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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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光辉
一
八岁之前，我住在都昌县狮山公社株树村的乡下，那是个有着六百余年历史的古村落，也是母亲家族世代栖息之所。印象里，第一次和父母出远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临近年关的一个清晨。母亲四点就起了床，先帮我穿好衣服，随后再次仔细检查要带去南昌的礼物，确保没有遗漏。祖母早已熬好了稀饭，蒸了红薯，还煮了鸡蛋，我们简单吃了些当作早饭。牛叔帮我们把带给南昌亲戚的礼物捆扎结实，有都昌本地特产豆参、花生、银鱼等，还有一床新弹的棉花被子。
父亲盘算着带上了来回的路费，自觉够用了。祖母又悄悄塞给母亲一些钱，让她备着应急，还嘱咐道：“出门在外，要穷家富路，到了南昌，想买啥就买，别太节省。” 那时家里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父母有工资，祖父有退休金，还在家坐诊行医，祖母在乡下接生也有收入，虽说孩子多，倒也宽裕。凌晨四点半，我们出门，祖父依照都昌家乡风俗，放了一挂鞭炮。牛叔挑着一担礼物走在前头，母亲提着两个包跟在后面，父亲是北方人，不太习惯挑担和提重物，只好背着我走在中间。祖父母一直把我们送到 “岭上”，再三叮嘱父母出门要注意的各种事项，还特意交代牛叔，一定要把我们送到中馆公社，看着我们坐上了车才能回来。
从狮山公社株树村到九江，得沿着乡村土路徒步 14 公里到双桥公社（如今已改称中馆镇），然后才能坐车前往九江。我们摸黑打着手电筒，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去狮山公社所在地的岔道口。路旁有个水泥亭子，大家走得累了，便在那儿歇脚。
当年，亭子周围林木郁郁葱葱，好几里内荒无人烟，只能听见附近树木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让人心里直发毛。亭子外，有 “绿火” 闪烁，几条像狗的动物一直在远处徘徊，不敢靠近（多年后，我问母亲，才知道当年跟着我们的是几只豺狗）。到了张家山村地界，渐渐有了人烟，天色也慢慢亮了起来。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些狗形动物，突然消失不见了。父母和牛叔因为一路行走，脸颊冻得红紫，棉帽和衣服上沾满了细小的冰粒，大人们嘴里呵出团团白气，眉毛和胡子上都结了一层 “白霜”。
放眼望去，田野白茫茫一片，远远看去，就像盖了一层厚厚的 “棉花被”。在这个俗称 “大寒” 的季节，估计气温有零下好几度。我一直趴在父亲背上，手脚冻得麻木。母亲似乎察觉到我的不适，让父亲把我放下来自己走路。天色大亮，我的步子小，跟不上大人的节奏，一会儿走，一会儿小跑，身体很快就暖和起来。
过了叶家港村，我的背部出汗了，母亲从包里掏出毛巾，解开我的棉袄，帮我擦拭汗水，稍作休息后，又让我继续走路。就这样，我们一路走到了双桥公社。父亲先去农机站买票，得知 9:30 有去九江的班车，便让牛叔回去了。
二
20世纪70年代末，景湖公路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市县级柏油公路。从景德镇去湖口、九江的班车会经过双桥公社（现改为中馆镇）。双桥公社是个重要站点，都昌县东部的南峰、芗溪、狮山、万户、中馆 5 个乡镇，近 10 万人要通过这里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沿途村庄的村民，祖辈大多在景德镇从事与瓷器相关的劳作或经商，市乡两地往来的人很多，这里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
父亲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把行李放在班车顶架上，用网罩住，做到人货分离。汽车 9:30 从中馆公社准时出发，从中馆公社到九江专区所在地大约 90 公里，正常情况下，3 - 4 小时可以到达。汽车开得比较慢，时速在 30 - 40 公里，一路走走停停。中午12点，我们到了湖口县城的渡船码头。班车要在这里过鄱阳湖，所有人都得下车等轮渡。车辆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听前面的司机说，原来有两艘渡船对开，其中一艘在检修，现在就只有一艘渡船来回摆渡。以往两艘渡船同时运行时，15分钟就能过湖，现在每次来回要半个小时以上，而且一次只能渡八辆汽车。
