炎培就带上好友张访梅，“在1902年冬天，冒大风雪，坐着长江轮船到南京向两江总督衙门投文。张之洞立即批准，川沙厅吏无可奈何，转而表示讨好，不但书院准改办学堂，还将院有田产，全充小学堂基金。”

     典故不少，此不赘述，一例足矣。

三  兼学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明确提出了“学堂之法约有六要”，首要就是“新旧兼学”。他认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即中学，新学即西学。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处理好新学与旧学关系的最佳路径就是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张之洞的话来说，就是“由传统学术中求致用，转变为由中西学术中求致用。”

如果将中西之学比喻为人之左右手，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编程制作“张之洞与中体西用”的小视频：张之洞静静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默默地凝视遥远的西方，凝心静气，气沉丹田，双手以“中体西用”之式，轻轻地推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扇门。

张之洞曾这样描述自已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状态：“图新时者言新学，虑言道者守旧学，莫衷一是。旧学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非薄名教之心。”欲优时态，当文化启智、教育润心。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围绕着体和用这一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概念，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而理性的思考：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

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

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

无害为圣人这徒也。”

“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

也，非工艺也。”

“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

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

通西方者矣。”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

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

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

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

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

“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其西

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

用之哉！”

        …………

中体西用，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核心要义。中学主内治身心，西学主外应世事。中学为静不可变，西学为动当变通。中西结合，以中为先；体用贯通，以体为主；内外兼修，以内为基；动静互动，以静为本。这就是中体西用的哲学思维。以这一哲学思维为主导，张之洞进行数十年的实践探索。

张之洞践行中体西用以创建书院转为创建学堂为明显标识。他一生创建的5个书院，最后一个是到任湖广总督第二年（1890）创办的两湖书院。最开始书院开设的是经学、史学、理学、文学4门课目，属典型的“中学”。12年后，也是他创作《劝学篇》后第4年的1902年，他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并将课目改为8门：经学（附道德学与文学）、史学（附国朝掌故）、地理学（附测绘学）、算学（附天文学）、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前4门为“中学”，后4门为“西学”，中西均衡和谐，合乎中庸要义。

张之洞创建的学堂，多以西学为主。署理两广总督时于1887年创建广州水陆师学堂，应当是他创建的第一个学堂。1889年，又在学堂增设“洋务五堂”，主要讲授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5门新学科，开启了张之洞大办洋务教育历史篇章。

张之洞1893奏呈设立自强学堂时述文：“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学生先以二十人为率，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与考。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为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

小学、中学、大学，开设什么课程，学生应该学习什么，张之洞遵照中体西用的思想，都有着自已的顶层设计。他在《劝学篇·学制》中这样写道：

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

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方言

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

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

两三等，期满以后，考其等第，给予执照。国家欲用人才，则取

之于学堂，验其学堂之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

在张之洞创建的书院、学堂中，中体西用思想至今仍得以系统传承和完美再现的可能当数广东省广州市的广雅中学。

走进广雅中学，便可看到一尊坐西向东的张之洞全身铜像，张之洞身穿清朝官服，左手捋着胡须，右手拿着西方书册（不是中国古籍线装书），凝视远方，作行走状。这尊塑像的巧妙设计，契合地彰显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每年秋季学期开学，广雅中学都要组织初一新生到张之洞塑像前举行拜师礼停工。全体同学依照礼节，向广雅创办者张之洞铜像、师长及同学行礼：一拜先贤，见贤思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再拜恩师，登堂入室，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三拜同窗，善则相劝，过则相规，互为师友。 

广雅中学不仅是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全国“百年名校”，成功创建国际化窗口学校，被授予“广州市基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试验基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人才。这是中体西用文脉传承的最好见证。

当年的广雅书院，时人尊呼张之洞为张广雅。今天的广雅中学，师生敬称张之洞为洞爷。

中体西用，兼学有道。张之洞当年办学兴教的理念、举措，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不拘一格选育才。办学校，得招生。招到优质生源，对办好学校至关重要。敢破善立的张之洞，在招录选才上不循常规、不拘一格，视才为本、量才录取，为一些有着某种专长特长的学生通往成长之路敞开着另一扇校门。据《清史稿》记载，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1874年，四川井研籍学生廖平参加院试，答卷不按八股行文，“破题”按格式例为2句，廖平文章却写了3句，试卷自然被阅卷人作为废卷处理。张之洞检查落卷时，发现廖平文章的解题不同寻常，细加批阅，赏识其才，拔居第一，补县学生，选调进尊经书院学习。后来廖平1879年中举人，时隔10年中进士，先后著有《今古学考》、《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起起穀梁废疾》、《释范》、《知圣篇》、《辟刘篇》等，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经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国近代经学大师。

