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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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光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清楚记得陈南平当年的样子。脑袋微微歪着，嘴角叼着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狗尾巴草，衣服最上面两颗扣子总是敞开着，露出一点脖子，一副谁也管不住的“痞子”模样。可偏偏就是这个看着“流里流气”的少年，每次我被镇上的农村孩子堵在巷口推搡时，他总能攥着根木棍从拐角冲出来，把我护在身后，梗着脖子喊：“他是我兄弟，你们动他试试。”他是我少年时代最矛盾的存在，却也是我最踏实的依靠。
一
1981年的芗溪镇，是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镇上的街道狭窄而热闹，两旁是低矮的平房，供销社门口总是围满了人，大家在这里买生活用品，谈天说地。镇上的孩子们穿着简单，脸上都是纯真的笑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和南平的友谊悄然生根发芽。
那一年，我跟着父母搬到芗溪读小学，第一天就遇见了陈南平。我们俩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异乡客”。他父母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我父母在卫生院工作，两家单位隔着一条马路；更巧的是，我们都是“商品粮户口”。那时候镇上大多数孩子是农村户口，他们说着我们听不太懂的本地话，课间总凑在一起玩我们没见过的游戏，我们俩就像两个落单的影子，自然而然黏成了分不开的伴儿。
他有个大一岁的哥哥，说话做事都很稳重，跟他完全是两种性格。南平就像团烧得旺的柴火，眼睛亮得像星星，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身上总带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劲”。放学后我们最爱在供销社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玩，看他父亲坐在竹椅上，跟南来北往的商人递烟聊天，看乡下渔民从鄱阳湖打来的野生鱼。总能看见我俩从供销社跑进跑出，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两个背景相似的孩子，就这样在异乡小镇里，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同盟。
二
我们的性格就像两块刚好互补的拼图。他总爱干些“出格”的事，抢过街上小朋友的棒棒糖，把人逗哭了，转头又掏出一毛钱让人家去小卖部买两根。偷偷溜进农户菜地摘黄瓜，被主人追着打，转头却把家里穿旧的衣服，悄悄送给镇上最穷的同学。这种带着痞气的善良，让他在孩子堆里特别受欢迎。我则是军人世家的血性，平时话少，可谁要是欺负他，我就敢抄起教室后排的板凳冲上去。
有一次他和高年级的“刺头”抢乒乓球台，被堵在操场角落骂。我正好路过，没多想就把书包砸了过去，喊：“有本事冲我来，别欺负他。”后来他总搂着我的肩膀说“你比我还猛”，其实他不知道，我只是怕他吃亏。我们从没闹过矛盾，他总说佩服我的“勇往直前”和做事的担当，我则羡慕他的“圆滑豪爽”。他父母是商人，耳濡目染下，他天生会和人打交道，镇上卖零食的阿姨、修自行车的大爷，都是他的“熟人”；而我性子犟，只对喜欢的人掏心，不喜欢的就懒得搭话，可偏偏和他成了最铁的“磁石”。
三
那时候大人们总爱说些口是心非的话。我母亲每天都念叨“南平那孩子太野，别被他带坏了”，可每次听见南平在门口喊“光辉，上学喽”，她总会多盛一碗米粥，再夹一碟腌菜，笑着让南平“快进来吃点，垫垫肚子”。南平的母亲也总跟我母亲抱怨“你家光辉把我家南平带得更淘了”，转头却让南平拿些布票、煤油票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重要票据给我。
