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如山

父亲离世二十三年了。提笔想写他的念头萦绕心头许久，却总踟蹰于笔墨该落在何处。是描绘他的面容，还是细数他的生平？岁月流转，父亲的形象反倒在我心中日益清晰、高大——他是沉甸甸的山，是我们后辈为人处世永恒的坐标。为何这般说？只因他身上闪烁的几道光芒：

第一束光，叫公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凭着娴熟的杀猪手艺，被望江公社供销社招去做了临时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肉摊案板前，是口腹之欲与手中权力的直接碰撞。百来斤的猪算三等，肉价七角三分一斤，珍贵得很。乡亲们常牵一根绳子把养大的猪送来，带走的却是一副下水、几斤猪油和四五斤“奢侈品”——这点肉，往往是过节、办喜才舍得解馋的开荤。案板上下，若有私心，油水不难。可父亲心中那杆秤，比他手中的杀猪刀还锋利。顾客指哪儿，他就一刀落下，斤两不差分毫——“回家尽可套称！”，这是他无声的底气。不论亲疏贫富、男女老幼，他皆一视同仁。案板就是他的界碑，银钱账目清晰分明，从无短差。乡亲们信他，领导（王艳求、程金应）也赞他。从分店做到公社总店，案板上的风骨从未动摇。他常说，那简单却厚重的话，刻进了我的骨头里：“做公事，手要伸得直。”

第二束光，叫坚韧。

我生于1960年，刻在记忆底层的印记，是挥之不去的饥饿。大哥早已分家另过，家里仍挤着七口人，局促在长不过两丈四尺、宽仅九尺的一间破屋里。柴米油盐，每一分都是大山。父亲像头不知疲倦的牛，用血肉之躯驮起这个家的重担。天未亮，他便消失在晨雾里，去老远的深山砍回一担沉沉柴禾；日头下，又扛着农具，为挣那点稀薄的工分在田间汗流浃背（在供销社换工分，那是后话了）。人多粮少，有限的工分换不回活命的吃食，唯有“省”。省的法子，便是与土地抢夺生机。野菜成了救命草：米新菜扯回来，剁碎拌进微薄的米粉里蒸成粑粑，那丝甜味，是童年最深的慰藉；苦涩的野菜，经沸水滚烫、日头暴晒，成了盘中的苦菜干、锅里杂粮饭的伙伴。饿——是刻骨铭心的感觉。每日只得两餐，长夜漫漫，空瘪的肚肠发出咕噜噜的抗议，在黑夜里格外清晰。衣裳总是大的穿了小的接，缝缝补补，省下的每一分铜板、攒下的每一粒粮食，都化作了建房时的一根木椽、几块砖瓦，支付着匠人的工钱饭食。就这样，靠一身筋骨，靠极致的省俭，父亲硬是撑起了一间半的栖身之所，让七口人有了虽陋却安的屋檐。

第三束光，叫传承。

从我懵懂记事起，父亲便执拗地将那份根植于传统的孝悌刻印进我的血脉。每年正月初一，铁打不动，必定牵着我的手，带我到汪家的叔叔婶婶、哥嫂家中。拜年，不是作揖了事，而是双膝沉沉地跪落尘埃，那份庄重里是对长辈至高的敬意。去外婆家，更是闲不住。田间地头，总有他默默劳作的身影，帮着外婆侍弄庄稼，替她扛起力所能及的辛劳。对村里年迈的老人，他也总是留一份心，看见能搭把手的活儿，便默默地伸手。对我们几个孩子，则倾注了无尽的慈爱。难得一星半点的荤腥、一口精细吃食，父亲的目光总会柔柔地落在我们身上，“你们吃”。这份无声的推让，比山珍海味更暖。岁月侵蚀着他的力气，在我县城读师范时，他已是一位64岁的老人。可每次步履蹒跚地出现在县城，那颤悠悠的扁担从未缺席——一头挑着乡下编织的篾货沿街叫卖，一头又担回价廉的米糠返家。篾货换来的钱，成了我求学时的嚼谷。更忘不了那个冬天，父亲竟用这零碎血汗钱，为我添置了一件崭新的黄卡叽布军干服。手指拂过那笔挺的布料，想象父亲在摊前点数篾货钱币的模样，我心中那片少年对戎装的向往，第一次被父亲沉默的爱，熨帖得如此踏实而滚烫。

他走了二十三年，但那案板前笔直的腰杆、饥饿年代里如山的身影、老迈时仍为我挑起的沉甸甸的担子，连同那句朴素到震撼的“做公事手要伸得直”，早已融入我的血肉，成为我心底永远挺立的丰碑。父爱无声，却足够轰鸣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