——开放交流倡游学。教育当有开放意识、交流行径，这也是教育发展之所需。张之洞当时所提的游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留学。他在《劝学篇·序》中指出：“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同时，还专设一章“游学”加以详尽论述。古代中国有“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等等。今之国外有“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俄之前主大彼得，愤其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余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等等。于是，得出结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輶轩问答教方法。作为大学士、教育家，张之洞是深谙读书学习之法的，同时也是期望广大学子熟知掌握运用的。作为读书人，最基本的是要知道应该读什么书、怎么读书。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写的《书目问答》、《輶轩语》正好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书目问答》是一本关于目录学的书，书中为学子开列了应阅读书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经典著作。在他所开列的2000多种书目中，也包括不少西方书籍，如《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地球图说》《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新法算书》《几何原本》《勾股义》《泰西水法》《代数术》《曲线说》《数学启蒙》《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这也体现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早期思想。《輶轩语》教学生如何读书治学，是一部阐释读书方法论的工具书。张之洞在书中提出了“读史八法”：宜读正史；宜先读《四史》〔《史记》《汉书》《后汉》《国志》〕；宜读《通鉴》；宜读《通考》；宜专精一种；宜读表志；忌妄议古人贤否、古事得失；忌批评文章。在“通论读书”一节中，专论“读书十一法”，为学子指点迷津，分别是：读书宜求善本；读书宜博；读书宜有门径；读书贵博贵精尤贵通；读书宜多读古书；读古书宜分真伪；读书宜读有用之书；读书不必畏难；读书勿诿记性不好；读书勿诿无书、无暇；读书期于明理。江西巡抚李文敏这样评价《輶轩语》：“导迷之宝筏，治病之良药。”梁启超读过《书目问答》《輶轩语》后，不胜感慨：“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

——基础教育以养正。张之洞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官员，一定深知“蒙以养正”的经义，一定深知基础教育的重要。“初等小学为养正始基”，他非常重视发展基础教育。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公办幼儿园湖北幼稚园，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公办中学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他把武昌城内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片区，设初等小学43所。同时又在武昌城东西南北中5个方向分别设立东路高等小学堂、西路高等小学堂、南路高等小学堂、北路高等小学堂设、中路高等小学堂。张之洞当年创办的两湖书院，后来成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现是全国名校武昌实验小学，校训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践行“新自然教育理念”。如今，在武昌繁华的街头，在武昌实验小学侧门，还镌刻着张之洞当年题写于两湖书院的楹联：“古昔盛时崇文兴化，大贤能事在气与言。”

——师范教育强师资。张之洞认为，广泛兴办中小学堂，需要大量的老师，若老师未经专门的师范教育，不懂得教育理论、学科素养、教学方法，便不能胜任中小学堂的教育教学任务。解决这一问题，“惟有专力大举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要”。1902年创办的湖北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1902年创建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是中国最早设立的高级师范学堂。1904年创办的湖北敬节学堂，专门培养幼儿教师；创办湖北育婴学堂，专门培养学前幼儿保育员。1904年创办湖北师范传习所，专门培训师资力量，是中国教师进修学校的开端。1905年湖北省城创建的6所支郡师范学堂，分府录取，为各地培养合格师资。同时，他还创办了两湖总师范学堂、湖北女子师范学堂等几十所师范学校。在他的带动引领下，至1909年，全国各省各级各类师范学堂共有415所，师范生28572人。

——实业教育促自强。实业兴国，教育救国，必须大力发展实业教育。既是政治家又是教育家的张之洞，对于发展实业教育更是有着自已思考和路数。他在《劝学篇》中设有农工学、兵学、矿学等专章，论述发展实业教育的战略思考和具体措施。“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然化学非农夫所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谊设农务学堂。”从1887年创办的第一所实业学校广州水陆师学堂开始，张之洞陆续在广东、湖北、江苏、江西等地创建了电报学堂、农务学堂、蚕桑学堂、工艺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商务学堂、储才学堂、武备学堂、水雷学堂、军医学堂等一系列新式学堂。更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是，他还在日本办起了湖北驻东京铁路学堂。兴办实业学堂，助推实业教育；实业教育发展，助力业兴国强。

历史一直在铭记着为人类发展、社会进步付出心血、作出贡献、影响未来的人。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之一。我们也将会一直记住他、点赞他。

