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红花的“羊”

那天，镇里开乡贤座谈会，李老板被安排在第一排，胸口别着绸带，上书“回馈家乡楷模”。闪光灯噼里啪啦，镇长亲自把花别上去，顺手替他整了整衣领，低声一句：“李总，二期工业园指标，就看您给文化广场添多少瓦了。”声音轻得像拍灰尘，却重得让他差点没喘过气。红花在镜头里艳得滴血，李老板只好把腰弯成一只成熟的虾——照片登报时，标题叫做“赤子情深”。

会后，秘书悄悄递来一张折成豆腐块的纸：文化广场预算缺口 38 万，已按“自愿认捐榜”排序，榜首空缺，正等他落笔。纸上没有抬头，没有公章，连日期都懒得写，却盖着半枚淡淡的唇印，不知是印泥未干，还是刚喝过茶。李老板捏着那张纸，像捏着一张未写金额的罚单。

夜里，他把红花摘下，挂在仓库的灯绳上。灯泡昏黄，红花在风里转，转得他心里发空。那花真好看，像小时候母亲别在羊耳朵上的红布条——逢集日牵去卖，布条一飘，买主就知道是“自家养的”。如今布条变成了绸带，羊变成了企业，集日变成了招商季，而买主依旧笑容可掬，只是手里握着的不再是钞票，而是“乡贤荣誉”“示范名额”“绿色通道”。他忽然明白，自己早就是那只被牵上集的羊，区别只在于耳朵上的布条换成了胸口的花。

第二天，李老板把那张折纸原样放回秘书桌面，什么也没写。秘书抬头冲他笑，他也笑，两人都没提文化广场的事。可没过多久，他的环保验收被“加严”，银行授信“需补充材料”，孩子就读的实验小学“名额紧张”。没有一句话提到红花，也没有一句话提到缺口，就像没有人真的在意羊想不想赶集。

红花还在仓库里转，转得李老板开始失眠。他想起老王的三只白山羊，想起功德碑上鎏金的名字，想起那句温柔一刀的广告词——“灯火亮起时，愿与诸君同辉”。他终于懂了：那盏灯从来不是为他亮的，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他脖子上的红布条。

公益的羊圈越来越大，锦旗越挂越密，羊却越来越少。终有一天，当最后一只羊被戴上大红花，镜头里就只剩下一群拍手叫好的人，和一条空荡荡的绳子。

再没有人记得，绳子原本是用来牵羊的，还是用来放风筝的。