每次医院来了新疫苗，我母亲会让我喊南平来。我跑到供销社，“快去叫你哥和妹妹来打预防针，晚了疫苗就没了，等下次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南平一听，立刻跟着我往卫生院跑。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哪是真怕我们“学坏”，他们只是心疼我们在异乡没个伴，怕我们孤单。那份“互相撑腰”的情谊，他们早就悄悄放在了心里，用一碗粥、一张票，默默护着我们。
四
初一那年，我先去了南峰中学读书，不太适应，初二又转回芗溪中学。消息传到南平耳朵里，他当天就到我家，大声问：“你真的转回芗溪中学了吗？去二一班吧？我也在这个班！”我说“我跟老师都不熟”，他拍着胸脯说：“怕啥，校长我都熟，我去找校长说！我爸跟他喝过酒。”
后来我才知道，二一班班主任管得严，我母亲早就跟校长打过招呼，就算南平不去，我也能顺利进去。可他偏不放心，第二天一早就骑着自行车带我去找校长，跟校长说：“我跟光辉从小一起长大，得在一个班，互相照应。”
开学前几天，他还扛着我的芦苇席子去学校占铺位，在铺位用粉笔画了条线，对着想抢位置的同学说：“这是我兄弟的位置，谁也不能动。”开学那天，那个靠窗、能看见操场的好位置，果然空着等我。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带我串班，向每个班的同学介绍：“这是我兄弟光辉，以后他有事，你们多照应。”不到一个月，全校都知道“陈南平的兄弟转来了”。
真正的义气，从不是嘴上说说，而是你转学，他非要跟你同班；你怕生，他拉着你认识所有人，把你的难处当成自己的事。
五
我家离学校有五公里，走路要一个多小时，遇到下雨更难走。南平兄弟俩有辆旧自行车，是他父亲淘汰下来的，车链总是吱呀作响，还挺沉。从我来了以后，他每天和哥哥先骑车到学校，再让哥哥把车给他，他骑着车折回来接我。车后座载着我，他蹬得满头大汗，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却总说：“你不重，一点也不累。”实在看他累了，我就骑车带他，遇到上坡，他会跳下来，推着自行车和我一起冲上去。
我们读的是寄宿学校，吃住都在学校，一周回家一次，口粮也是一起吃。他家条件好些，每周能带腊肉、咸鱼，我家只有咸菜和萝卜干。但他从不计较，每次打了饭，端着碗就坐到我旁边，夹块腊肉放进我碗里：“你家的咸菜下饭，我爱吃，咱换着吃。”零花钱也是一起用，他的零花钱比我多，总塞给我一些皱巴巴的毛票：“我用不了这么多，大家一起花。”现在想起那个画面，两个半大的少年蹲在操场边，分着一个馒头，数着毛票，阳光晒在身上，却觉得比后来任何一顿大餐都香。
六
高中后，我们就分开了，他去了县里的中学，我去了中管高中。但几十年来，联系从没断过。他生意做得顺的时候，来南昌总会特意打电话给我，拉着我去吃饭，每次都是他抢着买单，说“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有钱”；我回都昌，他知道了，会带着一群朋友来接风，搂着我的肩膀说“光辉，还是老样子，没变”。
变故是后来的事。他做房地产，扩展太快，资金链断了，还卷入了民间借贷。有朋友问我：“南平那么难，你借了多少钱给他？”我答：“一分没借。”朋友很奇怪：“你们那么铁，他怎么没找你？”直到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想起刚结婚那会儿，南平来我家，塞给我一个信封，说“你刚结婚，用钱的地方多，缺钱就说，别跟我客气”。那时候我才刚买房经济有些紧张，却不好意思接。原来我们都一样，宁愿自己扛下所有难，也不想拖累对方。他跑路前没找我，不是忘了兄弟，是怕我为难。就像当年他帮我抢位置、接我上学、分口粮时，从没考虑“值不值”，只想着“不能让兄弟受委屈吃亏”。
他失联已经十几年了。我偶尔去芗溪镇，总会绕到供销社和芗溪中学，看看他父母曾工作过的地方和中学的旧教室。仿佛还是那个夏天，他歪着头叼着草，拍着我的肩膀说：“光辉，你是我兄弟，一辈子的。”那一刻，我的眼眶不禁湿润，曾经的欢笑和泪水仿佛就在昨天。
或许，真正的友谊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在那些岁月里没说出口的惦记，他怕我走路累，骑五公里自行车来接我；怕我受欺负，拉着我认识所有人；怕我被拖累，跑路前连电话都没打。我们最终都成了彼此记忆里那个“不想连累对方”的少年。而那句没说出口的“保重”，大概就是我们给这段友谊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