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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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命运的戈壁风沙迷眼时，总有人为你举起火把；而真正动人的，是接过火把的人，最终活成了燎原的星火。”题记。
凌晨五点半，克拉玛依的天刚撕开一道灰白的缝。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图书馆前，沈专已经捧着课本站在路灯下。风卷着戈壁的沙粒打在她脸上，她却浑然不觉，嘴唇翕动着默背专业术语——这个习惯，从高中时那个借手机电筒背书的清晨，一直延续到了大学。
与此同时，陕南晨雾缭绕，安康学院的宿舍楼仍浸在寂静里。汪子涵摸索着戴上电子助视器，屏幕上的文字被放大到极致，只剩色块般的模糊轮廓。他凑近屏幕，鼻尖几乎碰到玻璃，手指在课本上缓慢移动——这是他从小学一年级起，便练就的“读法”。
一个困于家境，一个限于视力，两个年轻人在追逐希望的路上，踩着不同的荆棘，朝着同一个方向跋涉。
沈专的家庭始终在“精打细算”中挣扎。父亲在建筑工地打零工，收入时有时无。高中三年寄宿就读，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代课老师记得，有次下大雨，沈专的球鞋全湿透了，却坚持上完晚自习才回家。
“我知道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收到中国石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她既喜且忧。父亲蹲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烟，第二天一早就出门借钱了。
那个夏天，焦虑像藤蔓缠绕着她。“这样的好事，真能轮到我？”当汉滨区“万企兴万村”曙光助学金管理办公室的资助电话打来时，她正在地里帮父亲干活，眼泪砸在禾苗上，洇出一小片湿痕。“就像走夜路时突然有人递了盏灯。”后来核实信息时，工作人员发现她连银行账户都没有，资助款暂存同学卡里。她在日记里写：“这盏灯不仅照亮了路，还让我敢抬头看星星了。”
5000元资助款到账那天，她先给父亲买了双防滑鞋，剩下的仔细分成学费、生活费，用信封装好，标上日期。入学时，旧帆布包里除了衣物，还有那张印着"曙光爱心助学"的资助证明。
汪子涵的视力问题，是在小学一年级被发现的。那时他坐在教室第一排，却突然看不清黑板上的字。父母带他跑遍西安、北京的医院，最终确诊为青少年黄斑病变。
“医生说这病目前没法治愈，但也不会继续恶化。”他说这话时，语气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0.01的视力意味着什么？他看不清同学的脸，课本上的字必须贴在眼前才能辨认。可他从不说“放弃”。那台老旧的电子助视器总在关键时刻罢工：屏幕突然变暗，或卡住不动。
“他的课本比谁的都破。”班主任感慨。汪子涵的书卷着边，页脚沾满汗渍——那是他埋头苦读时留下的痕迹。但他的笔记却工整得惊人，“怕老师看不清，更怕自己忘了”。
2024年高考，他以超过一本线5分的成绩成为全校的"奇迹"。填报志愿时，他放弃了外地重点大学，选择本地的安康学院。“去太远的地方，光适应环境就要半年”他解释，“我想把时间省下来学习。”
“天上掉下来”的助学金，解了他更换助视器的燃眉之急。旧设备的屏幕早已模糊不清，拿到新设备那天，他在宿舍来回踱步，手指抚过清晰的屏幕：“现在，我能看清未来的路了。”
如今，沈专的大学生活比高中更忙碌。她担任学习委员，组织小组讨论；周末去社区辅导站，帮中学生补习功课。“我想成为递灯的人”"她说，“就像曾经有人为我做的那样。”
汪子涵的专业课成绩稳居前五，还主动报名宿舍楼层志愿者，帮同学收快递、带饭。有人问：“你自己都不方便，为什么还帮别人？”他笑着指指助视器：“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两个年轻人，一个在西北戈壁，一个在秦巴山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逐光”的意义。沈专的日记里写着：“希望从来不会静止，它会流动。你接住一束光，再把它送给别人，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