司机见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就让大家在湖口县城街上随便逛逛，下午3:00以后再到渡口集合。到了下午，湖面上刮起大风，渡船抗风性能差，就连唯一的一艘渡船也停运了！班车司机让大家把行李取下来，各自散去，等明天风停了再过江。父母听了这个消息，打算发电报去南昌，告知对方我们可能晚一两天到。后来又听路人说，下午3:30湖口有大轮船去九江，如果坐船从鄱阳湖走长江，逆水而上到九江码头，也就三个多小时。
父亲当机立断，决定转坐轮船去九江。他一手背着我，一手拿着包袱，让母亲挑着行李，我们一路小跑到码头售票处。售票处大厅里人山人海，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离船开的时间不足半个小时，估计很难买到票。父母正发愁，这时，父亲看到有人从售票房间侧门进去，不一会儿就拿着船票出来了。
父亲对母亲说：“让儿子也挤进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买到票。” 母亲说：“儿子太小了，又不会说普通话，怎么跟人交流啊。” 父亲蹲下身子，耐心地跟我交代买票的事，我点点头说记住了。父亲给了我五元钱，让我守在售票处侧门口，等门打开有人进出时，赶紧进去找售票员买票。门很快开了，我如愿挤了进去。可一进门我就傻眼了，里面有好几个窗口对外售票，我都不知道该去哪个窗口买，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之前想好的台词全忘了。站了一会儿，也没人理我，工作人员都在忙着自己的事。
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鼓足勇气，向离我最近的一个阿姨开口说要买票。一位售票的阿姨惊讶地说：“咦，怎么有个小孩进来了，出去出去。” 我一着急，吓哭了，边哭边说：“我要买票。” 旁边另一位售票员阿姨说：“算了，这孩子也不容易，卖给他票吧。” 接着问我去哪里，我摇摇头，脑子还是乱糟糟的，原本想好的普通话全忘了。就在售票员阿姨快没耐心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是坐车过渡去九江，因为风浪太大，轮渡不开了。售票员问：“是不是要去九江？” 我赶紧点头。又问我买几张票，我又懵了，答不上来。售票员阿姨又问：“你们家来了几个大人，几个小孩？” 听到这个问题，我才反应过来，急忙回答：“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售票员给了我两张票，找了我2.6元钱。
出了门，父亲欣喜若狂，一个劲儿夸我：“儿子有出息！” 母亲也满脸喜色。这时，湖边轮船的汽笛声响起，像是在提醒要开船了。我们刚离开售票大厅，就听见里面有人说：“去九江的船票卖完了，停止售票。”上了船，终于安稳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坐船，心里有点小激动，这儿瞅瞅，那儿看看。父母庆幸赶上了这班船，不用再在湖口停留，既省钱又省时间。按行程估计，下午5:30能到九江，如果顺利，还能赶上18:30最后一趟去南昌的火车。船上，母亲拿出祖母煮的鸡蛋，去船后的窗户接了些热水泡了泡。
肚子早就饿瘪了，从早上出发，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都没吃东西。吃了几个水煮鸡蛋，肚子却好像还没饱。可船上的饭食要钱，母亲连五毛钱一碗带菜的饭都舍不得买。到了九江，我们坐公交车去火车站附近，很顺利地买到了最后一趟发往南昌的火车车票。这趟火车是快车，大约四个小时就能到，听说慢车要六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还是那种绿色车身的老火车，跑起来风驰电掣，尤其是鸣笛声，隔老远都能听见。火车里大人小孩都有，大人们很快找到了聊天的伴儿，小孩子则在车厢里打打闹闹。我静静地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树木和房屋，心里直犯嘀咕：“这些树木和房屋怎么会移动呢？” 火车很快就到了德安县城，车子要停十几分钟，父亲下去抽烟，我也跟着下车。车站上都是行色匆匆的旅客，也有像父亲这样下车透透气的老烟枪。
我一下车，寒风扑面而来，冻得受不了，赶紧退回车厢内。火车停了没多久，就听见外面有哨子声，父亲进了车厢，紧接着，火车哐当、哐当，慢慢启动，然后飞速行驶起来。晚上10点多，我们到了南昌火车站。姑妈家离火车站大约1.5公里，在火车站的东面。出了站，母亲挑着担子，父亲背着我，跨过铁轨抄近路走。还好这个时代有路灯，在昏暗的小巷子里，父亲轻车熟路，很快就找到了干休所的姑妈家。我困极了，趴在父亲背上睡得正香。