“他创办的大量的新式学堂，应是整个中国教育近代化大厦的羟基石，而新学制的确立和科举制的废除，则开创了整个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张之洞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似不为过。岂止如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张之洞教育文存》这样评价张之洞。

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中说：“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  会通

会通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这样解读会通：“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经典制度。”就简而言，会通即领会融通；深究其义，会通实为认知事物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路径，通过对事物运动规律和内在联系，找到相互关联的会合贯通之处，作出下步之策。

    历代学者多有从多维角度、不同领域研究践行会通，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宋代史学家郑樵从史学角度解读会通，指出史书编纂体例与原则，旨在裁减史料，会聚古今，通融为一，使史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避免古今悬隔、人事迭出、叙述不当的弊端。

明朝天文学家、历学家、数学家徐光启从天文学中西比较角度阐释会通，他于1631年呈崇祯皇帝奏折《历学书总目表》中写道，“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现当代历史学家周一良提出了“深义的文化”概念。他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通过“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共同东西”，这就是文化会通的具体体现。

现当代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张岂之在《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为题，专文论述会通。他认为，会通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具有着3个重要特点：一是善于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能看到其他学派与自已学派的不同点、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已的理论原则、又能纠正自已理论上的不足，使之“与时偕行”；二是不排斥域外的思想文化，而是力求了解它，并吸收它的优长处，以与本地文化相融合；三是会通不是轻易可以达到的，需要有长期艰苦的研究，开拓学术视野，在不同思想观点的论辩中才能逐步达到这个境界。

历经风雨、饱读诗书的政治家、教育家又是怎样理解会通的呢？

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这样诠释会通：“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会通重在通。这一点，张之洞深受《易传》影响。《易传》多认为，通则变，变则通，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关联。“《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张之洞在《劝学篇·会通》中开篇就说，“《易传》言通者数十”。接着阐明自已的观点，什么是通，什么是不通，不通的后果将会是什么？

《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为通。难为

浅见，寡闻道，是为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

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

张之洞是基于新旧之学、中西之学，通过讲古论今、比较西方，多个角度来论述会通之义的。他指出，西学有格致之义、化学之义、农学之义、开矿之义，树林部之义、商学之义、体操之义、报馆之义等等，中学的很多事理都是“通西法之要指”的。比如，“《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又如，“《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这就是新旧、中西之学的会通。如果没到真正做到新旧之学贯通、中西之学联通，就会出现三种结局：一是自塞，“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二是自欺，“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三是自扰，“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

就中体西用自身来讲，会通也是一种变化中的调整、动态中的调和。不调整让其不能适应形势需求，不调和让其找不到矛盾事物之间的平衡点，如此而来，则会出现寸步难行，此路不通，发展不下去。

从张之洞创建的学堂名称及课目设置来看到，开始他是多趋向西学的，并且认为，要学好西学，必须先学好西洋语言文字。自强学堂开办3年后，他调整了最先设置课目，停办格致、商务、算学，全部改为方言（学习西洋语言文字）。他指出：“查西学既极邃密，西书又极浩繁，探讨诚非易事。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即无从会通博采。”倡导学堂以学习西文为主，主要学习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和日文，学生只能在闲暇时读此国学经典，汉文老师给予辅导即可。戊戌变法后，学生受到维新思潮影响，不时闹出事件，张之洞的深入思考后，认识到还是要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最便捷、实用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加强汉文学习，传承国学，赓续儒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教导汉文老师们：“所有中学教习，不独讲明经史，课作论说，尤必须约束诸生，率循规矩，时时切加训迪，勉以修身立品、成材报国之道，令其忠爱廉耻之心，勃然奋发，方能力争上流，储为大器。”

1907年，张之洞奏请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合并建设为存古学堂，兴学国粹，传习中学，把根留住。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写道：“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扶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凡此皆所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情性，东西洋强国之本原，实在于此，不可忽也。”

张之洞是从文化教育改革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会通的。文化与教育既不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事物，也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是一个共同体、互联体。文化教育，以文化人、以教育人，教育离不开文化的启智润心，文化离不开教育的赓续传承。没有离开教育的文化，也没有离开文化的教育。

中体西用，文化教育的一种会通思想。会通，是一种思维，也是一种路径，更是一种精神，它不仅源于文化现象，还归于教育规律。

从文化会通，到教育会通，再到文教会通，只因有了中体西用。

开启中国近代教育对内深化改革之锁、对外开放之门的中体西用，只因中国出了一个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