姑父姑妈刚从丰城回来不久，他们这批老干部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丰城县，最近才返城。组织上给他们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待遇，按级别和资历，每两户人家分了一栋大小不一的两层苏式结构别墅，楼上楼下各住一户。因为姑父姑妈子女多，就选择住楼下。整个后院被姑父围成一个大院子，还盖了厨房、猪舍、鸡舍，种上了蔬菜。
三
第二天起床，父亲在外面扫院子，姑妈做好了饭，走到床边看我，顺便叫我起床。我不会说普通话，但姑妈带着东北口音的吉林话我能听懂，和父亲说话的腔调差不多。虽说第一次见面，能感觉到姑妈对我的亲近。父亲这次带我来，也是姑妈全家五六年来人最全的一次相聚，大家难得这么齐整。父亲和大表哥上午要杀猪过年，我和小表侄在一旁看大人们杀猪。
中午，我见到了传说中的姑父，一下就感受到了他身上的威严和凌厉之气，这和姑妈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姑妈慈爱，姑父更多的是严厉。打小，我就听父亲讲过姑父的往事，说姑父戎马一生，12岁就参加了红军，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着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身上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见到姑父，我们这些小孩子瞬间就不敢吵闹了，乖巧得很。我很少见姑父笑，可他对我父亲特别好，拿出好烟好酒来招待父亲。姑父因为身体原因，姑妈平常不让他抽烟喝酒，难得碰上高兴事儿，才会和父亲小酌几杯。几杯好酒下肚，便能听见他爽朗的笑声。我和母亲说的都是都昌乡下的土话，只有姑妈能听得懂。姑妈拿出好多糖果给我，那些糖果和乡下的硬质水果糖不一样，都是好糖。我舍不得吃，找来牛皮纸把它们包好，想着留着带回乡下。
在姑妈家待了几天，便要去大伯家。姑妈在所里叫了一辆包车（伏尔加轿车），送我们前往新建县望城公社的步校（南昌陆军步兵学校）。我从未去过军校，以往只在电影镜头里见过军营大院。步校的整个大院，无论是建筑还是树木，都排列得整整齐齐，士兵们排队行走，步伐整齐划一，气势十足。父母亲要来南昌，大妈一家早就知晓，并做好了接待我们的准备。我和父母亲来到大伯家，看得出父亲是最开心的。父亲也好些年没见到大嫂和侄子侄女这些亲人了。大伯一家刚从福建前线调回江西不久，这正是姑妈最乐意看到的。王家分分合合将近三十年，这下好了！王家三姐弟终于都在江西了，往后见面就方便多了。中午，大伯下班后回来，我第一次见到穿着笔挺军装的亲人。大伯面容和善，和父亲的样貌神态极为相似。大伯对我很好，安排小堂哥带着我在军校营区内四处转转，让我体验军营文化和生活，这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那以后，我便特别向往军营生活。
在大伯家，父亲亲自下厨烧菜，他的厨艺赢得了所有人的一致称赞。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父亲这般开心的模样。在大伯家住了几天后，又到了告别的时刻。大伯安排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回南昌。临走时，大伯把家里积攒下来的军装和大衣收拾了一大包，让父亲带上。大妈则塞给我母亲50元钱，让母亲买些布料做身衣裳。
在姑妈家又住了几日，姑妈给父亲准备了一大堆年货，每个人都有礼物。临走时，姑妈见我穿的布面硬底鞋子有些单薄，双脚都生了冻疮，便让大表嫂把给她儿子刚买的翻毛皮鞋拿给我穿。大表嫂虽有些不情愿，可也只能把鞋子拿给我母亲。母亲拼命推脱，直说要不得。姑妈说道：“乡下条件差，买不到好鞋子，她孙子随时可以去百货大楼再买一双，你就把鞋子拿去！” 母亲这才接下。
五
天气好的时候，从南昌回都昌，坐轮船是较为便捷的出行方式。腊月廿六日一大早，姑父叫了辆车，送我们到南昌港轮船码头。他帮我们买好回都昌的船票，还亲自送我们上船。
70年代末的冬天，赣江边的清晨格外寒冷，靠岸的水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飘荡的风雪给裸露在外的各式轮船护栏裹上了一层亮银色的冰层。行色匆匆的乘客背着大包小包，无序地挤进厚厚的驳船，验票后，再跨过甲板进入轮船。踏上轮船中部船舱过道，往左走是前舱，前舱是设有对应座位的二等舱位，能容纳100来人；往右走是后舱，后舱是不对应座位的二等舱位及后厨房，可坐40 - 50人；去往楼上则是一等舱位和工作人员办公区，一等舱位能坐20来人。
从南昌出发的轮船，主要开往都昌、鄱阳、余干、丰城四个地方。除了去丰城是逆水而上，前往其他三地的轮船都是从赣江顺水而下，驶入鄱阳湖。去都昌的大轮船中途会停靠新建的昌邑和永修的吴城等地，顺风的话，大约7 - 8小时就能抵达都昌县城。从南昌沿赣江到吴城这段行程很顺利，轮船走走停停。快过年了，船上人很多，上上下下的，船舱内拥挤不堪，好在我们有座位。到了中午，父亲去后舱厨房售饭窗口买来米饭，大大的蓝边碗里，米饭和菜堆得高高的。可能是饿极了，我一个小孩子竟然吃掉了大人分量的米饭，打心底觉得船上的饭菜特别好吃。在计划经济时代，出门在外买食物需要粮票和钱，所以船上的米饭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坐船的大多是农村人，既没有粮票，也没有多余的零花钱，只能就着热水啃红薯。我们吃米饭，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下午两点，船过了吴城，便进入了鄱阳湖。估计轮船驾驶员想抄水路近道，没完全按照航道行驶，结果轮船不小心搁浅了！轮船挣扎了许久，却动弹不得，就停在鄱阳湖中间的草洲上。风雨夹着雪籽灌进船舱，更糟糕的是，轮船驾驶员为了省油，把发动机也关了，船上的供暖没了，舱内温度瞬间降了下来。
不一会儿，风雪就在船的甲板和护栏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在那个没有通信的年代，四周不见任何船只经过，船上乱作一团，夹杂着小孩的啼哭声，每个人的脸色都十分紧张，都觉得可能会冻死在船上。父亲赶忙把包裹里的新大衣和保暖衣服全拿出来，给我和母亲穿上，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冷得厉害。整个船舱外一片死寂，外面的气温估计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风力4 - 5级，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直熬到下午6点多，终于有一艘帆船经过。船老大赶紧和对方喊话，希望帆船能拉我们大船一把。帆船上的老大起初不太愿意，觉得拉不动。
后来见船上有不少老人和小孩，担心这些人在水面上会冻坏，毕竟人命关天，这才答应用绳子拉着试试。拉了好几次，轮船在自身动力和帆船的合力作用下，却依旧纹丝不动。帆船的老大都打算放弃了，准备解绳子离开，说要到都昌港找船来救援。
六
后来，我们船上有人提议，让大人们都上帆船，给轮船减轻重量，说不定帆船就能拉动轮船了。经过协商，大人们全都上了帆船。通过转运部分人员，轮船减轻了重量，在两艘船的共同努力下，轮船终于缓缓启动，后来彻底摆脱了困境，大伙一片欢呼！大人们重新回到船舱后，轮船又继续朝着都昌驶去。晚上9点多，轮船抵达都昌县城，比预计到达时间晚了五个多小时。父亲带我去他单位的宿舍住（父亲当年在都昌县血防站工作），打算第二天回家过年。
腊月廿七日，父亲一大早去车站买票，顺便买了早餐回来，带来个不好的消息。因为临近春节，车站班车少，运力不足，到乡下中馆的汽车停运了！只有上午10点钟去三汊港公社的车还有票。
父亲买了这趟车票。从三汊港公社到狮山公社株树村，有八九公里小路，还有两公里的水路，我们东西多，不好拿。母亲发愁道：“这可怎么办呢！” 父亲说：“先上车，到了三汊港再说！”汽车中午就到了三汊港公社附近。父亲在街上雇人帮我们把东西挑到鄱阳湖边的铁炉村。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愿意去，但要两块钱，父亲答应了。两个小时后，我们走到了铁炉村的湖边。当时湖边没人划船摆渡，大家都在家过年。父亲去周边村里找人送我们过湖，许诺给两块钱渡资，这才有人愿意划船载我们。母亲觉得价钱太贵，有些舍不得。父亲说：“来回要划两个多小时，不贵。” 母亲这才不再说什么。
过了鄱阳湖，到了狮山公社西湖渡村，离家还有三公里。父亲对母亲说：“你去村里找个人给家里送信，让牛叔带着大儿子（我大哥，当年十五六岁），再拿上扁担来西湖渡村接我们。”母亲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去附近西湖渡村找人给家里送信。母亲曾和祖父在这一带行医，认识当地村民。村民派了一个半大的小孩去我们村送信，母亲给了小孩一些糖，小孩很高兴。到了下午五点多，牛叔和大哥来接我们，帮我们把担子挑回了村上。
这是我第一次和父母出远门，坐了火车、轮船、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感觉像做梦一样，经历了许多，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回来后，我下定决心要学习普通话，这样今后才有机会走得更远。
后来，父母每年都会带我去一次南昌，直到1985年后父亲去世。再后来，母亲去南昌时由我陪同，我负责充当普通话翻译，安排路上行程。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单独往返于南昌和都昌两地，直到1991年后，我彻底离开都昌，到南昌生活。但对这趟探亲之路，我记忆格外深刻，也觉得特别美好，无比怀念和父母亲同行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